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敬良

1930年7月14日，孫敬良出生於山東省掖縣（今萊州市）。

1947年，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班。

1950年，畢業后被分配到空軍錦州第三航校，擔任翻譯組長，在航校僅僅工作一年。

1951年，憑藉優秀的成績和出色的表現，被選送到前蘇聯留學，在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軍事航空工程學院學習飛機與航空發動機專業。

1958年，完成6年多的留學生活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一分院一部，參與火箭的總體設計，先後擔任液體火箭發動機設計部組長、室副主任、工程師。

1965年，轉到了發動機研究所工作，擔任任上海機電二局火箭發動機研究所技術副所長、總工程師。“文革”期間，國家決定在上海的航天單位也搞大型火箭和大發動機，此時工作地點已從北京轉到上海的孫敬良可有了用武之地。他先後參與和主持了風暴一號火箭，長征三號火箭一、二級，長征二號丁火箭，長征四號火箭等的研製。多年的摸爬滾打，多次成功和失利的磨礪，使孫敬良逐步走向成熟。

1978年，先後任上海航天局副總工程師、風暴一號運載火箭技術負責人、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副總設計師、長征四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風雲一號衛星工程副總設計師、局科技委主任、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總設計師、局技術顧問、微波成像遙感衛星工程總設計師。

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多年來他從事液體火箭發動機及運載火箭理論與工程技術研究，攻克了風暴一號大型液體火箭發動機振動過大的技術難關；主持研製風暴一號改進型火箭，確保了“一箭三星”的發射成功；攻克了長征三號運載火箭重大關鍵技術縱向耦合振動的難關，為火箭成功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做出了重要貢獻；主持研製長征四號運載火箭，使中國成為能發射太陽同步軌道衛星的少數國家之一；主持研製性能好、可靠性高的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在發射返回式科學試驗衛星中每一次都取得了成功。他曾獲得三項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三項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兩項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

六親不認嚴把關

孫敬良深深懂得，質量是航天的生命，這不是一句空話，因為他有著深刻的教訓。記得在“文革”期間，就是由於沒有認識發動機的研製規律，沒有嚴把質量關，從而兩次導致了星箭俱毀。在那一段風雨如磐的日子裡，航天發射失利不僅壓力巨大，而且還往往會被扣上破壞軍工產品的“大帽子”，甚至受到迫害。就在那個非常時期，孫敬良和他的同事們沉浸在失敗陰影中時，也曾受到過類似的指責。雖然那一段歷史已經過去，但由於質量原因而導致失利的深刻教訓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孫敬良始終認為，航天產品發射失敗，個人得失是小事，巨大的財產損失和巨大的政治影響，是任何人也難以彌補回來的。

一枚火箭由幾萬個零部件組成，僅各種導線累計起來就有成百上千米長，孫敬良知道，任何一個元器件或一段導線稍有質量問題，都可能導致發射失敗。他根據自己幾十年的科研工作實際經驗，認為火箭、衛星的發射失利，有80%～90%都是設計上的質量問題造成的。由此他總結出了“設計可靠、生產嚴格、試驗充分”這十二字質量方針，並在實際工作中嚴格執行。在科研中，孫敬良的嚴格是出了名的，誰若不按照工藝文件操作，誰若檢驗馬馬虎虎，誰若出了低級質量事故，他批評起來毫不客氣，甚至讓人下不了台、哭鼻子。他常說，搞航天的，就是要嚴上加嚴、細上加細、慎之又慎。因為航天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在質量上決不能搞人情、走關係。如果誰這樣做，或者降低標準，那就是對事業的極端不負責任。正是這樣，他帶領的長征二號丁火箭研製隊伍在航天系統內是一支出了名的“六嚴”隊伍：嚴格執行上級的各項規定；

