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后，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幹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麼親人。

老王只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願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麼。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不老實，害了什麼惡病，瞎掉了一隻眼。他那隻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桿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幹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症，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衚衕，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裡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後來我在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裡是不是他的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願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衚衕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著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幹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他並沒有力氣運送什麼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麼病，花錢吃了不知什麼葯，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後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射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不那麼瘦，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兩隻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哪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就像我想象里的殭屍，骷髏上綳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地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嗯”了一聲，直著腳往裡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里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麼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託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象他是怎麼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麼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麼溝里。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麼，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1）默存（mò cún）：作者的丈夫錢鍾書的字。錢鍾書（1910-1998），江蘇無錫人，學者、作家，著有小說《圍城》和學術著作《談藝錄》《管錐編》等。

（2）幹校（gàn xiào）：這裡指”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幹部集體下放勞動鍛煉的場所。

（3）翳（yì）：眼角膜病後留下的疤痕。

（4）愧怍（kuì zuò）：慚愧。

文章著於1984年。這是一篇回憶性文章，作者記敘了自己從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幾個生活片段。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楊絳夫婦在那個荒唐動亂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認為是“反動學術權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風邪氣對老王都沒有絲毫影響，他照樣尊重作者夫婦。由此，與老王的交往深深地印刻在了作者的腦海之中。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度過了動亂年代，她在追憶動亂年代遇到的這些善良的人們時更容易忽略苦難，而是突出苦難年代里人性的光輝。

老王

文章的記敘對象，一個不幸的三輪車夫。因為在北京解放后沒有加入組織而落伍，自稱自己“沒用了”。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他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麼親人。他物質上艱苦，精神上凄苦。因為是單幹戶，沒有組織，思想上懷有極大的恐懼。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老王是一個善良的人。他願意給作者家送冰塊，車費減半；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拿了錢還不大放心，擔心人家看病錢不夠；接受了人家的好處，總也不忘，總覺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還硬撐著拿了香油、雞蛋上門感謝。老王去世幾年後，作者感到當年對老王的行為“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主題思想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無論是在物質上、生理上，還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個徹底的“不幸者”。可這樣的“不幸者”，卻在一個歷史時間段里，與楊絳相識。他們的相識，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間的交流也只是局限於“閑聊”，但老王還是極為珍惜這樣的一種相識。他以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這樣的一種“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文革期間，楊絳的丈夫錢先生“一條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錢先生上醫院，“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與楊絳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和親近：楊絳將他視為“熟人”，願意傾聽他的“閑話”；楊絳的女兒也曾“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轉；在他為楊絳一家付出一些勞力之後，還總能得到一些錢的補償。儘管有些時候，“拿錢”並非出自他的本意，但這樣的溫暖和親近，讓老王孤寂的心靈有了一種安慰。也正是這樣的溫情，使得老王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獲得一種心靈的寄託。

老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以勞力為生計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質樸的天性使他對有知識的人，總懷有一種別樣的敬仰之情，這樣的敬仰沒有一絲的功利色彩，它全然發自內心深處。於是，老王才在行將就木之際，拿著自己捨不得吃的雞蛋和香油來送給楊絳。然而，他的苦心最終遺憾地為楊絳所誤解。“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而那“腳步聲”踏響的又是老王另一個意義上的“不幸”。如果說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顯性的話，那麼這次老王所踏響的“不幸”，卻是隱性的。其關鍵之處在於老王以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將楊絳一家對他的同情心曲解為家人的親情。他實心實意地做著一切他自己以為該做的事，可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他與楊絳一家畢竟來自不同的階層，之間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那從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機會“近距離”地與楊絳交流，可這樣的交流也只能停滯在物與錢交換的表層，距離心的交流極遠。心的距離，是他無論作出怎樣的努力都無法縮短的。

