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琨

蔡繼琨教授（1912－2004）祖籍台灣彰化，生於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金井鎮塘東村。曾祖父蔡德芳是清台籍進士，祖父蔡谷元是縣拔貢，父蔡實海，叔父蔡實魁是秀才。日本侵佔台後，全家離台到泉州府，他出生於福建泉州市，畢業於廈門集美學校高級師範，后赴日本東京帝國音樂學院留學，1936年以管弦樂作品《潯江漁火》獲得國際交響樂曲公募首獎，是我國第一位獲得國際大獎的交響樂作曲家，開創中國音樂家在現代交響樂創作領域的先河。

蔡繼琨先生自幼天資聰穎，能詩善文及書藝，加上母親管教有方，從小便得“天才”雅號。先後就讀於泉州佩實小學（現政通小學）、集美小學、廈門雙十中學。在雙十中學，蔡繼琨擔任了學校銅管樂隊的隊長。中學畢業，蔡繼琨先後在廈門集美水產航海學校和商科學院就讀，后又轉考進入集美高級師範專科學校音樂專業，在這期間，他編導並演出了話劇《一片愛國心》，從那時起，他的一生就和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2年，蔡繼琨以全省會考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從集美高級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畢業后曾留校任管樂隊教練。這一年，他又考取了福建省官派公費留學德國的資格。1933年，蔡繼琨改赴日本帝國音樂學院，跟隨日本著名的音樂教育家大本正夫、鈴木鎮一和奧地利籍指揮家約瑟夫·羅秦史督克（Joseph Rosen-stkck）教授學習理論作曲與指揮，廣泛接觸了巴赫、茲差爾特、李斯特、肖邦、德彪西等音樂大師的音樂作品，並親自演奏，在優美的旋律中感悟樂曲的無限張力與魅力。

1936年，國際作曲家協會在日本舉辦“現代交響樂曲作品”比賽。在得知這一消息后，蔡繼琨漸漸升騰的創作之火，日益在心底燃燒。他已不滿足於單純地演奏別人的作品，他決意要從一個單純的學習者和演奏者，向作曲家的方向邁進。

從童年時期開始，潯江點點漁火、片片漁舟、純樸的民風與如絲如縷的南音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就這樣，受過系統的音樂教育的蔡繼琨，用西洋音樂的技巧、中國民歌的音調，寫出了中西合璧、獨具一格的管弦樂處女作――《潯江漁火》。它既不同於經典的西洋音樂，又不同於中國傳統音樂，獨具一格。這部作品充分展現了蔡繼琨的音樂才華。幾經角逐，《潯江漁火》從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樂曲公募首獎”。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國際交響樂作曲首獎，在日本引起了轟動；消息傳回國內，音樂界人士備受鼓舞。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首部作品就獲得了國際大獎，這不僅僅是奇迹，在現代中國音樂史上也是絕無僅有。一個響亮的名字――蔡繼琨，出現在海內外各地的報紙雜誌上，好評如潮，名聲大噪，引起了國際樂壇極大地矚目。這是中國人的驕傲，更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榮光。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軍向盧溝橋發動進攻，國內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國內反抗日本侵略戰爭的消息傳來，震撼了蔡繼琨手中的指揮棒。時在國際樂壇上已有極高聲譽的蔡繼琨，在民族危亡之際，毅然放棄日本優越的生活和學習環境，懷抱著拳拳的愛國之心回到祖國，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從純藝術的音樂殿堂到回國加入如火如荼的抗日行列，蔡繼琨堅信，如果以音樂的獨特的力量來參與喚醒民眾、振奮民族精神，堅定抗日意志，將使全社會的抗戰情緒奮發激昂，而這場全民族抗戰最後勝利的基礎，其中就會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五線譜”上。從此，蔡繼琨開始了音樂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此後60幾年，他馳騁樂壇，聞名遐邇，為我國的交響樂和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勛。

