千家駒

1936年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常委。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全國工商聯、中國財政學會、中國金融學會顧問，中國錢幣學會副理事長兼《中國錢幣》主編，民盟第一至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中遭到嚴酷迫害。1991年3月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議，鑒於他嚴重違反政協章程，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民盟中央決議撤銷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職務。后回國居住在深圳，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歲。

著有《中國的內債》《新財政學大綱》《中國貨幣發展簡史》《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廣西經濟概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等。

1909年8月生於浙江省武義縣。

1926年17歲時考進北京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參加中共地下活動。

1931年，他是“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強烈譴責南京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後來在南京被捕，押回北京。北大非常學生會成立時，他被推舉為主席。

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他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廣西大學教授，《中國農村》《經濟通訊》主編，香港達德學院教授。

1936年千家駒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理事。

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從事民主運動，並為《大公報》撰寫社論。后回廣西，在黃姚與歐陽予倩等辦《廣西日報》昭平版。勝利后又去香港，辦《經濟通訊社》，兼達德學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南方總支部秘書長。

1949年參加籌備並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職。他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美國洛杉磯。

千家駒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領導，對鄧小平理論表示堅決擁護，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歡欣鼓舞。

後由美國返回祖國，居住在深圳。

千家駒先生住院期間和去世后，李瑞環、丁石孫、王兆國、費孝通等領導同志和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問和哀悼。

年屆80的時候，由於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磯的千家駒，仍如此回憶他的青年時代和新中國建立初期時的感受：“回想我們青年時代，為了社會主義在新中國的實現，九死一生，顛沛流離，但我們從來沒有後悔過。”他還說，“我雖不是黨員，周恩來總理是把我當成自己人看待的，因為我追隨黨一輩子。”

與大多數那一輩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千家駒也逃脫不了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運動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在各民主黨派當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駒儘管是漏網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為他的“右派”言論作檢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眾鬥爭。那時，他甚至“決心了此殘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殺，被救后又表示後悔。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到：“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改造，日後他把那段生活形容為“啼笑皆非，動輒得咎”。

“文革”過後，千家駒以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國政治舞台。隨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國政協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一度在北京舉行的“兩會”逐漸成為了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並為大眾傳媒所關注。也在這時，千家駒成為頗為著名的公眾人物，因為在每年召開的“兩會”上，他是一顆“明星”。

千家駒這時“出名”，因其在“兩會”上“敢言”。比如，針對當時國家及地方教育投資欠債過多、知識分子待遇過低，他談到知識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齡五十歲、一家五口人、工資五十元”，將知識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盡致。事隔多年之後，一位當年在現場採訪的記者仍不忘當時的情形：講了30多分鐘，掌聲30多次。

千家駒當時力議，把基本建設投資壓縮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長教育經費一倍，真正把教育當做生產投資，當做硬任務，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作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僅僅局限於研究生、大學生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