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乘吳佩孚在長城山海關一線與奉軍激戰之時，率部從古北口、密雲前線秘密回師北京，在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配合下，於23日晨佔領北京城，囚禁了曹錕，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

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開政治軍事會議，決定請皖系軍閥段琪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策」執政，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事。孫中山接受邀請，於11月10日發表《北上宣言》，宣布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中提出的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

又稱首都革命。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系軍閥的軍隊。1924年10月22日午夜，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從城北的安定門進城。部隊不費一槍一彈，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

馮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率部荷槍實彈進入紫禁城，奉馮玉祥之命，驅趕末代皇帝溥儀。整個過程費時僅兩個多小時，下午4時10分，鹿鍾麟將優待條件大肆修改後，脅迫溥儀及其後妃親屬離開故宮，民國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結束。

馮玉祥在北京召開政治軍事會議，決定請皖系軍閥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事。孫中山接受邀請，於1924年11月10日發表《北上宣言》，宣布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中提出的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

政變后馮玉祥無法控制局面，遂邀請南方的孫中山北上商議。隨後又與奉系軍閥達成協議，請段祺瑞入主北京，任中華民國執政。孫中山北上后，即病，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4月9日馮玉祥驅逐段祺瑞，隨即被奉系擊敗，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戰堅持3月，後撤回至西北偏僻地區。北京事變引起全國震動，《北京導報》發表文章，稱此行動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一場政變。10月25日馮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率部荷槍實彈進入紫禁城，奉馮玉祥之命，驅趕末代皇帝溥儀。整個過程費時僅兩個多小時，下午4時10分，鹿鍾麟將優待條件大肆修改後，脅迫溥儀及其後妃親屬離開故宮，民國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結束。

原因

馮玉祥是直軍重要將領，在第一次直軍重要戰鬥中，曾立下汗馬功勞。戰後受吳佩孚排擠，馮玉祥對曹、吳不滿，同時受孫中山代表徐謙影響，密約反戈倒直。

孫中山移師北伐，為了配合盧永祥，準備攻取江西，孫中山密約馮玉祥、胡景翼、孫岳早日行動。因事前盧永祥、張作霖、孫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約定共同出兵，齊盧之戰爆發，張作霖的奉軍分6軍，即以姜登選為第一軍司令，出兵山海關；李景林為第二軍司令，由錦縣攻朝陽；張學良為第三軍司令，出兵山海關；張作相為第四軍司令，作援軍；吳俊升為第五軍司令，作援軍；許蘭洲為第六軍司令，由開魯攻赤峰。張作霖自任總司令。曹錕請吳佩孚攝行陸海軍大元帥職，吳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討逆軍總司令部”軍事會議。吳任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省後方警備總司令。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沿京奉鐵路出發，對付山海關、九門口一線；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喜峰口，趨平泉、朝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北古口，趨赤峰；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組織直、魯、豫、鄂、陝、川等10路援軍。

吳佩孚表面上派馮玉祥擔任這一路總司令，並說：此路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上是想置馮於死地。這一路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山脈橫亘，道路崎嶇，行軍極困難，赤峰東北復有沙漠處，人煙稀少。北方氣候寒冷，馮軍只有單衣，吳又規定行軍沿途，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軍隨地籌辦。馮部所經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內不見人煙，根本談不上就地籌糧，況且馮一向不願搜刮地方。吳企圖借刀殺人，即借奉軍之手消滅馮軍。萬一不被奉軍消滅，也將以戰敗的罪名懲辦馮。

吳佩孚令胡景翼率部跟隨馮玉祥，並囑咐道，如果馮有什麼異動，就近解決。可吳哪想到，胡和馮已有密約。胡把吳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馮，更增加了馮倒戈的決心。吳佩孚倒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馮玉祥在吳佩孚發布作戰命令后，在北京城內布置倒直的軍事內應，向曹錕建議：將王懷慶的13師開赴前線，孫岳的15混成旅調來拱衛首都。曹錕同意這一建議，即調孫率部到京，任命孫為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

馮向來主張兵貴神速，這次卻遲遲按兵不動，經吳佩孚再三催促，才於9月21日開出先頭部隊。馮令部隊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動。馮的司令部到達古北口后，借籌措給養為名，停留下來。一面督飭沿途各縣修路作回師準備，一面令鹿鍾麟部每日從駐地向北京方向練習行軍，或50里，或60里折回，其意圖不僅是作為急行軍回師的準備，而且使沿途人們對其行軍動作習為常見，不至使爾後班師引起外間的注意。

