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

小說虛構了一個叫受活庄的地方，這是一個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殘疾，他們視健全者為另類。主人公柳縣長想用重金購買列寧的遺體以發展旅遊經濟，結果受活庄被柳縣長發現了，於是，這個由殘疾人組成的村莊開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受活庄的村民們通過組建“絕術團”，到處巡迴演出，紅遍了方圓百里。最後卻以悲劇收場，村民的錢被搶劫，柳縣長的荒唐舉動也受到了懲罰。

在前蘇聯解體的時候，《參考消息》登了一個100字左右的小消息，有幾個政黨覺得應該把列寧遺體火化掉，而蘇聯共產黨覺得應該把他留下來。當時的政府說沒有保存他的經費。閻連科看到了這個短新聞，心靈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和衝擊，因為是列寧的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帶來了希望。一位革命鼻祖式的人物生前死後的命運，令他想到了很多問題。

20世紀50年代長江發大水的時候，武漢人扛著沙包去抗洪搶險，沙包里全是沙子和石灰，石灰見水突然蒸發的煙霧，會把人的眼睛蒸瞎。有一大批因為這個原因而導致雙眼失明的人被當地政府安置在一個村莊里，蓋了兩棟樓，叫盲人村。

通過一個一百字的報道和盲人村，加上閻連科長時間的思考和對社會的觀察，最終在一年的時間裡，閻連科創作完成了《受活》。

茅枝婆

茅枝婆是所謂的“革命烈士後代” ，但她和革命的關係雖源遠流長又有些噯昧不清，茅枝婆的母親是一個資深紅軍，在部隊中生了她，母親一度蒙冤被打成“叛徒”，后被平反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茅枝婆也就成為烈士後代，成為“最小的紅軍女戰士”，在一次戰鬥中，茅枝與戰友失散，在一個墓地里躲避敵人時，又被紅軍排長強姦。悲憤交加的她在一個人流浪的過程中被一個叫“石匠”的受活人挽救並留在了受活庄。留在受活庄的茅枝婆一度和石匠結婚生女，革命意志消沉，英雄無用武之地。隨後發生的入社、“鐵災”（大鍊鋼鐵）等災難使茅枝婆的革命理想一個個破滅，她對權力和組織失去了信任，並陷入深深的懺悔和自責之中，從革命烏托邦的積極追隨者變為堅決反對者。

柳鷹雀

小說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柳鷹雀。這是中國式權力文化培育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官場畸形兒。柳鷹雀生於飢荒年（1960年），原是一個被爹媽遺棄的孤兒，是社校（“社會主義教育學校”的簡稱）劉老師的養子，人稱“社校娃”，從小接受馬列主義經典和官廳社論的教育。精通權力運行之道的養父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臨死前，他給柳鷹雀一把開倉庫的鑰匙，倉庫里有教導柳鷹雀飛黃騰達的技巧。養父死後，柳鷹雀運用各種手段步步上升，很快當上了縣長。

主題思想

從作為故事隱含線索的茅枝退社事件來看，作者是在有意回顧一段歷史，一段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歷史。在這段革命歷史里，受活庄經歷“大躍進”時期，村裡的糧食被外來的圓全人搶光。緊接著“紅罪”時期來臨，紅衛兵到訪受活庄，村民被輪流拉出去批鬥，很多人因此喪命。有著“革命血統”的茅枝原本想要帶領受活庄入社，進入“鄉民的天堂”，卻讓受活庄經歷了浩劫。由此造成茅枝入社與退社的矛盾，也可以很好地解釋茅枝厭惡縣委書記柳鷹雀的原因。克爾凱郭爾指出，“反諷的意義不在於個體的存在，而是整個形態下的整個現實”。作者將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史作為一個源點，從而折射出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整個革命史。生活在農村的人們在經歷了互助組、合作社的短暫的糧囤足滿的日子后，接踵而至的“大躍進”和“文革”卻讓他們一貧如洗。革命的意義在於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締造全新的社會夢想，然而現實與理想卻相去甚遠。

小說在追溯革命歷史的同時更是將當下鄉土中國的境遇展露無遺。在國內經濟持續發展，沿海沿江經濟帶保持高增長態勢，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的社會節奏下，作者將視線轉入內地，轉入山區，對豫西耙耬山脈下貧困的雙槐縣加以關注。可以說，雙槐縣只是鄉土中國的一個縮影，像雙槐縣這樣的貧困地區，在中國還有很多。作者所要關注的就是生活在這樣空間相對封閉，但是已經受到全球化浪潮影響的普通人。柳鷹雀這樣一個尋求發展雙槐縣經濟，想要擺脫貧困縣帽子的縣委書記也想順應時代的潮流。他希望通過購買列寧遺體，修築列寧紀念堂來拉動雙槐縣的經濟。這樣一個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帶著他的理想主義精神最終幻滅在追逐時代的路上。但是不難看出作為中國鄉土環境中的一分子在面對時代潮流時所存在的焦慮感。作為縣委書記，他必須要帶領他的領導班子完成脫貧的帽子，以提高他的政績，而這樣的解決方式就是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以茅枝婆為代表的經歷過“革命洗禮”的老一輩，面對新一輪的“革命”所表現出來也是焦慮。當絕技團已經習慣了外面的世界不想回來，受活莊裡的人不想呆在受活庄，也想加入絕技團到外面去賺錢，甚至連自己的外孫女也不願意在退社的協議上按手印的時候，茅枝婆所表現出來的焦慮更是不言而喻的。她所管理的受活庄正受到外來新的一場革命的影響，如同當初她看到外面的世界在熱火朝天的大搞農業互助組、合作社一樣，革命遺留下的陰影使她害怕捲入這場新的“革命”中。

