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旻

出生年月： 1959/4/24

1959年生於上海。1976年下鄉插隊落戶。198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歷任上海安亭師範學校教師，上海嘉定區文化局創作員。其間先後和廣東省作協、上海市作協簽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嘉定區文聯副主席。

著有長篇小說《情戒》、《成長是多長不容易》，中短篇小說集《情幻》、《自己的故事》、《犯戒》、《愛情與墮落》等。

《成長是多麼不容易》，上海年優秀圖書獎一等獎；《新房間·落小鬼》《上海文學》優秀作品獎，《了結三章》獲1994年-1997年《上海文學》優秀作品獎，《小說三題》《廣州文藝》優秀作品獎。

張旻是內地文壇實力派作家，1990年代中期曾與韓東、陳染等被評論界稱作內地“新生代”最具代表性作家，並與余華等一起成為廣東省作協首屆簽約作家。2001年又被上海作協聘為首屆簽約作家。20年來，張旻始終以作家的良知和敏感關注社會和人生，筆耕不輟，在《收穫》《上海文學》《作家》等文學刊物先後發表小說數百萬字，出版長篇小說四部，中短篇小說集六本。在研討會上，上海作協副主席、著名文藝理論家王紀人教授認為，張旻的小說創作對愛情主題情有獨鍾，涉及到的有校園少男少女的早戀，也有中年男女的感情困惑。但他又不是“身體寫作”，而是著意表現人物的內心衝突，對愛情和道德有更深刻的思考。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認為，張旻的長篇小說《鄧局長》顯示了新生代作家的轉型，堪稱是轉型成功的典範性作品。作家陳村認為，張旻的小說有一種張力，讓你有讀的慾望。作品又不是簡單的是非黑白單線，總有不可猜測的出乎意料，但其走向又是很自然很合理。《收穫》副主編程永新認為，很多作家寫到情感的場景、故事往往比較生硬，而張旻算寫得好看的一個。與會者也指出了張旻在創作上存在的局限。《小說界》主編魏心宏提出，張旻的小說缺少挑戰性，他的創作要進入新的境界，需要有所突破，要探索新的領域。

張旻小說 中年人的殘酷愛情日記（朱白）愛情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古今中外不斷地有人願意講述她、闡釋她，每個人對她都有發言權，而且沒有對與錯，都是人類的箴言。世上不存在一種愛情是錯誤，哪怕沾上幾層荒誕的色彩，只要是愛情，永遠都有美好在裡面。總是有人在試圖探討和表述愛情，用文字來表現愛情，也許是矯揉造作的絮語，也許是庸俗的陳詞濫調，也許是煽情而輕薄的鬼話，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愛情是人類必需的情感之一，不可替代，無法塗抹。

在文學題材上，愛情這個主題消磨不盡且永遠說不明白。愛情的類型各式各樣，角度千差萬別，但對於作家來說，要靠誠意和才華來呈現愛情；對於作品來說，要以說服力來征服讀者。以我個人的鼠目寸光來看，上海作家張旻憑藉他筆下的“愛情”，成為中國當代作家中最有誠意和最有說服力的一個。當然，這樣的判斷你也可以不同意，畢竟我不是統計員，而只是一個看過小說、喜歡抒情的人。

在看到張旻的小說之前，我甚至得出過一個不靠譜的結論：中國人是不適合寫愛情的人群，至少當代文學呈現出來的種種跡象表明，我們要麼虛妄，要麼卑微，而這些都不是對愛情最為妥帖的表達方式。比較而言，我不認為賀奕的《身體上的國境線》、北村的《望著你》、魯羊的《鳴指》等等稱得上是愛情小說，這些小說跟“愛情”有關，但不見得找到了擊中愛情的子彈。即便一直喜歡甚至願意聽從韓東的《我和你》(突然想起來，以上這些人的名字在所謂的當代文學版圖上多少跟張旻產生過交集)，我也不覺得韓東寫出了所謂的愛情真諦：《我和你》的男主人公在愛的面前更多的是表達了一種卑微，除了因為真實而展現出來的愛情顆粒外，愛的細節以及美好都未充分展現——《我和你》沒有像韓東以往的小說那樣讓人充滿驚喜和滿足。