直軍第一二軍同奉軍作戰，第二軍總司令王懷慶是個庸懦腐朽之人。他採用舊式戰法，即一個人扛著大旗前面開路，密集的大隊形隨大旗行動。奉軍看到直軍如此無能，非常高興，立即拉開散兵線，一下子把王懷慶的13師的兩個營包圍起來，並迅速把他們消滅。王懷慶全軍頓時潰不成軍，敗退下來。氣得吳佩罕撤掉王懷慶的職務，急派親信張福來赴前線接替。

第一軍總司令彭壽莘是直軍中有名的勇將，但副總司令馮玉榮既無勇猛拼搏精神，又無隨機應變之能力，他率部守九門口，奉軍發動進攻之後，未交幾合，即棄關後撤。奉軍佔領了九門口，西可攻下石門寨，南可威脅山海關正面陣地。

吳佩孚得知九門口失守，大驚失色，命彭壽莘立即將馮玉榮陣前正法。彭即率部阻馮敗退。馮玉榮進退不得，遂服毒自殺。直軍的陣腳已亂，彭告急的電報頻頻飛向北京。

秦皇島。吳佩孚所到之處，奉軍炮彈跟蹤而至，因有人向奉軍暗通消息。吳佩孚只好在火車上辦公。

皖系領袖段祺瑞令國務院參議袁良帶上他致黃郛的親筆信，建議：“當吳佩孚到京之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生命。”又要求馮玉祥在行動上，宜早勿遲，遲了害處大，請黃善為指導之。

馮玉祥的指揮部到達古北口時，張作霖的代表馬炳南又來見馮，遞交了張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吳，奉方的目的即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馮同馬炳南約定，如果兩軍相遇，均應向天空鳴槍。

馮玉祥從古北進抵灤平后，派劉治洲等人到通州與胡景翼秘密聯繫，要胡暫緩開拔，並商討班師日期。劉治州又與段祺瑞接洽合作辦法，段說已同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鄭士琦接洽妥當，屆時定能採取一致行動。

吳佩孚又加派副總司令王承斌督促馮部向赤峰前進。王承斌原是23師師長，善於打仗，但吳佩孚認為他是奉天人，總懷疑他與張作霖有聯繫，處處防備他，先是撤掉了23師師長職務，因王是親曹錕派，後來雖任命為討逆軍副總司令，並沒有實權。馮知道王對吳心懷怨恨，故將倒直的計劃告訴了他。王表示同情，但既不參與馮的行動，又不向吳告密。

張作霖因與馮有協議，即將進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移到山海關方面作戰，從而加重了對吳佩孚親自統率的直軍第一軍的壓力，吳佩孚十分氣憤，被迫抽出3個師的兵力到赤峰方面作戰，但尚未到達地點，北京發生了政變，3個師被奉軍收編。

馮玉祥早已布置留守北京的蔣鴻遇向總統府及有關方面搜集吳佩孚的情報，以便及時報告。總統府內的機要人員，有許多人與馮取得聯繫，暗通消息。

馮得知吳在前線失利的消息后，為進一步證實，給吳發去電報，探詢山海關戰況。吳的參謀長張方嚴複電：“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

馮又接到蔣鴻遇的電報：“前方戰事緊急，吳已將長辛店、丰台一帶所駐之第3師悉數調往前線增援。”第3師是吳的看家兵力。蔣鴻遇曾告訴馮，一定要等吳的精銳部隊第3師從丰台調赴由海關前線，班師回京的時機才算成熟。

馮為了慎重起見，密派劉之龍返京，和黃郛商量。馮曾給黃郛密電碼一冊，與黃約定互通消息，來往密電由黃夫人親譯。雖然通電頻繁，外人卻無法察覺。黃以親筆複信託劉帶給馮，並致電馮：“立志救國，在此一舉。”

馮玉祥遂於10月19日召集張之江、鹿鍾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熊斌等舉行緊急秘密軍事會議，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也趕來參加會議。馮試探了將領們的意向，然後鄭重宣布班師回京和政變計劃，將領們表示一致擁護。會議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北京政變迎孫中山北上，擁護孫中山主義，孫中山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馮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隊改名為國民軍。馮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領開赴喜峰口及通縣的部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佩孚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通知孫岳秘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以防意外。同時又下令封鎖京熱大道，扣留有關人員，以防走漏消息。