面對21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給鄉土中國帶來的焦慮，作者試圖在他的反諷敘述中對抗全球化的浪潮。柳鷹雀購買列寧遺體的偉大計劃失敗了，最後雙腿被壓斷，成為殘疾人留在受活庄。茅枝婆終於完成了她三十多年來的訴求，成功退社，絕技團的殘疾人們也都回到受活庄，受活庄似乎回到了平靜。閻連科以這樣一種反諷式的結局，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金錢至上的現實社會。仔細探究作者如此的用盡筆力去對抗一個不可能勝利的強大對手，以巨大的反諷結局呼喚受活庄的人“回家”這樣的設計，不難發現整部小說“奇崛而弔詭的故事設計，正是表達了對鄉村中國乃至人類命運的無以訴說的絕望和悲憫。”

藝術特色

《受活》突破以往現實主義文本創作的兩大關鍵正是具有中國地域色彩的文本內容與作者對荒誕誇張手法的變形運用兩相結合，才產生了奇詭陸離、亦真亦幻、令人匪夷所思的藝術效果，似乎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中開闢出新的天地，至少在小說叢林中是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在這部作品中所表現出的“狂想”既不完全是主觀生活，也不是客觀生活，而是活躍在兩者間的夢想意識的實現。在《受活》里作者閻連科杜撰了兩個夢想：一是在健全人世界之外一個獨立的殘疾人世界“受活庄”。既有由入社到退社的歷史，又有庄人掙錢——遭搶——夢醒返鄉的現實遭遇；二是柳縣長的政治狂想與迷亂，由產生到破滅到蘇醒過程。所以從該小說的內容機制來看，絕不能僅僅簡單的用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閱讀程式加以解讀，而是更應注重其夢幻性和象徵性。在作品中，作者為營造荒誕、神秘物事，在某些部分不時的設置一些物象和奇聞異事，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神秘色彩。

閻連科在《受活》的敘述語言中融合書面語和口語、普通話和方言，對地方方言的大膽開掘和運用，對民間語言的采寫和再造，都是一種努力的學習和嘗試。首先《受活》整個作品神秘荒誕氣息的傳遞是通過文字來實現和完成的。不同的作家帶有不同的語言個性，或者說，語言實際上就是作家的一種風格《受活》的語言舒緩、自然，平易近人。用閻連科自己的話來說“，希望讓語言回到常態的語言之中。”擺脫以往敘事者那種居高臨下、字正腔圓的宣告姿態，使視點和口氣降低下來，像說話、聊天、講故事般與聽者促膝長談，親密無間，拉近了敘述者與傾吐對象之間的距離。

《受活》在敘述形式上與之前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各卷、章節還有頁碼的設置都採用單數，不用雙數。在傳統觀念中，雙數表示一種吉祥寓意，單數則預示著不祥，所以小說對於單數的偏愛，也就預示了某種不幸。再就是絮言。絮言原本是指鬆散的語言，圍繞中心思想的發散描述。但在《受活》中，絮言的作用不止如此，它佔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具體的作用有以下幾個：一是對文中出現的具體方言詞語的解釋。比如小說的名字受活，就是豫西人最常用的北方方言，意思是享樂、快活，也含有苦中作樂的意思。第二個作用是解釋與詞語相關的事件，交代事情發生的原因和背景。這個作用更為重要。比如絮言部分介紹受活庄，就用很大的篇幅來描寫受活庄的來龍去脈，在介紹入社和紅四時也非常詳盡。而有些絮言甚至獨立成章，比如第一卷第五章的絮言——死冷，第五卷的五、七、九、十一章的入社、紅四、天堂日子和鐵災等都以絮言的形式出現，它們共同構成了小說發展的一個歷史背景。也就是說，閻連科試圖以這種形式將歷史與現實黏合起來，以達到敘述的完整性。但在粘合的過程中，卻又不免地產生了罅隙，使文本有一種分裂感。比如我們把絮言的背景進行置換，不寫“大躍進”“文革”這段歷史，而是寫民國時期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彷彿也能行得通，這就造成了絮言敘述的歷史和正文之間的某種斷裂，絮言不是一個充分且必要的存在。就此看來，閻連科試圖用絮言形式進行創新的同時也存在著不小的缺陷。

《受活》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第二屆“21世紀鼎鈞雙年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2003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被《南方周末》評為30年來10部最優秀作品之一。《受活》日文版獲日本國際推特文學獎首獎。。

當代作家李洱：《受徠活》有一種呼嘯山林的悲壯，有一種血氣，有一種牛糞上盛開的惡之花似的妖冶迷人。這是極限的書寫，也是極限的閱讀。

當代人文學者劉再復：說《受活》把荒誕推向極致，便是說它充滿奇詭的把席捲中國的非理性的、撕心裂肺的激情推到喜劇高峰，令人震撼。但《受活》的奇還不在於此，它的奇還在於寫得非常冷靜，讓讀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劇，而是非常透徹的精神真實。

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組委會：《受活》是一部具備探索性、試驗性的小說。它對特殊歷史時期的整體把握，既真實生動又出人意料，作品對深度的追求使它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部優秀作品，是一部特殊歷史時期的“民族精神史”。

閻連科，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獄》、《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風雅頌》、《四書》等十部，中、短篇小說集《年月日》、《黃金洞》、《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等十餘部，散文、言論集十二部；另有《閻連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他國內外文學獎項20餘次。

入圍2013年度英國曼布克獎短名單，並獲得第十二屆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其作品被譯為日語、韓語、越南語、法語、英語、德語、義大利語、荷蘭語、挪威語、以色列語、西班牙語、塞爾維亞語等20種語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駐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