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歌
荊歌
荊歌1960年春生於古城蘇州。1976年荊歌高中畢業后，到照相館工作。1978年入蘇州師專學習。1980年2月至1988年4月在吳江多所中學任教。1988年4月調至吳江市文化館創作部工作。20世紀90年代開始小說創作，出版有長篇小說《槍斃》、《鳥巢》、《愛你有多深》和小說集《八月之旅》、《牙齒的尊嚴》等。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長期居住在蘇州郊外小城吳江。
《談性正濃》
《旋轉之際》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風笛》1993年南京出版社散文集
《相看集》1993年古吳軒出版社
《不驚閣隨筆》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荊歌
《牙齒的尊嚴》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
《口供》2004年山東文藝出版社
《愛與腎》2005年群眾出版社長篇小說
《漂移》1998年長春出版社
《粉塵》1999年雲南人民出版社
《槍斃》2001年時代文藝出版社
《千古之愛》2002年大眾文藝出版社
《鳥巢》2003年作家出版社
《十夜談》2004年江蘇文藝出版社
《愛你有多深》2004年作家出版社
《情途末路》2004年山東文藝出版社
《我們的愛情》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談話錄
《談性正濃》2006年江蘇文藝出版社
荊歌
在《鳥巢》中，圍繞著照相和照相機，所有的人物命運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有的是毀滅性的，例如大河馬，他居然因為把照相機丟了，尋找照相機發現死屍而成為殺人嫌疑犯，他的生活幾乎全部被照相機顛覆了。荊歌筆下的人物，在略微偏離生活邊界的那個地帶活動，他們顯示出另類的姿態，顯示出真正的超越存在的荒誕詩意。
《談性正濃》
有時候走在路上，也分不出是那方門窗，飄出來一首熟悉和喜歡的老歌，便心不由已地跟著哼上幾句，回味一下久別重逢的親切，覺得心情很好。
荊歌
對於荊歌來說，事情就顯得比較複雜——他的文本與生活不再是線性的比照關係，而是不可思議地呈現出了格外纏繞的面貌。在他的文學世界里，寫作也許只是一種延宕或者可以稱為“後過程”。即是說，作家在文本中所傳達的意緒其實是對生活的某種總結，是經過對生活的長期浸淫后自動地從時間水面浮現上來的，而不是僅僅由生活中的當下感受構成的。因此，荊歌的文本大都是一段凝縮的歷史或某種對生活形而上思考的具體表現，具有某種刻意的精緻品格。
但是，這並不是說荊歌的創作是純粹建立在他的生活哲學之上的，只不過當下感受在他的文本中被作了某種處理，染上了超越於生活之上的種種色彩，反過來構成了對生活的智性審視。因此，荊歌的小說大多都呈現出一種“回視”的形態，努力地以記憶的方式調整作家與生活之間的關係，使得他在介人生活的具體方式上與其他新生代作家有著明顯的區別。
在荊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漂移》中，整個文本其實都是建立在對記憶的依賴基礎上的，因而文本所呈現的過去時態的歷史面目就格外顯著。家族史在文本中起到了負載全部敘事行進的巨大作用，由此導致的線性結構也就十分J頃理成章了。鈕家父子身上體現的不僅是作家揭示歷史真實的“野心”，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種具化物，再次宣示了歷史前進的鐵面邏輯。