馮玉祥動員之後，部隊開始行動，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內行程六七百里，先頭部隊的營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動，以便後續部隊到達時縮短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因此，數萬之眾，一路行來，狀如流水。鹿鍾麟首先於22日到達北苑。鹿與蔣鴻遇會商后，即將各部隊分配戰鬥任務，先派兵一團以接運給養為名，押大車數百輛魚貫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車內，當晚8時由北苑出發，12時抵安定門。孫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軍守城門衛兵大開城門，迎入城內。鹿鍾麟首先指揮部隊接收了全城的防務，又把全城電話線割斷，封鎖曹錕與外界的聯絡。城內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車加以封鎖，總統府衛隊由孫岳派兵包圍繳械，另由鹿派兵一營守衛總統府。曹錕被監視在中南海延慶樓內，不準與外間接觸。

鹿鍾麟的指揮部設在太廟，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辦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滿了國民軍崗哨，站崗的士兵臂上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的白色袖章。

次日，馮玉祥來到北苑，發出主和通電，提出反戰主和，一切政治善後問題請全國賢達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同時，馮部國民軍頒布文告，指責吳佩孚不顧人民的痛苦，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之擲。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館林立，商務雲集，國民軍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

馮玉祥邀集胡景翼、孫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鍾麟、劉驥、張之江等在北苑開會商議正式改組軍隊的事宜。會上推馮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胡、孫二人為副司令，分別任第2第3軍軍長，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曹錕賄選禍國，強令曹錕下令停戰，免除吳佩孚本兼各職，曹本人自動退位。會後，馮玉祥等通電中國，並公布《建國大綱》。

孫中山在盧、孫、張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時，便派徐謙將三角同盟的情況告知馮玉祥，並敦促馮早日發動倒直行動。不久，孫中山又派徐謙見馮，將自己的《建國大綱》交給他，此後孔祥熙又奉孫中山之命，將其親書的《建國大綱》交給馮，並進一步勸馮倒直。國民黨人徐謙、鈕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孫中山之命，時常同馮聯繫，勸馮採取聯合奉、皖，將直系軍閥吳佩孚推翻。馮受到感動，決心倒直。奉系首領張作霖也派來馬炳南到北京與馮玉祥取得聯繫。馬既是張作霖的親信副官，又同馮玉祥有舊交，他們在20鎮時相識。馬還代表張學良趁馮玉祥同李德全結婚的時機，前來賀喜。

馮的元配妻子劉德貞患產科病去世。馮同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李德全結識，李為北京惠文女子中學的教師，畢業於北京匯文女子大學，學識出眾，思想開明，精明能幹，生活儉樸。馮與李戀愛之前，大總統曹錕擬將其女嫁給馮玉祥為妻，託人向馮說媒，馮不為大總統的權勢和曹小姐的顯貴所動，婉言加以謝絕。

馬炳南的不斷往返，奉軍又秘密接濟了馮軍一些補給。奉方又派郭瀛洲為代表和馮聯繫倒直問題，馮表示贊同聯合。雙方約定，以奉軍不入關為主要條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與山東督軍、皖系軍閥鄭士琦、山西督軍閻錫山聯絡反直活動。馮玉祥派遣參議劉之龍赴天津與段祺瑞洽談，約定將來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

馮玉祥積極爭取北方將領孫岳、胡景翼秘密聯盟。

混成旅旅長孫岳，早年加入同盟會，從灤州起義前就與馮玉祥結交，兩人長期往來無間。孫對吳佩孚的驕橫專權，早已心懷不滿，與馮見面時，常常滿腹牢騷，對國家的前途和個人的遭遇，感到悲觀失望。馮和孫不但在遭受吳佩孚的排擠方面有共同點，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們交換了倒直的意見，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協議，歷史上稱為“草亭協議”。

