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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崗遺址

河南省著名遺址之一

王城崗古城,全國重點徠文物保護單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點六大都邑之一,新石器時代城址,位於中國河南省的登封市告成鎮八方村東側的土崗上,當地群眾稱“望城崗”。土崗現存面積約1萬平方米,是一處以豫西龍山文化類型中晚期為主、兼有新石器時代最早期裴李崗文化和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與商周文化的遺址。

建設背景


遺址位置

嵩山東南麓地區龍山時代末期的聚落形勢
嵩山東南麓地區龍山時代末期的聚落形勢
王城崗古城徠,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潁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崗遺址,最先發現的城垣建築是遺址東北邊緣的兩座小型城堡。兩座小城東西並列,西城保存較好,面積不足1萬平方米,東城大部分被河流沖毀。進入新世紀以來,又發現了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確認大城是在小城廢毀后建成的。大城城牆外有壕溝,城圈基本上圈圍起了龍山時代的整個遺址。據分析,小城之西城先是被作為倉窖區使用,后又改建為大型夯土建築區並修築了城牆。但不久,隨著大城的興建,大型建築區可能移到大城以內,小城西城又重新作為倉窖區使用,直到龍山文化最末期。

文物發現

除了大型夯土建築的線索,王城崗的小城和大城內都發現了若干“奠基坑”。這些“奠基坑”系將廢棄的灰坑用夯土填實,西城不足1萬平方米的小城內,曾發現埋有人骨的奠基坑13座,坑內人數不一。一個奠基坑的夯土層內有7具完整的人骨架,顯然系非正常死亡。有的坑中則埋有被肢解下來的人頭骨、肢骨或盆骨。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兒童,很可能是在集團衝突中擄掠來的戰俘。
在王城崗遺址小城之西城內的灰坑中發現了一片青銅器殘片。該灰坑的時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間。銅片只有5、6厘米見方,發掘者比照王城崗出土龍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測應為銅鬶的腹與袋狀足的殘片。經冶金史專家分析檢測,可知該銅片系由錫鉛青銅鑄造而成。
此外,王城崗遺址還出土有玉器(琮等)、綠松石器和白陶器等特殊的手工業製品。這些僅見於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級器物,由於原料不易獲得或製作技術複雜,其生產、流通和使用應為社會上層所壟斷。
王城崗遺址所處的潁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發現了12處與其同時期的遺址,構成一個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佈,其中1萬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絕大多數。因此,規模較大、規格較高的王城崗遺址屬於一定區域內的中心聚落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內的中心。

遺址歸屬

這一帶歷來是盛產傳說的地方。由於附近發現了戰國時代的陽城遺址,學界從王城崗小城堡一發現,就開始把它和“禹都陽城”或大禹之父“鯀作城”掛上了鉤。目前最新的解讀是,王城崗小城有可能為“鯀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陽城”。考古與上古史探索就是這樣經歷著發現——推想,再發現——再推想的過程。
據發掘者模擬實驗和估算的結果,如調動1000人以當時的生產工具完成王城崗城牆的修建,需要1年零2個月的時間。如果根據當地現代農村的經驗,按照一個村落能夠常年提供50~100個青壯年勞力計算,要1年完成這個工程,需要徵集10~20個聚落的勞力。這與前述田野調查發現的登封地區龍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數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崗城址的建設工程,是動員了以王城崗為中心的整個聚落群的力量來共同完成的。
這說明,即便像王城崗這樣面積達30餘萬平方米的大邑,其築城工程也只需十幾個聚落組成的小聚落集團即可完成。因此,認為這類城邑如不具有廣大地域的社會動員能力則無以為之的推論,以及由此斷定它們應屬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區域範圍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是一處以龍山文化中晚期遺存為主,兼有裴李崗文化、二里頭文化以及商、周時期文化遺存的遺址,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遺址內發現有龍山文化晚期的兩座小城堡以及奠基坑、窖穴、灰坑等遺跡。遺址內還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銅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多為砂質或泥質,灰陶較多,此外還有棕陶和黑陶等。