儘管在整個小說中情節的突然轉折屢見不鮮，但是縱觀整個文本的行進節奏和最終走向，我們就可以知道作家筆下的這些人物其實是無法逃脫歷史的殘酷性的。所以，將這篇小說稱為歷史小說未嘗不可，只是作家在其中並沒有將人物處理為邏輯的例證和符號而已。總之，在荊歌的三部長篇小說中，最早的這部《漂移》毫無疑問是具有最完整的記憶形態的，是對歷史最具有親和力的。
長篇小說《粉塵》把空間設定在鄉村中學之中，在一個微小得近乎局促的環境中展現人物內心的巨大波瀾：同時將講述過程處理為一般過去時的順敘，在對往事的溫婉敘述中再現歷史的真實情態。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部小說里，歷史其實是呈現出虛擬狀態的，就是說如果將其替換成現在時態一樣也會將小說的意蘊完整地傳達來，不會損害文本應有的整體效果，只是作家也許不得不尋找另外的表述方式，考慮文本行進的合適途徑。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作家並沒有立意要對歷史本身進行重估和反思，相反，作家的著眼點始終都是放在對人的內心世界進行放大觀察上的。可以認為，荊歌在小說中進行的是對人性、人心的發掘和剖析，而記憶則充當了這種努力的場所，歷史因而退縮到了文本的邊緣，默默無聞地擔當起自己的責任。但是，就記憶對文本的重要性而言，它又是不可或缺的。人性的各種因素都賴以得到鮮活的呈現，文本的主題則具體而微地散布在以記憶形態出現的歷史的各個角落。因而，《粉塵》所顯現的作家對記憶的介入狀態較《漂移》是有明顯退縮的。
到了《民間故事》這裡，歷史的萎縮態勢就更加明顯了。對民間故事的追尋始終都是籠罩在作家對當下生命樣態的描寫之下。有趣的是，在文本中，孟姜女傳說的來龍去脈實際上擔當了整個小說情節發展的有機線索，而故事本身則被置於巨大的解構熱情之下，顯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其朦朧的形態讓人無法分辨真實與否。記憶，在這裡更是退化為一次次的尋找過程，徹底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地位，“淪落”為小說展現人類生存境遇的一個舞台。虛化的記憶形態使得歷史的面目驟然模糊起來，同時也呈現出斷斷續續的不連貫狀態，這與他以前的小說就有了顯豁的分閾。
在分別透析了三部長篇小說中的記憶方式和歷史形態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作家主體介入的明顯變化軌跡，那就是對記憶的逐漸冷淡導致了歷史在文本中吊呈現出越來越支離破碎的面目，而對當下生命方式的探詢卻從記憶和歷史的背後走到了文本的前台。這種轉變以文本的方式體現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態度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即對文本與最廣闊的生活之間的關係有了重新的認識，也標誌著作家具有了自己全新的敘事倫理。因此，這種轉變是深刻的，對作家自身來說就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新生代作家群體面貌來講，這種轉化無疑是具有典型性和歷史意義的，它很可能是新生代小說的一次自我蛻化和精神飛升。
荊歌
三十歲的時候我想我不能再這麼玩下去了，我需要一個安定的家，我應該結婚了。這時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郭蔚，她比我小3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小，是典型的江南人，長得很秀氣，細眉細眼的，身材嬌小玲瓏，是我喜歡的類型，但我沒有一見鍾情的觸電感覺，朋友介紹我們認識，給了我們兩張電影票就走人了，我記得當時我們看的是武俠片，片名也忘了，看完電影我就把她也給忘了。