20世紀30年代，國內音樂教育事業荒蕪不舉，人才匱乏。回到祖國后，蔡繼琨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華，將音樂事業與抗戰大局緊密結合在一起，先後創辦了福建省音樂師資培訓班、福建省會音樂教育研究會、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戰地歌詠團、福建省南洋僑胞慰問團等，奔走在抗敵陣線，組織抗日群眾，開展文藝宣傳，培養音樂人才，取得積極成效。在此期間，為激發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推動民族抗日事業的發展，他還親自譜曲，為我國抗戰事業和音樂教育事業貢獻出寶貴的青春。

1945年8月，中華民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蔡繼琨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邀請，赴台參加抗戰勝利后在台日軍投降的接收工作並負責拓展台灣現代音樂事業。當時台灣沒有一個專業的交響樂團，也沒有一所專業的音樂專門院校。在友人安排下，蔡繼琨四處拜訪在台音樂名家，廣結人緣，籌建了台灣省警備司令部交響樂團（現台灣交響樂團）並親任團長兼指揮。由於樂團經常到台灣省各地巡迴演出，在台北市中山紀念堂每月定期舉辦演奏會，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行露天音樂會，吸引台灣民眾踴躍觀賞，贏得各界人士的同聲讚許，蔡繼琨也被稱為“台灣交響樂”之父。蔡繼琨始終不渝地擁護祖國的統一大業，堅決反對“台獨”，對“台獨”分子的言行萬分痛恨。

1949年秋，蔡繼琨應菲律賓馬尼拉中央大學音樂學院之聘擔任教授及馬尼拉演奏交響樂團之聘擔任指揮。時蔡繼琨在國際樂壇已享有極高聲譽，所指揮的交響樂曲演出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因此在菲律賓備受推崇，常代表菲律賓出席歐美各地國際音樂會議及演奏旅行。

自1983年重返故土，與祖國闊別三十多年的蔡繼琨教授開始在全國講學，同時在各地指揮演出，他先後被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吉林藝術學院聘為名譽客座教授，被長春電影製片廠管弦樂團、福建省歌舞劇院聘為名譽音樂指導及樂團首席客座指揮。蔡繼琨教授深受陳嘉庚先生愛國精神的教育，蔡繼琨教授對國內音樂界的狀況就深表關注。他敏銳地觀察到，國內音樂教育事業仍然十分薄弱，除一些高校設有以培養音樂師資力量為主的音樂系外，還沒有一所正規的音樂大學，他感到了一種沉重的責任，萌生了創辦音樂大學的想法。他認為，在當時國家隊教育再投入存在著一定困難的情況下，充分調動國內外社會力量辦學，以成人教育的形式為切入點，發展高等的音樂院校，達到培養各種不同層次的音樂專業人才的目的，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由此，他秉承著發展社會音樂教育事業，進一步加強培養音樂人才的理想，深有遠見地實踐一條創辦福建省高等音樂學府的艱辛的創業之路。

此前，蔡繼琨已創辦過兩所音樂院校，即福建省立音樂專科學校、中華音樂教育學院。福建省立專科學校成立於1940年2月，時蔡繼琨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將軍之命，在當時的福建省會永安，籌建這所學校，擔任首任校長，后更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為抗戰時期國統區三所高等音樂學府之一，為國家培養了大量音樂人才，解放后，學校合併到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即現在的上海音樂學院。1942年，蔡繼琨轉赴重慶在教育部服務時，與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秀（一樵）創辦了中華音樂教育學院，這是一所專門培養抗戰時期音樂專業人才的高等學府，培養出來的學生成為活躍在抗日戰爭各條戰線上的音樂精英，有的還成為世界上有影響的作曲家、歌唱家、指揮家。

1988年，已經定居福州的蔡繼琨立即投入到福建社會音樂學院的籌建中，經多方反覆協商，最終決定福建社會音樂學院與福建師大、廈門藝術教育學院等院校聯辦，開展函授教學等靈活的教學方式，於1988年下半年開始招生。但此時的福建社會音樂學院畢竟還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沒有自己獨立的校舍。為促成音樂學院儘快完善，他不顧年邁，東奔西跑，親自勘察校址，后經省政府同意，最後定在了福州倉山首山村。為籌集資金，一方面，他變賣在菲律賓的別墅、車輛、名貴書畫，帶著十一箱的珍貴樂譜、資料和全部積蓄，回到福州；另一方面，他到美國、東南亞等地，四處遊說，鼓動海外華僑捐資捐物，為祖國音樂事業貢獻力量，不少海外華人在他的感召下解囊相助。