後文寫到楊絳的“幸運”，不僅僅是指她與老王兩人在物質上懸殊的比較，楊絳的“幸運”首先應該是在她們一家遭逢“不幸”的時候，遇到了老王這種“最老實”的人。老王給予她一家的幫助，可謂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麼是“欺負”，“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沒有“欺負”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實地做事。儘管生活對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堅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雖然楊絳也有“不幸”：文革中被衝擊，自己下放到幹校；丈夫腿走不得路，還得自己煩請老王幫助送醫院。但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帶而過。因為楊絳寫此文的真實用意，是想通過剖析自己與老王相識的點點滴滴，傳達她對人生的別樣體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這樣的一篇短文中詳盡地表述。楊絳同情老王際遇的“不幸”，也盡了自己的力量在經濟上幫助老王。在她看來，老王已經夠可憐的了，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點兒便宜了。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對人和對事上都堅守著一種原則，那就是決不欠別人的情。在她的心目中，老王與“別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對老王的付出，總是物化為用金錢給予回報：老王給她家送冰，儘管老王說“車費減半”，可她堅持不減；老王送錢先生去醫院，“堅決不肯拿錢”，可她“一定要給錢”；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將結束時，給她送去雞蛋和香油，她還是“拿錢去侮辱他”。它讓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寫此文時的一種別樣心境，意蘊深遠。楊絳沒有能領悟老王的心思。其實那個時候，她也無暇去領悟，因為，那時楊絳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殭屍”，“骷髏上綳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出於一種本能，她“害怕得糊塗”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趕緊打發老王走。而打發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錢。我想，任何人對楊絳在這樣一個特定時候的舉止，都沒有理由非議。事情的結果，自然是老王無奈地接受了他最不願意接受的“錢”。從這一個細節中，不難看出當時楊絳與老王之間內心深處的一種隔閡。這樣的隔閡，在文章中還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後一次去楊絳家的“十多天”后，楊絳與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對話：“老王怎麼樣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看出，與老王有著隔閡的還不僅僅是楊絳老人，即使是與老王同處一個階層的老李與老王也有著隔閡，雖然兩類隔閡的意義有可能不同。

然而，楊絳畢竟是一個有著社會良知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憶”老王生前留下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對他的“謝意”，可楊絳得到的卻是“心上不安”。這樣的“不安”，不停地拷問著她的靈魂，使她頓然了悟：自己既往與老王之間的點點滴滴，是那樣的不公平；自己對老王“錢”的回報與老王對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較，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於她而言無疑是一種揪心的痛。這也正是“幾年過去了”之後，楊絳反思生活的一種精神的自省。知識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幸運”呢？

其實，楊絳文中結語的“幸運的人”，原先是“多吃多佔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改動，是有她深層次的考慮。這大概是楊絳所說的“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

藝術特色

這篇文章的語言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以小見大，寓意深刻。文章能通過對一些小事的的瓶頸敘說，描摹出一個人最具風采的性格特點，立起一個“人”的形象。有意無意之間“帶”出了一個時代的影子，反映出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同時也含蓄的提出了“關懷步行者”之一社會問題。第二，文字質樸，語淡意濃。文章運用了大量的飽含感情的語言來刻畫老王的語言、動作、神情，描寫細膩而真實，感情真摯。作者在看似不經意的敘述中讓人物的形象顯得越來越清晰，如春雨潤物一般影響著讀者，感染著讀者。

當代孫文輝：面對每一個不幸的人我們都有愧怍，只是楊絳首先把自己浸入愧怍之海中，用“隱者”的心態去思索。能把自己的如此不幸化為幸運的人是慈愛寬容的，能用一顆溫和的心去直面不幸而愧怍的人又是冷靜高遠的。她的愧怍，是知識分子用人類眼光、人類情懷去舔舐我們曾經的創傷去面對我們苦難后的歲月。這份愧怍，是一個無辜生命體對一切生命欠然狀態的全力擔荷，是作者自我靈魂的無情審視，更是替一個未曾充分反省、懺悔的時代樹立的人類良知標桿。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錢鍾書夫人，本名楊季康，祖籍為江蘇無錫，出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35——1938年與丈夫錢鍾書留學英法，回國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和清華大學任教。1949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劇本《弄假成真》，《稱心如意》、《風絮》等，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