跟以上這些寫作者相比，張旻的小說有一種踏實的經歷感，一種真實的現場感。在讀張旻小說時，總會讓人產生一種恍惚。好像這個敘事者既不是親身經歷者，也不是被動的虛構者，而是一個高高在上、洞察了世間真相的“先知”。一個中年男人，但凡經歷了或喜或憂的愛情之後，怎麼能夠還如此清醒並真誠地寫出那些有關愛情的細節呢？張旻筆下的這些中年男人，無一例外深深地愛著“愛情”，“愛情”對於他們來說至關重要，重要到生活的美好幾乎百分百地要靠他們百折不撓追求的“愛情”來展示。過於執著愛情的追逐之路上，難免會遇見可以稱之為“殘酷”的東西。如果將《猜火車》、《燕尾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電影的類型，稱作“殘酷青春”片的話，那麼張旻一系列以愛情為主題的小說，則可以稱作為“殘酷中年愛情”的日記體小說。正是這些一段段殘酷中年日記式的小說圖景，令“愛情”這個偉大的文學主題在眼下的中國當代小說中不至於長期缺席。

張旻的小說總是把個人視線集中在一個中年男人或卑微或平庸的愛情之路上，他願意對這個人物賦予最深情的關懷，用最具個人情感特色的故事將一個個中年男人的愛情細節和愛情觀呈現出來。他以往的中短篇小說，比如《愛情與墮落》、《芳心一片》、《破綻》、《我想說愛》，說不上情節吸引人或者語言充滿魅力，但獨特的視角下總有一種抓住人的力量柔軟地藏在其中。在個人閱讀的記憶中，師範學校里一對師生在老師宿舍里發生一段曖昧的場景，某個舞會上男女迎著音樂用身體交流的場景，中年丈夫望著妻子與他人在自己剛剛裝修好的新房中深吻的場景，這些都成為張旻小說里樸實無華的情節和語言。正是這些鮮活並肉感十足的細節，讓愛情這個怎麼說都有幾分美好的詞，可以光明正大地存於中國當代小說中。

張旻的這部最新長篇小說最初發表在《收穫》上時叫《誰在西亭說了算》，無論是《鄧局長》還是《誰在西亭說了算》，都沒以前那種直接切中“愛情”主題的名字厲害，因為這部長篇小說披了一件兇案小說的外衣，有一個頭尾相連的懸念。但是，我仍然把這部小說看成是一部實實在在、徹頭徹尾的以愛情為唯一主題的小說。它講述的仍然是一個中年男子被愛刺傷后，痛得連連叫出聲音的故事。當兩個女人從主人公鄧濤身邊相繼走掉時，那種痛的體會是對愛情的一種堪稱完美的詮釋。愛情總是充當那個美好而傷感的角色。比如說，生活中你不能沒有愛情，沒有愛情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對的；而生活又往往需要你時而體會一種痛，這種對痛的體會只有愛情最合適給予。

張旻的小說從來都是平實而沒有半點華麗或者晦澀的，甚至在寫法上也有老套的嫌疑。他從來不會一驚一乍地寫一個故事，運用複雜的技巧描寫某個情節的時候也少見，所以你可以抱怨這位作家實在太注重修辭和技術了。但，正是這一點，讓張旻從形式上與上世紀九十年代那一撥從事先鋒寫作的作家區分開來，這樣坦誠而忠實於自己藝術感受的寫作方式，在當代作家中顯現出一種罕見的誠意。在我看來，這種平實而厚道的“返潮流”寫法不是因為特立獨行而顯得卓越，而是因為作家忠於生活本質、懂得用恰當的形式展現自己的內容，僅憑這一點，就使張旻絕對稱得上中國當代少有的懂得“分寸”的作家。

我得承認，個人的眼光永遠狹隘，所以本人從來不覺得當代中國作家合格、懂分寸，或者說，他們根本沒有拿出合格的、懂分寸的作品。賈平凹、閻連科，這些都是身處一線卻拿不出一線作品的作家。比如賈平凹的《高興》，道貌岸然地揣測小人物的命運，這壓根就不該是小說家乾的事，而是編劇在串通主題和劇情時做的工作；再比如閻連科的《丁庄夢》，靠短暫體驗生活得來的故事，始終是沒有根基的宣傳式工具。所謂體驗生活，實在是泯滅了小說家這個稱呼。而張旻這些個人體驗式的“私性”小說，我覺得至少是一種富有誠意的、跟作者自己發生了關係的作品。至於《鄧局長》的敘事“老套”，是張旻小說中一以貫之的，不要期待這位作家會突然帶給你一部形式上無比新穎的作品，對故事情節的期待也是不靠譜的。張旻用許多許多年的時間，寫的就是一些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那些言說不盡或許也是多餘的情、卑微低下但無比高亢的愛，沒有一個故事逃得出世俗生活。但是張旻有一種魅力，能讓他的讀者一次次地陷入他所營造的情感細節之中，這份細節之美，構成了每一次閱讀的驚喜和之後真正的期待。

