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

1920年興民中學畢業。

1921年考進南京東南大學，師從陶行知。

1926年起，先後在梅縣師範學校和興寧興民中學任教。

1930年王越進入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從事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后又進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中國學術史。

1933年至1946年，先後擔任廣東中山大學、廣東文理學院、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副教授、教授。1940年撰寫了他中年時期的教育研究力作《教學原理》一書，作為大學生用書正式出版。抗戰勝利後任中山大學教育系主任。

1948年到香港，參加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

1949年離開香港，參加東江游擊隊。加入廣東大鵬灣解放區。

廣州解放后，王越同志作為軍管會聯絡小組副組長參與中山大學的接管工作。

1952年任中大教務長，為中大的各項教學工作盡心竭力，深受廣大師生的尊重和愛戴。

1957年，國務院僑辦、教育部和廣東省委要復辦暨南大學，招生面向海內外的僑生、境外生和內地生。當時他已54歲，他放棄在中大熟悉的工作環境和較舒適的生活環境，受命擔任暨南大學副校長，以強烈的責任心承擔復辦暨大的艱巨任務。在省委書記兼校長陶鑄同志領導和支持下，與梁奇達等校領導以及全校教職員工一道，齊心合力，克服各種困難，籌備一年便開始招生。“文革”期間，王越同志受到衝擊，但依然相信黨和國家，堅持原則和信念。

1958年重建暨南大學，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兼任校長，他被任命為第一副校長，受命組建暨大，為暨南大學的重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協助陶鑄校長，肩負重建暨南的重任，使暨南大學發展成為一所初具規模的文理科綜合性大學。

1970年暨大停辦，王越同志轉任華南師範學院革委會副主任。在此期間，他領導學校翻譯組的教師譯出《關島全書》，還譯出幾百萬字的聯合國英文文獻。粉碎“四人幫”后，已經70歲高齡的他被重新任命為暨南大學副校長，經過他的多年努力，暨大已發展成為擁有文、理、經、醫四個學院的綜合性華僑大學。他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四屆、五屆副主席等職。

1978年，王越以75歲高齡再次參與暨大的又一次復辦，他面對“文革”后的複雜局面，想方設法、四處奔波、邀請八方的優秀人才，為建設百事待興的暨大可謂是嘔心瀝血，為暨大的再次復辦做出了重要貢獻。

1993年10月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頹齡皓首鏡中看，百載滄桑歲又闌。表裡山河縈夢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歲生日時所賦詩詞或許能概括他豐富而厚重的一生。

2006年，王越被授予暨南大學終身成就獎。

王越於2011年2月26日逝世，享年108歲。

王越同志還積極參與社會工作， 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廣東省民盟副主委；此外，曾擔任全國政協第四、第五屆委員，廣東省政協第四、第五屆副主席，全國教育學會第一屆副會長、全國教育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編委，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一屆副主委，廣東嘉應大學名譽董事長等職。

王越一生敬仰陶行知先生，並以陶先生為榜樣。他對貧苦工農大眾有熾熱愛心，解放前就在廣州舉辦民眾教育館，力使工農及其子弟有受教育的機會，並且在廣州郊區的長湴村辦農民夜校，與中大師生一起在村裡進行文化和進步思想教育。

在暨南大學，無論是朋友、同事還是學生，大家都將他看作良師益友。很多人都記得，在暨大“文革”后復辦期間，王越不顧年老體弱多病，四處奔走。他的“禮賢下士”，深深感動了許多知名的教授、學者，一定程度上撫平那場“運動”落下的心靈傷痕。

詩歌則是王越的終生愛好。王越的次子王思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父親常說，古體詩像濃茶，越品越有味兒。”王越喜歡的詩人是杜甫、李白、蘇東坡和陸遊。最愛吟誦的是陸遊的幾首名作，以及李白的《靜夜思》。“後來父親的記憶衰退，很多詩都不記得了。但只要我們念‘床前明月光’，他便可以接上下一句。”王思明說，到父親離世，還有幾篇文章未寫完。“他列了一個提綱，是計劃完成的文章，也沒能完成。”

著有

合作英文著作《Theageoffreephilosophicalcontention》，合作編寫《中國古代教育史》和《中國近代教育史》 等。發表了《論私人講學之風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等30多篇論文，並與友人合作用英文編撰了《國際學術教育論文選》。

王越同志生活簡樸、為人正直、平易近人、學識淵博，無論是朋友同事，還是學生，都把他看作是良師益友。他始終追求真理，從一個農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成為教育家、詩人、忠誠的愛國者和知名學者。