馮與孫準備共同起兵反直，並決定由孫岳與胡景翼聯繫。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會會員，在馮玉祥督陝時與馮建立友誼。胡是陝軍第1師師長，部隊駐防於彰德、順德一帶，吳佩孚排擠胡，令胡部南下攻廣東。胡素有革命思想，不願對南方作戰，遲遲不開拔，引起吳的不滿。胡部不僅在餉項給養方面受到刁難，而且遲早有被吳消滅的危險，他不得不密謀準備武裝行動。恰巧孫岳來與他面談，胡大喜，遂派部屬高級將領岳維峻去京見馮，表示絕對服從馮的命令。數日後，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醫，親自與馮密談，表示與馮合作的決心。至此，馮、胡、孫三角同盟形成。

馮玉祥再與黃郛建立聯繫。黃郛是志同盟會員，在辛亥革命時曾參與上海光復，與陳其美、蔣介石訂為盟兄弟。馮經張紹曾認識黃郛，黃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內閣的，先後任外交總長、教育總長。馮、黃經過交談，彼此有許多共同的見解。馮每星期都請黃到南苑兵營講述軍事政治學，講救國救民之道，為馮部參謀將士解釋國際及國家大勢，每次演講約兩個小時，馮親自與全軍營長以上官佐一同聽講。黃利用職務為馮探聽政界消息。

馮玉祥於下令逮捕原財政總長王克敏和總統府收支處長李彥青等貪官污吏。王聞訊逃入租界，李拒絕交出贓款，遂被槍決，對此人們拍手稱快。隨後，馮又將大貪污犯曹錕之弟曹銳押解到案，令曹銳交出贓款，曹銳畏罪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又接受張紹曾的建議，成立以黃郛為首的攝政內閣。總統和總理的職權，由黃郛一人兼任，黃還兼任交通、教育兩部總長，王正廷兼任外交、敗政兩部總長，王永江為內務總長，李書城為陸軍總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杜錫圭為海軍總長，王乃斌為農商總長。黃郛、王正廷都是馮軍回師舉行政變的內幕人物，因此，這個內閣是以馮係為核心。

王承斌到公府勸曹錕辭職，曹即向國會提出辭職咨文，並令內閣攝行總統職權。曹錕看到前來逼他下的人，就是1923年劫車奪印捧他上台的王承斌，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難受。吳佩孚接到馮玉祥通電，雖然大吃一驚，但又疑心是張作霖捏造出來的假電報。他查明屬實后，又懷疑胡景翼未必加入馮軍，即命胡為第三軍總司令以代馮，叫張敬堯去胡部傳達命令。胡把這個倒霉使者扣留起來。

一切真相大白，吳佩孚才心慌意亂地把前方作戰的任務交給張福來主持，自己率領精兵七八千人回救北京。吳急電南方直系將領率兵北援，不料京漢、津浦兩線受阻，無法應援。

馮玉祥、胡景翼的軍隊已開到廊坊，準備進攻天津。張紹曾為避免戰禍，出面調停，勸吳佩孚接受“和平救國大綱”。吳的態度仍然十分倔強，不肯罷休。雙方軍隊在楊村一帶開戰。此時陰雨連綿，楊村一帶除鐵路兩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儘是一片汪洋，作戰十分艱難。開戰後，雙方相持一天，不分勝負。馮派劉郁芬、蔣鴻遇兩旅，迂迴到吳軍後方，從吳軍背後進攻，又派李鳴鐘由丰台抽調部隊，協助正面進攻。張之江、石友三、谷良友部，協助李雲龍旅，一致向吳軍擺出攻勢。此戰生俘了吳部的旅長潘鴻鈞以下數千人並乘勝進擊。

馮軍佔領了津浦鐵路沿線的天津附近的北倉，隨後佔領天津。國民軍攻佔天津后，吳佩孚仍作困獸之鬥，把司令部移駐軍糧城。胡景翼軍如果向前推進，和奉軍兩頭一擠，吳佩孚即無處可逃。但馮玉祥、胡景翼接受了張紹曾的勸告，給吳佩孚放一條生路。

吳軍殘部在軍糧城兩頭被包圍。吳看到只有從海上逃跑一條路，大哭一場，在英國軍艦掩護下，由大沽乘海軍運輸艦南逃。經上海轉武漢，后又回到洛陽重整旗鼓。但吳從此元氣大傷，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風”。

馮玉祥一貫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變后，決心以全力，行其素志，把溥儀逐出宮去。攝政內閣作出修正優待清室條件，永遠廢除皇帝專號，將故宮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之用。馮玉祥當天就令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和警察總監張璧執行，將宮內太監470餘人、宮女百餘人分別給資遣散，又用汽車5輛，送溥儀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剎海“醇王府”。