婚前我們相處得非常彆扭，幹什麼都是不歡而散。兩人打算結婚了，到上海南京路的王開照相館去拍結婚照，都想不起來是為了什麼，在南京路上不歡而散，當然，最終還是在旅館會合了。就是在蜜月旅行中，也是這樣。因為幾隻猴子，我們在張家界賭氣分了手，我往山下走，她只管上山。後來我感到害怕了，因為我突然想到，她的身上沒有一分錢與我失散之後，她將怎麼回家呢抬頭看山，她已經爬得很高了吧山谷里飄落下一個塑料袋，令我驚心———我當時誤以為是她縱身從山崖跳下了。我決定立即上山找她。我找到了她，我們快樂和諧的婚姻生活才算是真正開始。
我們友好地相處著，恩愛有加。時光不知不覺地從我們身邊溜走。我屬於特別珍惜家庭的男人，主要是我嘗到了家庭的甜頭。決定和她結婚沒有考慮太多，並不是碰到她覺得特別合適才準備結婚。當時我們的關係很一般，離結婚的日子越來越近，也沒有認真去操辦。結婚以後我和她反而恩愛起來，所以，我覺得婚姻的好壞主要靠運氣，運氣好了，良性循環，你會用全部的熱情來對她好，理性上講是值得，感性上是你不由自主地願意愛護她。
對妻子來說，我是一個細心的男人。我是專職作家，在家的日子多，總喜歡買菜做飯洗碗，為她提供新鮮的菜肴。我陪妻子去購買服裝，許多時裝店裡都留下了我44碼的足跡。我為她的衣著打扮出謀劃策，並總是鼓勵她不要被昂貴的價格所嚇倒，我對她說，買十件不三不四的，還不如有一件驚天動地的。我還對她說，18歲的少女穿廉價衣服沒什麼，過了30歲的女人如果不穿好衣服，那就是寒酸和落拓。我還會縫紉，鎖鈕扣和綴邊也是我的專長，我甚至有過學習編織毛衣的打算。太陽偏西的時候，我會把晾曬在陽台上的衣服都收下來，一件件摺疊得整整齊齊。有時候在衣服上發現一隻蜘蛛，我就會很高興，我外公說過的，那叫喜蛛，見了它就會有好事降臨。
我和太太天生性格比較般配，我喜歡老是我奉承著她，而不是她來奉承我，她也不會反過來欺負我。她表現得被動我就特別有動力。有人說，婚姻就像跳探戈，你進一步，他就退一步。這個說法很形象，也只有這樣夫妻才能不相互踩腳。
荊歌__書房
我出生在60年代初期，童年裡有許多難忘的記憶，理髮便是其中之一，出於對理髮的恐懼，以致於直到今日，我依然把理髮視為人生煩難之一。（長大后第一次看到挪威畫家蒙克的《嚎叫》時，還以為畫的是童年理髮的場景呢。）
那個年代，鄉下沒有幾戶人家有推子，理髮往往以剃頭為主，由於刃鈍，剃頭更讓人恐懼：黑色的刀刃常割破了頭，感染也是常有的事。還記得父親講給我的一個剃頭的故事，有一個剃頭匠手藝不高，給人理髮破了頭，便用棉花沾滿了半邊頭，理髮的挺幽默，說“師傅，你給我的左半邊頭上種了棉花，右半邊我還得考慮種點啥。”因此，我從小便很少剃頭，只要一見拿剃頭刀的，便殺豬般地叫，避追殺也似地逃，理髮當然成了難題。那時候，小鎮上有一家理髮鋪，印象中那是半間房子的門面，卻有三間房子深的店面，裡麵糊了報紙，光線很暗，據說，那是一家公營店，去那裡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而那位外地的理髮師也因此成了有頭有臉的人，我去那兒，大概只有一兩次，確是頭髮長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的時候，至今的感覺是，熱水和著肥皂沫，在頭頂上運動，比不洗頭而理髮，舒服多了。
後來，因為那位中年理髮師與街道上的一位少婦發生了緋聞，那少婦的公公大鬧剃頭鋪之故，理髮師從此逃之夭夭，理髮鋪呢，也漸漸沒落了。
