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

1934年，打入東北軍，后又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1936年後潛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會部領導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

1939年又按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加了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共搜集了許多汪精衛賣國求榮的第一手情報。

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在取得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為中共獲取了許多敵偽方面的重要戰略情報。

在陳公博兼任偽上海市長的1941年至1944年期間，李時雨兼任過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和軍法處長、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

日本投降后，李時雨又打入軍統內部，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少將軍銜），就在特務頭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報。

1946年9月，李時雨被軍統以“漢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

1949年2月被取保釋放后，在上海以匯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名義從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由上海到達香港后，帶著一部用線裝書偽裝的情報，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將情報交給了童小鵬，同時也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公開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先後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

1982年離休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

李時雨在校期間，李時雨最愛讀《水滸傳》一書，經常和同學談論“及時雨宋公明”非常尊崇與賞識好漢宋江，所以學友孔繁文便給起號“時雨”，此即李時雨現名的由來。李時雨後考入綏化省立二中（黑龍江省第二中學，今綏化二中），半年後因繼祖父去世，家中不願供給學費而輟學。輟學后仍沒有打消升學念頭，一邊回四合泉在同學孔繁文的私塾溫習功課，一邊與家庭交涉升學的問題。1924年在興隆鎮新發屯紳士張二爺出面說情下，家庭同意他繼續升學，遂同張二爺之子張學孟到齊齊哈爾省立一中上學。1925年上海“五州慘案”發生后，李時雨參加學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上海工人的活動，遭到當局反對，解散省城的學校，迫使學生回家。雖然在省城只學習一年多的時間，可是卻增長很多知識和見聞。特別是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受到及其深刻的愛國教育，心裡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種子開始萌芽，1926年李時雨和興隆鎮大房身屯張敬載一同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是一所進步的學校，在這裡結識望奎的同學林楓（中共地下黨員），讀到高爾基的《母親》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進步書籍，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啟蒙教育。是年冬，因家庭反對李時雨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不得不回到塞北家鄉，經過幾番周折，說服家長答應供給學費，可到北京去求學。

1927年春節過後，李時雨隨同興隆鎮李珍店村同學李延山來到北京。李延山當時在北京俄文法政大學上學，後來合併到北平大學法學院讀俄文系。在李延山的照應指引下，李時雨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畢業后，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1930年暑假期間，李時雨同邵桂丹、劉極天等十幾名同學回鄉與張甲州等人共同組織巴彥在外念書的大學生，開展驅逐貪官污吏巴彥縣縣長瞿興凡的“驅瞿”鬥爭。1931年李時雨在北京法政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1931年“9·18”事變后，北京學生南下示威，請示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李時雨擔任北大法學院學生示威遊行總指揮。但國民黨當局喪權辱國對全國人民的抗日呼聲的強烈要求無動於衷。李時雨等一批愛國熱血青年在報國有志，請纓無路的情況下，義憤填膺，無不矢志投筆從戎，殺敵報國。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號召東北青年打回老家去，組織抗日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2年4月間，李時雨受中共地下黨組織派遣，從華北潛入哈爾濱組織抗日武裝。到哈爾濱后，住在福順棧旅館，與地下滿洲省委接頭聯繫后，遵照滿洲省委的指示，分別到呼蘭、綏化、慶城等地聯繫有關人員之後，回到家鄉興隆鎮，找到童年結識的綠林好漢“青山好”（名為王英魁）和姐夫龍慶海、舅舅孫貴以及雌鳳溝的三叔劉強。經宣傳抗日道理后，這些人都表示願意參加抗日義勇軍。李時雨經過幾天的奔波，已經聯繫到三千多人，決定以興隆鎮錦和厚中藥鋪為地下聯絡點。又到巴彥中學找到校長孔慶堯和自衛團團總王家善，三人抗日救國思想強烈，志同道合，一致同意共同組織抗日武裝起義。這時，張甲州也來到巴彥縣城，決定聯合起來，共商抗日大計。一切事宜商討就緒后，李時雨回到興隆鎮一帶，通知所聯繫發動的人員屆時攜帶武器到窪興橋參加抗日武裝起義，臨行前，張甲州委託李時雨順便到白奎堡於家粉房找於九公（后改名於天放），告知有關情況。此時，正值滿洲省委戴某來興隆鎮了解有關工作情況，並要到所發動的隊伍去看一看，李時雨就和戴某一同到白奎堡去找於九公，在白奎堡車站遇到於九公到呼蘭去，說明天回來讓他倆在於家等候。可過了兩天，於九公仍未回來，李時雨二人只好返回興隆鎮。然後安排發動起來隊伍由王英魁、龍慶海、劉強、張功顯等人帶領，分頭出發到窪興橋。