溥儀偕同鄭孝胥、陳寶琛兩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館，不久，又從日本公使館逃往天津日租界。馮玉祥電請段祺瑞出山，稱：國民軍大元帥一席，非公莫屬，萬懇俯念國難方殷，國民屬望，即日就職。

段祺瑞入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黃郛的攝政內閣遂告結束。段任臨時執政后，一批批安福系餘孽聯袂入京，政局急轉直下。奉系軍閥張作霖背棄與馮玉祥達成的“奉軍不得入關”的協議，將大批奉軍開入關內，以圖乘機擴大地盤，覬覦北京。段祺瑞和張作霖互相勾結，聯合排擠馮玉祥。馮玉祥認識到擁段出山是個錯誤，稱為“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斷送了北京政變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現為萬分消極。馮玉祥感到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國民軍第二軍將領岳維峻、鄧寶珊向馮玉祥獻上一計：趁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倆只帶少數衛隊在北京之機，舉行暴動，把他們父子倆捉住槍斃，以快人心，而戡禍亂！

馮認為這樣做會激起奉軍異動，釀成混戰之局，日本會趁機進佔東三省，不同意此計。

皖系盧永祥企圖恢復江蘇地盤，慫恿奉軍南下，而吳佩孚又企圖北上實行報復。馮面臨著奉、直、皖幾方面的軍事壓力，決定辭職下野迴避矛盾。

段祺瑞一方面藉助張作霖的軍事力量扼制馮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沒有馮的軍事力量，自己就會受奉張擺布。因此，他對馮的辭職堅決挽留，並對馮部略施撫慰手腕，於1925年元月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

段祺瑞一方面拉攏馮，不讓馮下野，另一方面慫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辦直隸軍務的名義，迫使國民軍第三軍孫岳部讓出保定、大名等地，將馮與孫岳的聯繫切斷。又命令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率師南下攻擊吳佩孚；同時密令劉鎮華的鎮嵩軍憨玉琨入豫，以牽制國民軍第二第三軍。胡景翼部隊打敗吳佩孚部隊后，又在孫岳的幫助下，打敗了憨部。馮玉祥保薦孫岳督陝，胡景翼部收編了吳佩孚部的王為蔚、陳交釗、田維勤等。

馮玉祥赴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職。馮本來就任陸軍檢閱使併兼有西北邊防督辦名義，無形中失去了檢閱使名義。

馮玉祥經過國民黨人徐謙的介紹，認識了共產黨人李大釗。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在北京政變后，便定了爭取國民軍，打擊段祺瑞、張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釗、徐謙介紹馮玉祥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會晤。

李大釗設法使馮玉祥振作起來，勸他不要消極。蘇聯方面也認為，只有馮玉祥振作起來，國民軍才有可能形成中國北方一支反帝反軍閥的力量，國民軍也感到必須有老馮出山支撐著局面，才能爭取到有利的軍事、政治形勢。

通過李大釗、徐謙和加拉罕的協商，由馮軍和胡景翼軍、孫岳軍各選派25名青年軍官到蘇聯軍多學院學習。馮又從學兵團挑選15名優秀連排長，進入蘇聯基輔軍官學校學習。之後，馮玉祥又派參謀長熊斌率團級軍官魯崇義等，赴蘇參觀。

馮玉祥又根據李大釗的建議，向蘇聯政府請求派遣專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蘇聯派來了兩個軍事顧問組，共約三四十位顧問，各類專門人才具備，到國民軍擔任教官。

馮玉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在豐鎮廳建立了騎兵學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學校，隨後在張家口成立了高級軍官學校，又在張家口建立了機槍學校、反間諜工作學校，小型通迅學校、小型工兵學校。蘇聯顧問還幫助國民軍建立了軍械工廠，裝備了修理廠，建造了彈藥生產設備，培養了一定數量的技師，提供圖紙，並具體指導建造了第一批裝甲列車。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蘇聯援助國民軍大批軍火和裝備，其中有步槍、子彈、馬刀、大炮、山炮、手榴彈、機槍、迫擊炮、火焰噴射器、以及飛機等。

馮玉祥還採納了李大釗的建議，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設立俱樂部作為政治工作的基地。馮玉祥委託李大釗、徐謙負責領導國民軍的政治工作。12名國民黨員和蘇聯顧問在俱樂部內講課。