再後來，大約是七十年代初，跟父親一起住單身，在西安東郊的紡織城上學。有年秋天，父親帶我去理髮，說是要用電推子。此前，我一直對電車、電推子之類抱有圖騰崇拜般的幻想，以為那些神奇的東西只有高級幹部才能享用。而且，我甚至想像，電推子應該像今天的摩托車頭盔之類，戴上去卸下來就可以把頭髮搗鼓成顧客想要的髮型，不用說，後來屢屢使用我對電推子大失所望———原來也要一下一下地理呀推呀。但是，西北第一印染廠的那間小理髮館畢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溫馨印象，我躺在那張闊大的理髮椅上，任喳喳的電推子從我的頭上摩挲而過，那體溫一般的無痛感覺，讓人產生慵懶的睡意。西北第一染廠的那間小理髮館的門，成了我久藏心底的慾望之門。幾乎每一次理髮時，我的身旁總會有毛鬍子之類長長躺著，享受著那柄剃刀從肥皂沫覆蓋的腮邊遊走的感覺，旁邊的顧客們低一聲高一聲地議論著長短是非，那個躺倒的毛鬍子總是“受活”地發出“哦哦”的答應聲，我至今還記得，那個已經上了年紀聲音沙沙的女師傅，一邊理髮一邊還刁空抽幾口紙煙，那裊裊的白氣在窗戶透過的陽光里舞蹈，那時候我便想，等哪一天我長了鬍子，一定要躺在這個理髮館里，而且一定要躺在毛鬍子躺過的長椅上……
__書房
當然更大的變化是內容上的，理髮之外，還有了純粹的洗頭和按摩，每一次差不多要花半個小時，當然還有內容更暖昧的“理髮”———是把理髮當成副業的髮廊之旅———其中的色情服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秘密，那一片片暗淡而搖曳的燈光，那一個個招搖而灼灼的眼光，織成了粉紅色的溫柔雷區，讓想收拾頭臉的理客們三過廊門而不敢入。而那些夜深人靜才翩然入於其中者，確實是“理翁”之意不在理嘍。
而黃鶯鶯的《哭砂》，就是髮廊的“廊歌”：你最愛說你是一顆塵埃，偶爾會惡作劇地飄進我眼裡……風吹來的砂，落在悲傷的眼裡，誰都看出我在等你/風吹來的砂，穿過所有的記憶，誰都知道我在想你/風吹過的砂，冥冥在哭泣，難道早就預言要分離？
這樣，生活提高了，理髮對於我，卻再度成了作難的事。於是，一直以來，尋找理髮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內容。我尋覓了很久，直到發現了西北大學新區———真正理髮、價錢適中、衛生環境較好、不附麗其他內容———的理髮店之前卻久尋而不得。
荊歌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5年前的一個下午。西大的新村。接女兒下學。那一天，下著戴望舒的雨。我去得早了些，偶爾躲雨，發現路邊有一家門面簡陋的理髮店，也就十幾平米的空間，裡面瀰漫著濃濃的“國營”氣氛：兩個吊扇四張椅，四個理髮師著白衣，一台黑白電視放著連續劇，七八個老顧客等的等、理的理，那裡的從容、輕鬆、平等和細膩，一派老式風習。
“莫名我就喜歡你”。我也莫名一下喜歡上了這個理髮店。後來竟發展到不光是頭髮長了就進去，即使平常接孩子，我也下意識地將自行車停放在理髮店門口。而且，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地想起西大校園裡那個老式的理髮店來。
我後來才漸漸明白，我之所以常常眷顧那個沒有任何特點的理髮場所，是因為那裡的氛圍磁吸了我：每一次發，都能聽到理客們的議論聲，其中大多數是有關這個學校的，比如逸聞，教改，提級，評職，逝世，工資，國……這其中蘊藏著一顆心對一個著名學府的欣喜、憂傷和憤怒。而我———理髮現場誰也不知道，一個20年前曾在這裡問學的鄉下孩子，此刻又坐在這裡，感受著細雨入沙般的氛圍：一個家與一所學府的最深淵源也不過如此吧，1962年，我父親走進這所學府，1984年，我走進這所學府，1994年，我弟弟走進這所學府，而此刻，我的女兒又走進這所百年學府的附屬小學……可以說，我們的骨血中已經有了西大的基因。
