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空間

首先，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一種變革性方法，“第三空間”激勵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空間意義。其次，作為一種後現代文化政治的理論與實踐，“第三空間”體現了后殖民主義對文化帝國意識形態的抵抗，女性主義對父權中心主義傳統的顛覆。最後，作為一種哲學思考向度，“第三空間”代表著當代思想對傳統空間觀念及其蘊涵的思想方式的置疑。

空間性和人類的存在與生俱來。尤其在當今世界，人類生活的空間維度深深地關係著實踐與政治。但空間是真實的存在，還是想象的建構？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是自然，還是文化？在過去的若干個世紀，人類的認識徘徊在二元論的思維模式之中，試圖在真實與想象、主觀與客觀、以及自然與文化之間給空間性定位。由此便出現了兩種空間認識模式：“第一空間”的透視法和認識論模式，關注的主要是空間形式之具體形象的物質性，以及可以根據經驗來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間”是感受和建構的認識模式，它是在空間的觀念之中構想出來的，緣於人類的精神活動，並再現了認識形式之中人類對於空間性的探索與反思。如果可以把“第一空間”稱之為“真實的地方”，把“第二空間”稱之為“想象的地方”。

隨著全球時代的到來和都市危機的加劇，這兩種認識空間的模式就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空間意識的他者形式”也開始湧現。人們面對著現代媒介所建構出來的虛幻形象，日常生活和電子傳媒之間存在著無法和解的愛恨情仇，一切政治策略窮於應付日益增長的貧困、愈演愈烈的種族歧視以及空前惡化的環境，不可和解的文化衝突導致了暴力、犯罪與戰爭。那些既非真實也非想象的地方，那些既非經驗亦非先驗的空間，那些幽靈一般遊離於自然與文化之外的空間，就是“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認識模式所無法把握的空間。這種“測不準的空間”，不僅意味著地點、方位、景觀、環境、家園、城市、領土等等，其邊界不斷漂移和外觀不斷變化，而且意味著相關於它們的一系列概念都具有深刻的歷史社會內涵，並隨著文化背景的移易而不斷地改變意義。索亞提出“第三空間”的基本宗旨，就是超越真實與想象的二元對立，把空間把握為一種差異的綜合體，一種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而改變著外觀和意義的“複雜關聯域”。

“第三空間”概念的直接來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菲弗爾（H. Lefebvre）。這位終身漂泊的知識分子對人類存在的空間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具有先知般的領悟，並創造了一套貫通現代世界複雜情境的研究方法，在跨學科立場上把握日常生活和空間生產的辯證法。他力圖衝決絕對二元對立邏輯的束縛，提出空間性、社會性和歷史性三元辯證法，解構線性時間觀和歷史主義的單一統治，在物質空間性、空間想象以及空間建構力量的迷宮之中展開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考。同時，他又把“他者”引入到空間，“他者之永恆存在”為空間注入了一種創造差異的批判意識，將同質性空間爆破成異質性的空間，把靜態的真實轉化成流動的真實。列菲弗爾有一個精彩的比喻：人生在世，恰如“蜘蛛”結網，“蜘蛛網”就是這個複雜、流動的創造性空間的隱喻。空間，作為真實與想象的混合物，具有一種亦此亦彼的開放性，生成於一種永無完結的過程之中。索亞的“第三空間”就是這種開放性和創造性的空間，揭示了歷史地發生轉換和社會地展開建構的環境。開放的空間，一個理想自由的交流環境，以及一個無法穿越的迷宮。索亞引用博爾赫斯的《阿萊夫》(Jorge Luis Borges’ The Aleph)將“第三空間”形象化：“空間之中一個包羅萬象的點”，“在那獨一無二的巨大的瞬間，我看到了無數可愛又可怕的場面”，“目睹到了那個秘密的、假想的事物……它就是無法想象的宇宙。”這一空間是對真實空間和想象空間的解構和重構，它呈現的是一種重新認識空間和再度呈現空間的可能性。

