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松

錢松與富陽胡鼻山人胡震同時，交易最深，同時往返滬杭之間，與上海諸名家游。善鼓琴，工篆、隸，精鐵筆，藏古碑舊拓皆有題跋。畫筆近江貫道，山水設色蒼古有金石氣，亦善梅竹，嘗手摹江氏漢銅印叢。晚與楊見山、僧六舟等結社南屏。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佔杭州，服藥而亡。咸豐十年（1860），光緒三年（1877）同邑高邕輯其遺印成《未虛室印賞》四卷行世。

篆刻

錢松的篆刻，受到浙派篆刻諸子尤其是丁敬、蔣仁等人的影響。但他在刀法、篆法上都有所蛻變，因而最終蹊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的用刀，以切帶削，輕淺取勢，富有頓挫起伏，故線條更為古厚生澀。他的一些以披、削用刀為主的作品，對吳昌碩有所影響。在篆法上，錢松方圓兼使，故面目豐富多樣，意境極為高古。他在浙派篆刻中獨樹一幟，這是錢松勝於同時代西泠諸家的獨到之處。

篆刻承浙派余序，淳厚渾樸，氣勢非凡，雖列“西泠八家”殿軍，實乃溯漢追秦，推陳出新之巨擘。趙之琛深嘆其能：“此丁、黃后一人，前明文、何諸家不及也。”細審其跡，天資之外，蓋得力於嘗摹漢印二千方，人莫及也。刀法總結前人經驗，創造一種切中帶削的新刀法，立體感很強，富於韻味，頗有新意，為吳昌碩所取法。嚴荄將他與胡震的篆刻作品編為《錢胡印譜》，也有人將他個人作品輯為《鐵廬印譜》。篆刻胎息浙派諸家，摒棄一味切刀之舊規，披削兼施，生動自然，超越前賢。嘗自評其藝曰：“國朝篆刻，如黃秋盦之渾厚，蔣山堂之沉著，奚蒙泉之沖淡，陳秋堂之纖穠，陳曼生天真自然，丁鈍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則沿其原委摹漢。”以驗其跡，此語不謬。錢松篆刻造詣甚高，為歷代印人所推崇，並將其推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晚清至今，其篆刻藝術也一直被 歸為浙派範疇討論。然而，錢松的篆刻藝術是否真正屬於浙派，錢松本人是否應該歸為“西泠八家”之一，有不少學者提出此類疑問。如韓天衡先生在《豆廬印話》 中云：“錢松雖八子之末，而取徑敬身，又有摹漢印二千鈕之功力，天資高、功力厚，故所出已非浙派可囿，惜其籍西泠，故被推上了“西泠八家”的“交 椅”。而以吾之見，錢松足以超過六家，而與丁敬比肩。”

錢松與胡震（浙江富陽人）亦師亦友，胡震喜遊歷，在杭州城遊歷多年，當看到錢松篆刻時，大為驚嘆，以為真不可及，於是拜錢松為師，倆人情在師友之間，錢松為胡震刻印近百方，皆為極品精益之作。每逢胡震遊歷出行或歸來，錢松往往都為胡震刻印記之，如胡震慕桂林山水徒步七千里前往遊歷，此事書蓋曾刻“曾等獨峰頂提名”印以記之，邊款上記載為“咸豐甲寅，鼻山游桂林，乙卯歸來，屬刻此印，五月望，書蓋並記。咸豐四年四月四日，胡鼻山來登絕頂。獨秀峰居桂林城之中，高四十餘丈，三百六十一級，方登絕頂，明王國材題‘南天一柱’四大字，其狀盡之矣。獨秀峰下，曰‘劉海洞’，曰‘讀書岩’，唐顏延年讀書其中。中有元和孟簡題名，岩外有建中元年鄭叔齊記。”（《中國歷代篆刻集萃》）。另有一眉子坑歙硯，上有錢松篆刻文字可以佐證此事，其文字記載“甲寅之初登絕頂獨秀峰歸來素刻，耐清並記”。印鑒：錢松印、錢松之印、松、叔蓋、西郭外史、雲居山人。繪畫書法畫工山水、梅竹，筆致老到，設色蒼古；行楷寫楊凝式、褚遂良，隸書宗《禮器碑》、《石門錢松與胡震（浙江富陽人）亦師亦友，胡震喜遊歷，在杭州城遊歷多年，當看到錢松篆刻時，大為驚嘆，以為真不可及，於是拜錢松為師，倆人情在師友之間，錢松為胡震刻印近百方，皆為極品精益之作。每逢胡震遊歷出行或歸來，錢松往往都為胡震刻印記之，如胡震慕桂林山水徒步七千里前往遊歷，此事書蓋曾刻“曾等獨峰頂提名”印以記之，邊款上記載為“咸豐甲寅，鼻山游桂林，乙卯歸來，屬刻此印，五月望，書蓋並記。咸豐四年四月四日，胡鼻山來登絕頂。獨秀峰居桂林城之中，高四十餘丈，三百六十一級，方登絕頂，明王國材題‘南天一柱’四大字，其狀盡之矣。獨秀峰下，曰‘劉海洞’，曰‘讀書岩’，唐顏延年讀書其中。中有元和孟簡題名，岩外有建中元年鄭叔齊記。”（《中國歷代篆刻集萃》）。另有一眉子坑歙硯，上有錢松篆刻文字可以佐證此事，其文字記載“甲寅之初登絕頂獨秀峰歸來素刻，耐清並記”。印鑒：錢松印、錢松之印、松、叔蓋、西郭外史、雲居山人。繪畫書法畫工山水、梅竹，筆致老到，設色蒼古；行楷寫楊凝式、褚遂良，隸書宗《禮器碑》、《石門頌》，功力深厚，為時所重，惜其壽不永，未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