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壽

曾任江防同知和海防河務同知，還曾作宰溧陽，后又了解他還在贛榆任知縣。在贛榆縣（今山東的江蘇海州地區）時曾“捕鹽梟，築橋樑”。他在當地治理河道有方，據光緒二十年（1894年）《贛榆縣誌》記載：“陳鴻壽，浙江錢塘人，拔貢。清廉有惠政。先是大沙河壅塞水漲，軋溢沒田廬，鴻壽之官即蠲金為倡，刻日疏，河以暢通，民無水患。書法宗董其昌，人至今珍之。”陳鴻壽曾有過較長時期的政壇磨鍊。另據介紹，“陳鴻壽初以古學受知於阮芸台尚書，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從此處可見他是以幕僚之身步入政壇的。

陳鴻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能力很強，處理政務，起草文稿能“走檄飛草，百函立就。他曾跟隨浙江巡撫阮元（1764－1849），是提倡“學術自任”的經學大師，曾編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註疏》，道光時官至體仁殿大學士。另外，與陳鴻壽同鄉、同僚中不乏文壇高手。在這樣一個文人氣息濃重的官場，居然有“群以為不可及”的評價，從中足可看出陳鴻壽的橫溢才氣。嘉慶六年（1801）拔貢以後，他被“考以知縣用，分發廣東，丁憂服關，奏留江南，署贛榆縣，補溧陽縣。后河工江防同知，海防同知。”但他的官運似乎並不亨通，只做到知縣和海防河務同知等級別不太高的官職，最高的官職是江防同知和江南海防河務同知。

道光二年以風疾卒於任所，享年五十有五。

陳鴻壽於藝術涉獵廣泛，而且造詣極高，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的篆刻出入秦漢，繪畫精於山水、花卉，書法以隸書最為著名。他的書法以隸書和行書最為知名。他的隸書清勁瀟灑，結體自由。穿插挪讓，相映成趣，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風格。他廣泛學習漢碑，尤其善於從漢摩崖石刻中汲取營養，在用筆上形成了金石氣十足、結體奇特的個人面目。筆畫圓勁細插，如銀畫鐵鉤，意境蕭疏簡淡，雄渾瓷肆，奇崛老辣。陳鴻壽的隸書較之以往的隸書具有“狂怪”的特點，說明他有創新的勇氣和才能，但在結字和章法上，用筆仍然屬守古法，筆筆中鋒，力透紙背。

藝術大師

他是一個通才，能書善畫，尤其是書法，篆、隸、行、草皆能，歷史文獻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館等收藏的不少書法、繪畫作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他也懂得碑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神龍本蘭亭序帖，內附有陳鴻壽所作跋文：“此帖較定武本，肥瘦各別，字畫結構亦頗有異同……嘉慶乙亥十月望后四日，錢唐陳鴻壽題於江寧承恩寺中。”從此文看，他對碑帖研究似也十分在行，這與文賣中關於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的總結相一致。但能使後世為之折服的還不是他的書法、繪畫乃至碑帖，而是他的篆刻。對書法、繪畫、碑帖和篆刻等學科的學術問題，筆者不敢妄加評論，但從他對各門類成果所佔的比重看，篆刻是他的突出部分，因為，能夠稱為“西泠八家”之一，意味著他在篆刻領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海博物館等機構所藏的許多陳鴻壽所作印章都是明證。

他的篆刻出入秦漢，繼丁敬、蔣仁、黃易、奚岡，繪畫精於山水、花卉、蘭竹。山水介干明代姚綬與程燧之間，花卉蘭竹雖源自陳道復、李鱓，但不拘於宗法，而有瀟灑之趣，實為趙之謙的先驅。書法以隸書最為著名。他的書法以隸書和行書最為知名。他的隸書清勁瀟灑，結體自由。穿插挪讓，相映成趣，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風格。他廣泛學習漢碑，尤其善於從漢摩崖石刻中汲取營養，在用筆上形成了金石氣十足、結體奇特的個人面目。筆畫圓勁細插，如銀畫鐵鉤，意境蕭疏簡淡，雄渾瓷肆，奇崛老辣。陳鴻壽的隸書較之以往的隸書具有“狂怪”的特點，說明他有創新的勇氣和才能，但在結字和章法上，用筆仍然屬守古法，筆筆中鋒，力透紙背。其篆書略帶草書意味，喜用切刀，運刀猶如雷霆萬鈞，蒼茫渾厚，爽利恣肆，使浙派面貌為之一新，浙中人多學習他，對後世影響較深，與陳豫鍾齊名，世稱"二陳"。行書清雅不俗。蔣寶齡《墨林今話》中說："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

著有《桑連理館詩集》《種榆仙館印譜》。

《行書軸》《行書七絕詩軸》。

陳鴻壽於金石書畫以外，以設計紫砂壺最為人稱道。是中國第二代紫砂壺大師的領軍人物，清代中葉嘉慶、道光年間的陳鴻壽和楊彭年。主張制壺創新，因他倡導“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須要見“天趣”。他把這一藝術主張，付諸紫砂陶藝。形成壺界兩大貢獻。第一大貢獻，是把詩文書畫與紫砂壺陶藝結合起來，在壺上用竹刀題寫詩文，雕刻繪畫。第二大貢獻，他憑著天賦，隨心所欲地即興設計了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壺，為紫砂壺創新帶來了勃勃生機。他與楊彭年的合作，堪稱典範。現在我們見到的嘉慶年間製作的紫砂壺，壺把、壺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陳鴻壽設計、楊彭年製作的，後人稱之為“曼生壺”。陳鴻壽使紫砂陶藝更加文人化，製作技術雖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對後世影響很大。他與當時的制壺名家楊彭年合作，由他或是他的朋友題銘，這種富於文人藝術的紫砂壺，以“曼生壺”知名於時，尤為後世寶愛。上海博物館藏有三幅陳鴻壽的冊頁，構圖相近，均以紫砂壺和菊花入畫，畫面簡潔，清秀可愛，足見曼生嗜壺之癖。三幅畫有相同的題識：“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而此幅多附一段題識，強調楊彭年制壺之精妙，以及自己有制壺之癖，尤為難得。

有關他的任職情況，歷來說法頗多，現在可肯定他未曾擔任過宜興知縣而是出任溧陽知縣，但任職時間說法不統一，不少人認為他在溧陽或宜興只有一任即三年。《陽羨砂壺圖考》等記載他擔任宜興知縣是嘉慶二十一年（1816）的事。在溧陽地方上，至今還有他的當地只做過一任知縣的說法。當然，他們知道嘉慶十六年時陳鴻壽就已在溧陽任知縣，但不了解嘉慶十八年以後的事（有關這方面，後文還會論及）。在《溧陽縣誌》中，記錄了不少嘉慶十七、十八年陳鴻壽任知縣時的相關事宜。據清嘉慶十八年《溧陽縣誌．溧陽縣知縣》載：“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因此可以確定陳鴻壽的到任時間為嘉慶十六年亦即1811年，此年他四十四歲。另外，有關陳鴻壽本人的文稿，多處在嘉慶《溧陽縣誌》中出現，如嘉慶十八年（1813）六月他為縣誌所作序言和十七年（1812）八月所作《平陵書院碑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