1993年，福建社會音樂學院在福州倉山首山村奠基，1994年初，經過一年緊張施工，一座座造型新穎、設備齊全，雕著捐獻者名字的辦公樓、教學樓、綜合樓、宿舍樓、琴樓等拔地而起，結束了福建近半個世紀以來沒有專門音樂學院的歷史。1994年，福建省政府批複同意成立福建音樂學院，蔡繼琨親自擔任學院董事長、院長，並保留“福建社會音樂學院”院名。9月，學院招收了第一批學員60多名，開設了聲樂（美聲與民族唱法）、鍵盤（鋼琴、手風琴）、管弦樂（含民族樂器）三個專業，由著名音樂家郎毓秀、朱雅芬、邵鍾世分別擔任系主任，蔡繼琨還親自擔任指揮課的教學任務，成為全院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全職教授”。學院採取“開門辦學、關門教學”的方法，以“修德養藝、自強不息”為校訓，以“愛國第一、品德第二、專業第三”為培養學生的方向，旨在為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高級音樂人才。

蔡繼琨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不遺餘力地毀家興學的精神引起了國家、教育部和省領導的高度關注，也獲得了他們的一致肯定。2003年11月，為表彰蔡繼琨先生在音樂教育和創辦音樂學院方面的卓越貢獻，時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的汪毅夫為蔡繼琨先生頒發了“樂育英才”獎匾、獎狀。

蔡繼琨先生長期居住在學校內，他每天五點半起床，沖完澡后就去學生宿舍逐個敲門喚大家起來一起去做操、跑步。學生吃飯他也陪著，教導學生舉止要有禮儀，不要大聲喧嘩，不要翹腳晃腿。為了給師生做表率，他將抽了幾十年的煙戒了，並把自己長期使用的兩副名貴煙具也束之高閣。

1997年11月的一個清晨，他帶著學生外出晨跑，一個駕駛著摩托車的商販不慎撞到了蔡繼琨先生。學生們焦急地把受傷的他送進醫院治療，當蔡繼琨先生蘇醒過來，了解到那位為生計而奔波的商販，家庭經濟比較困難時，就勸告師生們不要為難他，還把那名忐忑不安的“肇事者”喚到床前，對他說行車應注意交通安全，併當面拒絕了本該由對方支付的醫療費用。他對學生們說：“我也沒傷著什麼，人家也是無心的，做人不要計較那麼多，他比我們更需要幫助。”

在一次送音樂下鄉的時候，蔡繼琨先生由於太過辛勞，又加上年事已高，在演出的途中病倒了，高燒不退。學生們都很焦急，也沒有了演出的心思。他看出了學生們的情緒有些不對，就把大家叫到了他住的房間，當時他正躺在床上打著點滴。看學生進來后，他就強打精神說：“我們是來慰問演出的，也是來向老區人民學習的。這是很光榮的任務，你們一定要做好，不能因為我身體不舒服而使這件事情受影響，這樣我會很不高興的。你們都是我的好學生，你們代表著學校，也代表著我，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做的很好！”望著蔡繼琨先生躺在病床上憔悴的面容，學生們含淚點頭。在接下來的演出中大家都忘我地投入，在老鄉們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學生們才真正明白了他那些話的含義，也懂得了學習音樂的意義。

他注重學生的營養均衡。他親自過問食堂每周制訂的菜譜，合理安排膳食，並要求學生就餐時葷素並進、杜絕浪費。在食堂里，菜經常是三類――魚、肉、菜，以保證學生的營養均衡。遇到學生生病，他不僅讓學校的醫務人員陪他們去看病，必要時還要派車接送。學校創辦之初，新購買的課桌椅和床鋪，他都要先坐一坐，躺一躺，看看是否牢靠。真可謂是事無巨細。

