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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淪
郁達夫創作的短篇小說
《沉淪》，是20世紀20年代郁達夫創作的早期短篇小說，亦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時即震撼了當時的文壇。該小說以郁達夫自身為藍本，講述了一個日本留學生的性苦悶以及對國家弱小的悲哀。
1915年，郁達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名古屋大學）。1919年畢業后，郁達夫從名古屋前往東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讀書四年的生活體驗寫下了此篇作品《沉淪》。
1998年，名古屋大學在豐田講堂前，為郁達夫和他的小說《沉淪》樹立了一塊郁達夫文學碑。文學碑以福建廈門產的花崗石造成，碑面一側嵌有穿學生服戴學生帽的郁達夫鑄像，鑄像下刻有“郁達夫”三字。碑面另一側刻有“沉淪”兩個大字。
主人公是一位在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顯然有郁達夫自己的某些影子在內。
《沉淪》小說封面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末尾這痛徹肺腑的呼喊，升華了作品的愛國主義主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境界和文學格調，同時也沖淡了作品中多處出現的性描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小說中“我”的感傷，大多是由於所謂的“憂鬱症”導致的敏感、多疑、偏狹，很難都推到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支那人”的歧視上：因為“我”不僅是感到“日本人”對自己的冷淡而發出復仇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親的兄長，也會反目成仇，因此與其說是由於祖國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視社會原因使“我”產生痛苦，不如說是由於“我”本人的性格弱點使自己產生痛苦，是一種病態的痛苦。而郁達夫所描繪的傷感中，也包含了有所不幸、有所苦悶即大大發作的性情中人和浪漫主義。
郁達夫小說慣用第一人稱“我”，這個“我”並不僅僅是起到講述故事或者勾連情節的作用，在一些作品里“我”竟至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情緒由“我”起伏波動，情節由“我”而發展變化。同時，這個“我”並不僅僅是作者個人，而是相當典型的概括出了“零餘者”即正直、善良、清貧的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
名古屋大學，郁達夫文學碑，紀念小說《沉淪》
郁達夫在《自序》中說：“《沉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裡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這一段話既闡明了小說的主題，也概括了作品的主要內容。通篇著力描寫與渲染的就是憂鬱、苦悶、性……
但是，無論是在郁達夫的《<沉淪>自序》中，還是發表在《小說月報》（1922年2月10日第13卷第2期）的茅盾的通信里，都提到了《沉淪》這部小說在所謂的“靈肉衝突”方面是失敗的，反倒是茅盾提出該小說在描寫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心理狀態的發展方面，作者是成功的。
《沉淪》小說封面
郁達夫由於所處的社會黑暗透頂，周圍的環境光怪陸離，個人遭遇又頗多挫折與磨難，所以顯得比常人更複雜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激憤與哀怨並存，有時甚至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感傷情調。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性格的複雜性，其實就是（或者說標誌著）人性的豐富性。
郁達夫
郁達夫是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在文學創作的同時，還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其文學代表作有《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懷魯迅》等。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七日，郁達夫被日軍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