王越一生敬仰陶行知先生，並以陶先生為榜樣。他對貧苦工農大眾有熾熱愛心，解放前就在廣州舉辦民眾教育館，力使工農及其子弟有受教育的機會，並且在廣州郊區的長湴村辦農民夜校，與中大師生一起在村裡進行文化和進步思想教育。

在暨南大學，無論是朋友、同事還是學生，大家都將他看作良師益友。很多人都記得，在暨大“文革”后復辦期間，王越不顧年老體弱多病，四處奔走。他的“禮賢下士”，深深感動了許多知名的教授、學者，一定程度上撫平那場“運動”落下的心靈傷痕。

1903年12月，王越出生在廣東梅州興寧一個農民家庭，在家鄉受完小中學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個系：教育系、體育系、心理系，當時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救國思想，淳樸堅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誘的教育風格深深影響了王越，引領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

年輕的王越在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東南大學度過了大學生活，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響下樹立了一生的理想與價值觀，“援飢援溺心頭熱，師馬師陶道路寬”。他的教育事業之路從此開啟。

1926年起，王越先後在梅州師範學校和興寧興民中學任教，1930年至1933年先後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多位名師指導下從事教育心理學和國學研究。1931年撰寫了《人格測量》一書，這是他早年從事教育理論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後任中山大學、廣東文理學院和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擊時難，對日寇的野蠻侵略，對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與腐敗，非常憤慨，對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閱讀進步書刊，接觸地下黨員，聯繫進步青年，並不顧個人安危從國民黨監獄中營救了十多名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

抗戰勝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學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懼反動政府的威脅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領導中山大學師生罷教罷課，進行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鬥爭。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學教務長，對原有學制、專業、課程、教學方法及規章制度均作相應調整，以期符合新時代之要求。他善於團結知識分子，尊重和愛惜人才，深受廣大師生的愛戴。

1958年，國家決定在廣州重建華僑學府暨南大學，經上級任命，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兼任校長，王越被陶鑄從中大“挖來”任暨大第一副校長，王越受命組建暨大，為暨南大學的重建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廣州重建暨大，猶如在白紙上畫圖，又逢“大躍進”時期，其艱難可想而知，學校辦學條件差，基礎薄弱，根據陶鑄校長的意見，學校成立了建校委員會，由當時廣州市長朱光任主任委員，王越副校長是副主任委員之一。當時全國高校普遍存在過分強調生產勞動，忽視文化課的偏向。1959年，暨大領導班子提出：“學校工作應以教學為中心。”王越強調，必須切實加強對教學工作的領導，整個學校工作必須以教學為中心，努力提高教學質量。

為了改善校園環境，王越、梁奇達、史丹等校領導身先士卒，挑泥巴、運磚瓦，帶領師生員工利用課餘時間修建人工湖，用兩個月的時間挖出了一汪風光迤邐、垂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南校園中最令人流連的風景，暨南校友汪國真就曾在湖邊沉思、寫作詩歌。暨大還於1963年成立了董事會，在當時，暨大是設立董事會的唯一一所內地大學，至1966年，暨大發展成為一所初具規模的文理科綜合性大學，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暨大在文革中被迫停辦，王越改任華南師範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主要任務是組織若干教授從事翻譯工作，協助高等教育部編寫教育大辭典，王越在此期間與人合著中國教育史。這段時期暨大的教師散落各處，不少人認為前景不樂觀，但王越堅信總有一天暨大能再鑄輝煌。

1978年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恢復暨南大學，75歲的王越被重新任命為副校長。儘管是高齡老人，但王越還是滿腔熱情投入工作，住在校外的他每天徒步走到暨大，參加會議、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指導工作。為了引進人才，他四處奔走、“三顧茅廬”，感動和爭取了許多知名教授學者來暨大工作，如暨大醫學院創辦者、藥理學家羅潛，骨科學家鄺公道，寄生蟲和傳染病專家朱師晦等。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懷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憶王越道：“老校長最為令人心儀的，是他那種由斯文儒雅的學者氣度、溫文寬厚的長者風範構成的讓人可親可敬的人格魅力。身為副校長，他還擔任省政協副主席，但從來沒見過老校長打官腔、擺官架子。印象中，我從不覺得他像官員，而是一個學博思深的學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長者。1978年暨大復辦時讓老校長去動員那些在‘文革’中傷透了心的教師們回暨大，有不少老教師回來了。我想，這恐怕也與王校長的這種人格魅力的影響有不小關係。”

在2006年暨南大學百年校慶時，年逾百歲的王越談起當年復辦，深情表示：“暨大當時是白手起家，我有責任儘力使它健康成長。特別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語道盡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懷和人格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