蔡繼琨先生為創辦音樂學院，募集資金，羅致人才，宵衣旰食，竭心儘力，奔走京都，穿梭歐美、東南亞不下十餘次。

在校舍的建設過程中，為了不浪費有限的開辦費，他堅持由學院自己購買材料、僱工建設，並結合專業部門的設計來進行建築施工。在施工過程中，蔡繼琨先生經常親臨工地指導，當場解決問題。當他從國外風塵僕僕回來時，發現工程的進度很不理想，大發雷霆，一夜之間撤換了五個部門的領導。他不顧自己八十多歲的高齡，親臨工程現場，大熱天穿著短褲打赤腳，與工人們戰鬥在工程前線。

學院追求徠一流的辦學質量，身為音樂教育家的蔡繼琨，有一個別於常人的觀點，他始終認為：世上沒有不好的學生，只要不好的學校和老師。他這宗教育理念一直貫穿於學校的實際教學中。為了保障教學水平，這位耄耋之年的音樂家馬不停蹄地奔走於大洋兩岸及東南亞各地，四處延聘師資。他對任課教師的教學水平要求很高，對教學成績平平、不符合要求的教師予以解聘。學院採用“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注重對學生“因材施教”，而對學生的專業學習，他始終堅持高標準、嚴要求，不徇私情。令人稱奇的是，學院所制定的專業課程的及格分數線是70分，而並非眾所周知的“60分萬歲”。

為了培養學生們的社會實踐能力，他多次組織學生在寒暑假期間深入到閩西、閩東、閩北的革命老區去慰問演出，送音樂下鄉，並接受老區的革命傳統教育。他不顧嚴寒酷暑，親自領隊，和學生們一起乘坐大巴顛簸於閩西北的崇山峻岭間。每到一處，他就帶著學生們一起搭台演出，一起參觀革命遺址，學唱老區的革命歌曲，還拿出錢來慰問當地的老紅軍、老革命。

1999年，年近九十的他成功舉辦了“蔡繼琨教授百齡開一交響音樂會”，為自己60多年的指揮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親朋好友看到蔡老過於勞累，勸他休息休息時，他總是這麼回答：“有一天我會永遠休息下去的……”他時常暗自向上天祈禱，希望上天多給他一點時間，好讓他做更多的事情。2004年3月20日，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拖著虛弱的病軀，和有關人員商討成立“蔡繼琨音樂基金董事會”的事宜，為音樂學院的發展盡最後的努力。

2010年初，原福建音樂學院董事會為傳承學院創始人蔡繼琨先生的優良辦學傳統，將原福建音樂學院所擁有的資產整體無償捐獻給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將該學院整體劃撥給了閩江學院。閩江學院在原音樂系和原福建音樂學院的基礎上組建二級辦學單位，為紀念蔡繼琨教授在音樂教育和創辦音樂學院方面的卓越貢獻，該辦學單位以“蔡繼琨”冠名，即蔡繼琨音樂學院，性質為公立院校二級學院。

學校黨委、行政高度重視蔡繼琨音樂學院籌備工作，先後多次召開蔡繼琨音樂學院籌備工作專題會議。3月15日上午，就蔡繼琨音樂學院籌備工作事宜，院、系及相關部門領導在音樂系會議室召開了蔡繼琨音樂學院籌備會議。3月23日，校長辦公會議聽取了音樂系關於蔡繼琨音樂學院董事會組成及揭牌儀式等前期準備情況彙報，並決定於4月16日正式舉辦蔡繼琨音樂學院成立揭牌儀式，同時報市政府審批。4月8日下午，趙麟斌副院長親自帶領學校相關職能部門及音樂系負責人前往原福建音樂學院就閩江學院蔡繼琨音樂學院成立掛牌儀式前的相關事宜進行進一步商談和部署。

蔡繼琨音樂學院成立后，將繼續發揚蔡繼琨教授愛國愛鄉、傾力辦教育的光榮傳統，使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激勵學院辦學的不竭源泉與動力；將始終突出本科教學工作在學院各項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優化整合教育資源，加強教學管理，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將以創新教育理念為先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和新模式；將全力提升綜合實力和競爭實力，提高服務海西建設的能力。圍繞學校應用型人才培養德定位，進一步探索應用型音樂人才的培養模式，凝鑄鮮明的辦學特色，大棗突出的專業優勢；進一步採取多種措施加強高水平、“雙台結合”師資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教學硬體建設，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