嚴格按研製程序辦事；嚴格技術要求；嚴格地面試驗；嚴格落實行政、技術兩條指揮線的崗位責任制；嚴格全過程質量控制。孫敬良制定的“六嚴”字數雖不多，但內容覆蓋面卻很廣，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不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就拿嚴格按程序辦事來說，他們對於新設計的總體、分系統及部分新研製產品，嚴格按照研製程序完成了火箭可行性論證及初樣、試樣研製，嚴格按照各個不同研製階段的要求，組織設計、生產和試驗。上一階段應該做的工作，決不推延到下一階段；上一階段技術指標未達到要求的，決不貿然進入下一階段。如對於火箭上首次啟用的小平台，就是在事先經過三輪嚴格的地面試驗，每次必須一次通過，並達到了滿意的試驗效果后才正式使用。同時還進行了性能參數穩定性試驗、故障模擬試驗、各配套單機互換性試驗等，以及基地平台單元測試過程模擬和小平台粗、精瞄準方法模擬等。正是通過上述大量而又繁瑣的充分試驗，並保證每一次試驗都不出任何問題，孫敬良才最終拍板放行。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航天產品質量正處在低谷時期，接連的發射失利在國內外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尤其對航天對外商業發射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就在這樣的危難時期，長征二號丁火箭在發射場的開箱率合格率不僅達到了100%，而且首箭成功，一舉打破了航天發射的僵局。正是由於長征二號丁火箭創造的“六嚴”成功經驗，原國防科工委於1994年決定在全國軍工系統內大力進行推廣，號召軍工戰線都來學習這一成功經驗，以此來加快推進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嚴謹的科學態度和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使孫敬良在以後的火箭發射中一次次獲得成功，使他逐步成為航天領域內傑出的火箭專家和領軍人物。

大膽啟用“小平台”

1994年7月3日，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再一次點火升空，準確地將中國第一顆新型科學探測和技術試驗衛星送入預定軌道。而這次長征二號丁火箭首次採用了技術先進的“動力調諧陀螺平台”（簡稱小平台），業內人士都知道，啟用小平台，孫敬良無疑冒了很大的風險。小平台的優勢是十分明顯的，火箭應用小平台，可以大大提高火箭的有效載荷能力。若以發射1千克有效載荷大約需要1萬美元計算的話，那麼小平台自身就可減輕有效載荷100多千克，那是實實在在的100多萬美元。

但問題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因素，小平台研製出來后，卻沒有人敢大膽地直接將它應用到型號產品中。當然也難怪，作為火箭的“老總”，總希望火箭上所有系統都採用成熟的產品，這樣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限度。誰敢於吃“第一隻螃蟹”，確實是要具有相當大的魄力。

孫敬良是個具有強烈事業心和敢做敢為的人，他一直夢想著把火箭上的大平台換成小平台。他心裡很清楚，搞小平颱風險很大，一旦不成，自己則有可能“身敗名裂”。但強烈的事業心和無所畏懼的創新精神促使他下定決心啟用小平台。他說：成功了，大家共享快樂；失敗了，自己引咎辭職。為了鍾情的事業，他將個人的名利得失拋到了九霄雲外。

小平台的研製和發射終於大功告成，孫敬良的“大膽”也在航天領域傳為美談。

載入史冊“龍抬頭”

1992年至1996年，長征二號丁火箭的三次成功發射，被原航天工業總公司領導稱之為“龍抬頭”。而這三次“龍抬頭”，都是由孫敬良帶隊發射的。 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幾年間，對中國的航天界來說，是十分艱難曲折的年份，火箭發射多次失利。1992年8月9日，長征二號丁火箭肩負著重要使命，昂首挺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發射架上。這是一發不同尋常的火箭，其發射成功與否關係重大。

長征二號丁火箭最終不負眾望，一箭破蒼穹，將一顆返回式科學試驗衛星順利地送入預定軌道。旗開得勝，扭轉乾坤。航天總公司領導說，長征二號丁火箭關鍵時刻的成功意義重大，航天被動局面被扭轉。

此後，在1994年7月3日和1996年10月20日，長征二號丁火箭又兩次發射升空。尤其是第三髮長征二號丁火箭的發射，是當年“2·15”和“8·18”兩次發射失利后長征火箭的又一次頑強“雄起”，意義不同一般。上級領導要求孫敬良在發射場必須身不離箭，確保發射成功。而孫敬良對發射隊員的要求是：“不僅要身不離箭，而且更要心不離箭”，工作時要想著火箭，吃飯時要想著火箭，連睡覺時也必須想著火箭！長征二號丁火箭的第三次“龍抬頭”，扭轉了當時航天的被動局面，重新為長征火箭贏得了信譽，並拉開了此後長征火箭連戰連勝的序幕。

三次關鍵時刻的發射，三次漂亮的“龍抬頭”。今天，當航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時，當全世界都在讚歎中國航天的輝煌時，我們不能忘記那三次“龍抬頭”，不能忘記火箭總設計師孫敬良的歷史功績。

孫敬良早期從事液體火箭發動機的理論研究和研製工作，主持多種火箭發動機的研製和改進，創造性地解決了大型液體火箭發動機燃燒不穩定的技術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