馮玉祥在擁護段祺瑞出山的同時，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又派馬伯援持親筆信南下，迎接孫中山。孫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員，段祺瑞、張作霖也先後邀請他北上討論時局問題。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關於乘機宣傳革命的建議，決定北上。

北京政變完成了辛亥革命“趕走皇帝”的未了任務，剷除了封建帝制復辟的禍根。政變后，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規定廢除帝號，清室遷出紫禁城，驅逐溥儀出宮。隨即對故宮歷代文物進行清點、保管，不僅連根剷除了封建帝制，而且對於清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和保護歷史珍貴文物也有重要意義。

造成了有利於革命的客觀形勢。北京政變導致曹錕、吳佩孚政權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吳佩孚主力被殲，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統一”的圖謀化為泡影。儘管政變后政權落到段祺瑞手中，但馮玉祥建立的傾向革命的國民軍在北京及其外圍駐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僅難以鞏固政權，而且不能有所作為。這種形勢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的發展，也有利於南方革命勢力的鞏固。

北京政變客觀上促進了民族、民權運動的興起，為爭取國民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共產黨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但由於直系控制北京政權，勢力較強，又高喊“武力統一”，使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不得實現。北京政變以後，直系政權垮台，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共商國是。中共再次號召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召集“國民會議”運動，支持孫中山北上。孫中山行前發表《北上宣言》，沿途廣為宣傳，使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性運動蓬勃展開。

北京政變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形勢的高漲，並對以後的工人運動和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北京政變后，馮玉祥改組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軍，從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國民軍，紀律較嚴，政治上傾向革命。他們在北京有時以“維護秩序”為名，保護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中國共產黨還通過馮玉祥和國民黨的關係，營救“二七”以來被捕入獄的工會領袖，恢復失業工人的工作，恢復鐵路工會。所有這些為工人運動由“二七”慘案以來的低潮走向以“五卅運動”為標誌的高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在北伐戰爭中，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平定陝西，南下河南，在戰略上策應了北伐軍。

1924年10月24日，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這次政變也稱“首都革命”。1924年10月24日，孫岳與馮玉祥、胡景翼、鄧寶珊共同發動兵諫，一舉推翻了賄選總統曹錕反動政權，有力制止了軍閥混戰。隨後，馮、胡、孫組建了國民軍。

北京政變背景

19徠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成立，清室退位。不幸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竊奪。從此，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國無寧日。袁世凱死後，除了滇、桂、粵、晉等軍閥割據一方，稱王稱霸外，北洋軍閥逐漸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張作霖的奉系，吳佩孚的直系。各派之間為爭奪權力，矛盾重重，鬥爭十分激烈。在這些實力派的操縱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總統頻頻更換，從黎元洪到馮國璋，從徐世昌到曹錕。

作為皖系首領的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多年，雖未當上總統，但野心不死，其驕橫跋扈深為直奉兩系不滿。終於，直皖戰爭爆發。1920年7月，直系曹(錕)、吳(佩孚)，聯合奉系張作霖，一舉打敗了皖系段祺瑞，段祺瑞被迫通電辭職。此後，張與曹、吳得勢，北京政權為直奉兩系所控制。但利益所趨，雙方矛盾日益加劇。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終於爆發。結果，直系吳佩孚打敗了奉系張作霖。奉軍退回東北，宣布東北“自治”，閉關自守，休養生息。而曹吳則一手把持北京政權，以中央政府自居。

1923年10月5日，曹錕經過賄選當上了總統。而此時張作霖自持軍事力量日漸強大，遂於1924年9月4日致電北京，痛斥曹錕，並於9月15日向直軍宣戰。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分兵三路，入關討伐曹吳。總統曹錕急忙任命握有重兵的吳佩孚為討伐軍總司令，分兵三路迎擊奉軍。這樣，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這場大戰雙方全力拚殺，殊死搏鬥，在拉鋸式的陣地戰中，攻者強攻、守者死守，攻守交錯，殘酷激烈。當吳佩孚正在前方指揮酣戰時，作為討奉第三路軍司令的馮玉祥卻於10月23悄悄率領軍隊班師回京。在孫岳、胡景翼的配合下，潛入京城，實行兵諫，一舉扣押了總統曹錕。孫、馮、胡的倒戈，大大動搖了直軍軍心，吳佩孚終以失敗告終，倉皇從海上南逃。