“第三空間”概念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福柯（M. Foucault）。在索亞看來，以“1968年5月”為象徵的西方文化危機之中，列菲弗爾和福柯平行地發現了“第三空間”，不過二者一隱一顯。列菲弗爾正面地大寫“他者”，提出了“空間”的差異性；福柯則是將“他者的空間”隱秘銘刻於他的著作之中，長期不為人注重。福柯以一種“第三化”來開始自己的探索，對二元論空間想象進行無情批判，把人們引向“他者”，建構出“異型地誌學”。這種空間之所以是“異型”的，是因為其中充塞著權力、知識與性慾。空間的歷史，歸根到底是知識-權力-性慾複雜交織的歷史，是“生命權力”運演的歷史。福柯曾經置疑：時間為何總是被認為是“豐富、多產、生命和辯證的”，而空間總被認為是“死氣沉沉、板刻僵化以及非辯證、不運動的”？根據他對醫學史、疾病史以及監獄史等邊緣域的往返追尋，他發現歷史想象、歷史反思以及歷史書寫的傳統總是被給予了過分的特權，以至於剝奪了空間感受、空間想象以及空間建構的同等權利。打破歷史主義的專制權力，敞開空間想象，首先必須在空間-歷史-社會三維之間再度實現平衡。福柯以譜系學展開的生命權力空間，就是一個充滿了差異和斷裂的空間，一個異質性構成的災難世界——一個表示文化危機的“反面烏托邦”。索亞呼籲，不要對這麼一個“反面烏托邦”保持令人窒息的緘默，而要開放歷史和社會學想象，從而更深切地估價人類生活的空間多元性。而這就是“第三空間”這一後現代理論與實踐的根本使命所在。

在危機深重和風險涌流的全球時代，“第三空間”是一種時間與空間、歷史和未來的交融狀態，一種穿越真實和想象、中心與邊緣的心之旅程。索亞以加利福尼亞南部的洛杉磯城堡、巨頭權力雲集的“小城”為“第三空間”的典範文本。其中一些特定的場景喚起歷史記憶，營造一種地理鄉愁，再現往昔的空間：1871年落址，1992年的暴動，中心城區非洲後裔美國人的歷史存在；被銘刻在“天使聖母城鎮”歷史之中的墨西哥城，更令人過目不忘，追思懷想；邦克山生活世界的一段回憶，當今成為一座掐頭去尾的“文化衛城”，在迪斯尼家族設計的新音樂廳里等待再受冠冕；波那文圖拉大酒店已經是引發爭論的現代文化研究城堡，作為後現代文化的歷史紀念碑永垂不朽；“權力的眼睛”，一個雕塑生動的論壇，它曾見於毗鄰監獄的《新世界》之中，而今在眾多恍恍惚惚地為美國聯邦政府服務的建築群之內，有形無形地慶祝無政府主義和性解放的勝利……。所有這“一切在閑庭信步之間，遭遇過去、現在與將來”。

作為“他者的空間”，“第三空間”是空間差異結構的呈現和增強。在這一方面，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脈絡之中的“空間”概念更深刻地蘊涵著批判意識，其批判的目標是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帝國主義以及“東方主義”的地理想象。在重新定位種族性、時間性和現代性的過程之中，霍米·巴芭（Homi K. Bhabha）也著重闡發了“第三空間”概念。他的策略，是背靠文化差異，將自己放置在具有差異性的界限位置。從文化差異書寫之中，巴芭引出了“雜交性”（hybridity），並將它放置在“作為他者的第三化范型”之中。以此“雜交性”築構起反抗本質主義、解構文化帝國主義以及挑戰單一現代性話語的“第三空間”。“第三空間”之存在，既非內在，亦非外在，既非殖民世界，亦非被殖民的世界，而是一個比內在/外在、殖民/非殖民二元對立範疇更古老的本源，一些與人類存在共命的認知世界的可能性。沉入對“第三空間”的探索，即可規避極端主義的政治，而將后殖民世界表現為一個弱勢聲音的世界。

當代女性主義的迅猛崛起，不僅深化了對空間差異之構成的探索，而且還增強了“第三空間”的開放性。女性主義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它往往體現為一些女性文化批評家身體力行的實踐，她們的實踐突入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空間領域，想象以及開拓差異的空間，從而直白地將自己“創生性空間想象”移植到充滿反抗色彩的後現代文化政治之中。女性主義開拓的“第三空間”，在父權主義空間、都市主義空間以及現代主義空間之外敞開。與完整和諧的空間想象相對，女性主義的“第三空間”支離破碎、飄逸不定，但因它屬於“他者”，因它具有絕對開放性，而蘊涵著生生不息的建設性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