曾經一度，張旻被批評家列為“新狀態”小說家的代表，但實際上，他的形式感和故事的選取角度，甚至價值觀和所宣揚的氣場，都不同於當時其他的“新狀態”代表。事實證明，只有堅持自己的喜好，才能使一個小說家變得成熟並走得更遠。當年所謂的“新狀態”諸人，要麼早就是沒了狀態，寫不出來東西，要麼就是因為沒有了持久的喜好而改行幹了別的。寫小說本來就是一件寂寞並無法第一時間得到回報的行當，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瞬間出手就可以被承認並得到相應回報的偉大的小說家，在這世上實在是太少了。更多的寫作者只能是在有生之年依靠頑固而持久的喜好來充盈著自己每一天的寫作。別以為卡夫卡的例子聽多了就以為到處充滿特例，要知道，像卡佛、布考斯基這些牛逼的桂冠作家在有生之年全都沒享受到寫作換回來的麵包。不可能指望人人都像馬爾克斯、庫切或者奈保爾那樣幸運。

相信對於張旻來說，寫小說是一件有樂趣的事情，他願意為之付出。否則的話，作為一個出過幾本書也不缺發表機會的小說家，在今天竟然仍然不能得到應得的認同和理解，早就應該獨自怨天尤人而不是繼續寫下去了。喜好是小說家的前提，也是維持一個小說家“在路上”的隨身信物。我這樣理解一個遲遲沒動筆去寫小說的人，以及一個寫了很久然後半途折返回去或者改行干點其他行當的人——這些大概都是因為喜好的不足夠吧。

記得王小波死後不久，當時還是作家的朱文說過“我們真是冷漠啊”，他是在感慨這麼好的作家竟然沒有人知道。在信息爆炸、資訊海量的今天，冷漠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發生。看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情感故事方式(比如《他想說愛》)、不靠譜的偽暢銷書和地攤讀物的模式(比如《良家女子》)、半遮半掩的純文學小眾形式(比如《情戒》)，再回頭看看張旻的小說，看看他可憐的知名度，我只能再次感慨時代的冷漠。

憑藉著《墮落與愛情》、《他想說愛》以及《鄧局長》這樣幾部對人類愛情世界不斷向縱深挖掘的小說，用一種愛情絮語般的格調和語言探索人類自身的情感世界，張旻已經成為他那一代小說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掰著手指頭數一下當代小說家，名字也許如雷貫耳，作品也許早已等身，在讀者心目中也許也留有位置，但是說到文學的終極價值之一，即打動人心，這一點恐怕很難籌足雙手的指頭數吧。在我的視力範圍內，那些不成氣候的小說家缺少的不是技術，甚至也不是誠意(一些人在文學面前流露出來的虔誠表情是不容置疑的)，也許他們匱乏的是心靈，如果用一種極其偽真實的被感動的情緒去描寫一個故事，無論如何，這個故事都無法真正擊中人們的心靈，更何況一部卓越的小說正是要擊中你我心靈最柔軟的部分併產生巨大共鳴——僅僅使用看上去妥當的方式、貌似聰明的手段，是無法抵達文學的。

毫無疑問，當代華語文學是低級的和拙劣的，跟眼下的華語電影和中國足球一樣，不管大家怎麼誇獎、讚美某部電影，歡呼某場國內男足比賽，都要明白一個前提：這種誇獎、讚美和歡呼，首先是建立在卑微、低級和拙劣的大前提下的。認了吧，聰明的讀者、作家、評論家們，這是最壞的時代，這只是最壞的時代。看看現有的文學作品，腐朽而陳舊，庸俗而浮躁，廉價而輕薄，四處洋溢，各方飄灑。只有先承認這已經是最壞的，才有可能發現一些並非最壞、似乎還可以、說得過去、甚至卓越而誠實的作品。當然，如果你不承認這一現實，問題也不大，誰還沒有可笑的經歷呢？只是別企圖用一種固執而無知的表情來宣告我們已經多麼先進，可笑的皺紋會深深烙入你的嘴角和眉梢。

小說集

《情幻》，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

《犯戒》，北京華僑出版社1996年版

《愛情與墮落》，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我想說愛》，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良家婦女》，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版

長篇小說

《情戒》，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對你始終如一》，北京十月出版社2006年版

《誰在西亭說了算》，《收穫》增刊2008年秋冬卷

《鄧局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