孫、馮“草亭密議”

孫岳、馮玉祥、胡景翼都是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擁護孫中山革命主張的直系將領，在軍事生涯中都有相同的遭遇。政變前，孫岳任十五混成旅旅長、大名鎮守使。早在1912就已是陸軍十九師師長的孫岳，因被疑為是革命黨人，常受到吳佩孚的猜忌和排斥，兵權被削，職務得不到提升，幾度沉浮，頗不得志。胡景翼曾是護國軍總司令，經孫岳、何遂活動率部投靠曹錕，任陸軍暫編第十一師師長。孫岳和胡景翼都是老同盟會員，而孫岳與馮玉祥更是志同道合的老戰友，並結為金蘭，孫年長馮幾歲，馮親切地稱孫岳為二哥，孫岳亦稱馮為煥章老弟。政變前馮也一直遭吳的排擠和提防，1914年他倆就曾密謀，策劃過灤州起義。孫、馮、胡三位直系將領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理想，使他們站在一起，結成了反吳聯盟。

1924年9月10日大戰前，馮玉祥在南苑舉行“昭忠祠”落成大典。當時，孫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發表北伐聲明，而張作霖也正調兵遣將，準備討伐直吳，直奉戰爭一觸即發。馮玉祥利用這次機會邀請孫岳參加典禮，以便密談倒戈事宜。典禮結束，馮、孫二人走上一座小山，來到了“昭忠祠”。“昭忠祠”是馮玉祥為紀念殉難官兵建立的祠堂，走出祠堂，孫、馮邊走邊聊，來到一個籬笆做牆，稻草蓋頂的簡陋草亭。孫岳看著馮軍義地一片累累墳堆，不由肅然起敬，脫帽致哀，感慨地說：“民國成立不過十多年，這裡已經躺下了多少戰士。”馮玉祥說：“他們為國捐軀，落得一個‘忠’字，也算不朽了。”孫說：“都是忠義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這時馮激勵孫說：“他們死了能落個忠骨之稱，二哥百年之後，人們將如何稱道你呢？”孫岳很直率地說：“像目前這樣幹下去，只能落個不折不扣的軍閥走狗罷了。”馮說：“你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為什麼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呢？”孫哈哈大笑，指著馮說：“我算什麼，你帶兵三四萬，不也是作軍閥的走狗而無可奈何嗎？”二人坐在草亭石凳上，馮玉祥正色說道：“目前國家鬧成這個樣子，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統轄的隊伍，雖為一師三旅，但實際上不到三萬支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能貿然行事，但我們必須努力把這批禍國殃民的混賬東西，一骨腦兒推翻。不然的話，如何對得起自己，又如何對得起為創造民國而獻身的先烈！”孫岳聽了馮玉祥豪邁的一席話，頗受激勵，便對馮說：“煥章老弟，你若是決心這樣干，我一定竭盡全力相助。此外，還有胡立僧(景翼)、岳西峰(維峻)一定願意和我們合作。他們都是老革命黨，早對曹吳的做法不滿，此事由我負責同他們談，眼下直奉就要開火，好機會有的是，咱們好好琢磨琢磨……”孫岳同馮玉祥當場在草亭商定了有關事宜，決心同舟共濟，聯合反吳，共創大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密談，史稱“草亭密議”。“草亭密議”揭開了北京政變的序幕。

精心策劃 臨陣倒戈

直奉大戰爆發后，孫岳被任為北京警備副司令，負責保衛京師。胡景翼被任為討奉援軍第二路司令，在通州集結待命。馮玉祥被任命為第三路軍總司令，出北口，繞擊奉軍後路。吳佩孚則親率大軍向奉軍進攻。

馮玉祥這一路討奉軍所經之地，人煙稀少，行軍困難，地方貧瘠，給養難以籌措。馮玉祥明白，這是吳佩孚有意消耗自己的力量，用心險惡。馮玉祥行動遲緩，有意拖延時間，並時時注意北京動向，一路做好了返京的準備。同時，通知胡景翼將開往喜峰口方面的部隊撤至通州，以防舉事後吳佩孚回擊。孫岳則秘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及時與馮玉祥保持聯繫，做好迎接馮玉祥回京的準備。