歷史沿革


年代

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

發掘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
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工作,證實王城崗古堡為東西並列兩座。東城因五渡河西移被沖毀,只剩下南牆西段,殘長約30米,西牆南段殘長約65米,西城的夯土城輪廓基本清楚,四面城牆基礎多有保存。西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長約400米。西城的東牆也就是東城的西牆,南牆長約82.4米,西牆長約92米,北牆東段因水沖損,殘長約29米。在城址內還殘留著與城牆同期的夯土建築和其他遺存,如“奠基坑”和窖穴等。已發掘的幾個“奠基坑”內共出土有7具完整的骨架。這些死者與“奠基”有關。遺址內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產用具。陶器多砂質與泥質,陶色多灰色,並有棕陶與黑陶。表面多飾有籃紋和方格紋,並有指甲紋和弦紋。另外還發現有早期青銅器遺物。它的地望與文獻記載中的“禹居陽城”相符。對探索夏文化有極其重要的價值。登封王城崗的發掘和禹縣瓦店的發掘都是根據文獻記載,說夏王朝曾經在那裡建過都。特別是登封王城崗,據文獻記載,夏禹,第一個王,曾經在那裡建過都。文獻記載說夏代在這裡建過都,而我們到這裡來找,也正好找到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的遺址。那麼一般人都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代的東西,是夏代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夏代據文獻記載有四、五百年了,你要是光看二里頭,也不過只有200多年。這樣中國的歷史就不一致了:文獻記載說有400多年,你現在說只有200多年,而且二里頭(遺址)的東西經過我們碳14化驗,都是時間很短的,這證明在龍山文化之前還有跟二里頭文化相接的夏代早。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龍山時代的城及當時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王城崗遺址的發現已經有50多年了,若從1959年徐旭生先生為尋找“夏墟”對告成八方間遺址的調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為探索夏文化於1975年開始對該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至今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2002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幾次工作大體反映出我國學術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對王城崗遺址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可以說是40多年來考古學界探索夏文化的一個縮影。正是由於這樣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上述考古發掘和夏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有足夠的認識和估計。王城崗城址毀於洪水說與夏文化起始年。
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
有關王城崗城址的廢棄原因,在1983年發表的《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中即提出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東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來的山洪沖毀。這應該是考古學者較早對發生洪水的相關遺跡的關注。1991年,俞偉超先生在致“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賀信中提出:“2000年來的史學記錄,則明確說到堯、舜之時是‘鴻水滔天’,‘下民起憂’、‘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鯀治水,但‘鯀之治水無狀’。其後,則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於是太賓士’。4000多年前我國曾發生一次延續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災難,應該是歷史事實。”由於俞偉超先生對距今4000年前後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認識,方使學術界對這次在很多人看來是無稽之談的洪水事件給予更多的關注,並在此後的十多年間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證據。如河南輝縣孟庄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的城址,發掘者認為龍山文化城址毀於洪水,根據文化面貌和地層關係的分析,這次洪水應發生在距今4000年前後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之間,原來的龍山文化城牆是被洪水沖毀的,並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得到修復。有學者認為:新砦遺址在2000年的發掘中發現了穿過遺址東部的古河道,地層關係表明古河道形成於河南龍山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新砦期。通過沉積剖面的觀察和堆積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積中發現了泛洪沉積,具有河流泛濫時期水流紊亂多變的動力特徵,應是洪水所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據王城崗小城的最新14C測年數據為公元前2107年,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後的重要時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資料所顯示出的與洪水事件有關的證據,對研究當時社會和文化發展與環境和自然災害影響的關係,對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俞偉超先生指出的那樣;“對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來說,所受災害當然要小於下游。於是,黃河中游的河南龍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發展,從而最早進入文明時代,出現了夏王朝。”通過王城崗遺址探索夏文化信息。
自50多年前王城崗遺址發現以來,中國學術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對王城崗遺址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根據文獻記載,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在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河和潁河上游一帶以及山西南部。1959年,為尋找“夏墟”,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對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的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現了王城崗遺址,當時稱之為“八方遺址”。隨後,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持續30年對該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1977年,這裡發現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銅器殘片和文字等,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夏鼐、鄒衡、安金槐等一批著名專家學者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夏鼐指出,王城崗城堡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於城堡是否為夏都遺跡則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否為夏文化意見並不一致。夏鼐認為夏文化的含義“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這是一個確切的、科學的概念,對後來的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已測出的碳十四數據和研究成果表明,小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2世紀,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王城崗三、四期為公元前21世紀、王城崗五期為公元前20世紀,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內。來自王城崗的樣本還確定夏代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王城崗對於研究夏文化的學術價值得到進一步肯定。2002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新發現一座面積約在30萬平方米大型城址,這是迄今河南境內發現的最大面積的河南龍山文化城址,同時發現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幾十年來一直從事王城崗考古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方燕明說,考古學者在以嵩山為中心的地區和晉南地區所進行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取得了不少共識和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