因為在白奎堡耽誤兩天，所以，李時雨等人到窪興橋后，已是起義的第二天。當時，只見到孔慶堯和王家善，而沒有見到張甲州，原來發生意外，張甲州將隊伍拉到東山裡一帶去了。王家善，孔慶堯、李時雨等人決定另打旗號，組織成立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推薦王家善任總司令（又稱總指揮；李時雨任副司令，副總指揮）兼秘書長；孔慶堯任參謀長；邵桂辛任軍法處長；王長令任副官處長；王英魁任第三支隊長；邵桂丹任第四支隊長；劉強任聯絡參謀；張功顯任第三支隊第二中隊長；龍慶海任副官聯絡處聯絡官。

這支隊伍後來因王家善被策動去齊齊哈爾當了偽軍，李時雨、邵桂辛、劉強等人去蘭西聯繫合作戰事宜未果。李時雨又返哈爾濱找滿洲省委，因原定聯絡地點出事，未能接上聯繫，只好回北平法學院復學。隊伍從此解散。李時雨經中共地下黨組織批准后，回北平法學院學習。

1933年春，日軍威脅平津，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地下黨決定，通過安葬被軍閥張作霖於1927年4月28日處以絞刑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先驅李大釗同志的形式，掀起一次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愛國志士的群眾運動。中共地下黨組織通知李時雨參加李大釗的出殯活動，並擔當護靈的任務。並經人引薦與李大釗夫人趙韌蘭見面。在送葬過程中，人民群眾不畏當局反動軍閥的強暴，堅持把靈柩送到萬安公墓。

1934年，李時雨在北大法學院畢業后，被中共黨組織派往打入東北軍。經中央法學院黨支部書記張敬載介紹

到張學孟那裡工作。張學孟於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后，在東北軍當過連長、營長，當時已調到東北軍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任主任。經張學良舉薦李時雨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開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活，1936年2月，李時雨到古城西安，接受地下黨給的兩項重要任務：一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二是做張學良公館內警衛人員及“剿總”各廳處人員的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李時雨利用張學良擔任張學良公館警務室主任的便利條件，做了大量宣傳工作。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時，身臨其境。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李時雨遵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留在天津，仍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以後又打入南京汪偽政權的上海偽保安司令部和偽警察局從事地下情報工作。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李時雨又打入軍閥蔣特魔窟與敵人周旋，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於1946年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關押，直到1949年2月經中共黨組織營救取保釋放。出獄后，經中共黨組織安排繼續開展工作。

李時雨在烽火瀰漫的漫長歲月，無論是去張學良西北剿總司令部的要害部門內，還是在汪精衛偽政權的心臟里，以及在上海軍統機構的旋渦中，都以無比赤誠的黨性和強烈的愛國熱情，不畏艱險，出生入死，機智勇敢地利用複雜的環境，周旋於惡魔群醜之中，深入敵營十八年，出色的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成為我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充分顯示了在複雜背景下，一個黨員為謀求民族解放而赴湯蹈火的英雄形象。他曾為那段鮮為人知，動人心魄的戰鬥歷程題詩到“敵營搏鬥十八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顏開。”

解放后，李時雨在中共中央社會部情報總署，軍委聯絡部工作。1978年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82年離休，曾寫《敵營十五年》、《敵營八年》和《烽火歷程》等革命回憶錄。當他把回憶錄奉獻給家鄉父老時，寫小詩一首，以抒遠懷，籍敘離衷：北燕南飛朝不歸，漫長征途白髮垂，

江山萬里披錦繡，一篇史書報春回。

1987年，年過八旬的李時雨將平生積蓄的一萬元人民幣奉獻給家鄉，做為獎學金，獎勵巴彥縣考上大學的學生中總分數前三名者，被縣委命名為“李時雨獎學金”。1988年8月18日巴彥縣李時雨獎學金會召開首屆頒發李時雨獎學金大會。興隆鎮新發屯學子遲國臣獲首屆獎學金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