10月，直軍與奉軍交戰中屢吃敗仗，吳佩孚親赴前線督戰，駐紮長辛店。馮玉祥獲此消息認為時機已到。於是19日召集部下張之江、鹿鍾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熊斌等緊急舉行秘密會議，說明原委，宣布班師回京。這個決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擁護。鄧寶珊也代表胡部參加了會議，並表明態度，堅決支持班師回京。一切準備就緒，鹿鍾麟立刻180度大轉彎，率部星夜兼程，直奔北京城。

1924年10月22日午夜，孫岳坐鎮旃檀寺北京衛戌司令部，命令親信副官陸防處處長門炳岳派馬隊、步兵在北京主要大街來往巡查；命令十五混成旅各團團長待命，俟馮玉祥的部隊一到，立刻佔據要害部門，包圍總統府。做好部署后，靜待變化。23日凌晨1時鹿部抵達安定門，孫岳立刻命令打開城門迎接進城，由十五旅配合迅速佔領了火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主要部門，並佔據了交通要道。鹿鍾麟一馬當先，走20米即安排部隊警戒，一直到天安門前，將總統府團團包圍。這時整個北京城仍然一片沉寂，而總統府竟連個崗哨都沒有。

這天晚上(22日)，孫岳事先安排他的夫人崔雪琴來到總統府，約曹錕的妻子孫菊仙打牌。一是作內線，監視總統府動靜。二是轉移曹錕視線，便於孫岳行動。崔雪琴是孫菊仙的義妹，平時常來常往，十分親密。崔雪琴一到，曹錕的四姨太劉鳳偉立刻張羅打牌，說總統連日忙於事務，休息不好，為曹錕散散心。曹大總統牌癮大，一上桌就什麼都忘了，愈玩興趣愈大，直到崔雪琴起身告辭，曹才在劉夫人的服侍下入睡。雪琴離開曹府，直奔衛戍司令部向孫岳報告了總統府的情況，孫岳得以放心，立派一營兵力悄悄包圍了總統府。這時總統府何以連個崗哨都沒有呢？原來，曹錕的總統衛隊旅旅長曹士傑正率大隊駐守保定，在京負責保衛總統府的只留下了一個衛隊團。這時按孫岳的安排，衛隊團團長被請到旃檀寺去打麻將，衛隊的其他軍官同樣也被孫岳的人請去玩牌了。這天晚上，可以說從大總統到衛隊軍官都在打牌。而更讓衛隊官兵放心的是，眼前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孫岳曾是他們的老上司。這時群龍無首以御林軍自居的衛隊士兵，誰還願意到城門上去站崗放哨？所以總統府被包圍時，衛隊士兵個個都在睡大覺，竟毫無察覺。23日天剛亮，鹿鍾麟來到司令部向孫岳報告，說各要地已被佔領，只有總統府衛隊尚未繳械。孫岳立即叫來衛隊營營長、曹錕的乾兒子顧海清，告訴他北京城已被國民軍控制，如果衛隊抵抗，不但自取滅亡，恐怕曹錕的性命也保不住，只有放下武器，才可保證曹錕的安全，顧仍可作衛隊營營長。顧海清一聽，嚇得不知所措，連忙跑回總統府向曹錕報告。曹錕正在酣睡，忽聽門外有人大喊：“不好了！大總統，快醒醒！出事了！出事了！”曹錕跳下床忙問：“出什麼事了？大驚小怪的！”顧海清將情況向曹錕一說，曹錕氣的大罵，連忙拿起電話找人，可電話線早被割斷。這才感到事態嚴重，癱坐在椅子上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孫岳走了進來對曹錕說：“大總統，您甭怕，現在國民軍雖說包圍了總統府，只要您下命令讓衛隊放下武器，國民軍會保證您的安全的。”曹錕一聽，這才明白孫岳也參加了政變。曹見大勢已去，只好命令衛隊繳槍。鹿鍾麟立派一營官兵接替了總統府警衛，將曹錕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至此，北京城內整個被孫岳和馮玉祥的部隊控制。就這樣不放一槍，不費一彈，兵不血刃，一夜之間，北京政變成功。事後，孫岳入府謁曹，請曹交出總統印璽，曹不禁放聲大哭，表示願住東交民巷醫院養病，不再過問政事，遂交出大小印璽15顆。

章太炎說：“六年溥儀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

胡適於信中說：“我對於此次政變，還不曾說過話；今天感於一時的衝動，不敢不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又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