如同吃飯排泄一樣，理髮也是人生的要務之一。從1993年起，我將自己的頭形理成板兒寸，留著小鬍子，而且清癯。一開始，不斷地有友人熟人說我像某某，一說魯迅，一說王愚，還有一說，像日本人。對於前二者，我是充滿敬意的，能僅僅和魯迅先生像，在我已是感到誠惶誠恐、萬分僭越的了；而王愚先生也是個耿耿文人，能和他為伍我很驕傲；至於說我像日本人，我已多次當場申辯，本人，沒有任何一點和日本人相像之處。因為他們文過飾非不講信義，我對這個民族充滿厭惡，我已經有5年堅持不買日貨（我並且說服我周圍能說服的人，我的理由是，現在，一切日貨都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品），說我像日本人那是對我的侮辱！借這篇文章我重申。我為什麼要選擇板兒寸？作為一個做深度報道的新聞人，職業決定了我總是奔波在田間地頭工廠車間險區災區病區山區，如何減少污染成了最大心病，在這方面，板兒寸的確比有型有款的長發更易清理打掃；當然我還有另外的想法，中國的人口有多少？理髮業有多少從業人員？大家日子都還不“小康”，我一個月理3次發，是不是比一個月理一次、甚至三四個月理一次、再甚至半輩子理一次髮的人，對社會的貢獻要大一些？
理髮轉折而成了眼下的話題，卻是我未曾料到的。打油做結：人生一顆尊頭，總被刀割手揉。某日拒絕接觸，從此萬事皆休。
有一部日本電影，名字我記不得了，其中的一個情節是，有一位帶幾分憂鬱的中學老師，上課前很認真地對同學說，老師要談戀愛了，拜託大家為我畫一張肖像。同學們便丟開課本，很認真地畫起了圖畫來。這個老師很可親，當時我就想，荊歌教書時該也是這個樣子的。
1985年春天裡的一個早晨，毫無來由地想起了荊歌，就約了車前子一起往吳江去。荊歌正帶著同學做廣播操，見了我們，自是流露出意想不到的開心。我看到一些同學乘機在該伸胳膊的時候，抬了抬腿。
我們就駕著幾輛破自行車往退思園去。園裡幾乎沒有別的遊客。這時候荊歌唱了一首別緻的歌子：“你要找的朋友，已經去向遠方，你又為什麼，這樣意志堅強，你還繼續尋找嗎？不怕目標渺茫......”
這支歌真好聽，荊歌唱得也真摯動人，我們都被他這樣的神情打動了，我們說，荊歌你身上有一種老式的知識分子的氣息，你在鄉鎮的學校里當老師多好呵，你就象當年的倪煥之，還有《早春二月》。
荊歌也是對我們的說法動心了，感覺真的有一位楚楚動人的少婦，帶著五歲的小女兒立在他面前，少婦帶著喜滋滋的羞澀看一眼荊歌，然後回過頭對女兒說，叫荊叔叔。女兒嘴巴動了一下，就怯怯地往少婦的身後閃去。
85年的荊歌正在創作詩歌，與生俱來的藝術本質和詩人氣質，使一種情緒迅即升騰並瀰漫開來。85年春天的一瞬，令荊歌怦然心動。
之後我們也遇到過幾次，但再說起這個話題，是1987年的年底，這一個冬天，荊歌的脖子上圍了一條很五。四的圍巾，我們又說起《早春二月》。荊歌笑一笑，立起身說，喝酒喝酒。我知道這事黃了。
我們的這些朋友中，車前子是最詩歌的一個，他喝了一口酒後，雙目炯炯有神地看著荊歌，然後說，怎麼樣了？有沒有遇到？有沒有尋找？荊歌說，也不一定，我覺得一生中擁有一個清純少女的初戀，真是幸福啊。
荊歌面帶微笑地說著，又忙裡偷閒地抽出一條眼光，厭厭地瞟了一下車前子和他的嘴巴。這一瞟，徹底完成了一個詩人到一個小說家的轉換過程。
二年以後，我們看到小說家隊伍里的荊歌，踩著“雄赳赳，氣昂昂”的旋律，大步向前。“噹噹當，噹噹當，噹噹噹噹當。”
199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下雨了，我正在往家裡去，經過一家報刊亭，下車來買報紙。在我買報紙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我就在報刊亭的檐下隨便翻翻。
報刊亭的師傅遞給我一顆香煙，然後說，夜報上有個連載，好看的，你要不要看？夜報是指《姑蘇晚報》，上面刊登的連載是荊歌的小說《太平》。
我說，這個人我認識的，就買一張吧。師傅聽說了這回事，硬是不肯收我二毛錢了。師傅拿出一疊雜誌來給我看，師傅說，這本，這一本，還有這本，這上面都有荊歌的小說的，我不是要推銷給你，這一些我是要帶回去的，我妻子也歡喜看的，我妻子說荊歌的小說是雅俗共賞。
我說，你妻子是幹什麼的？師傅說，教書，中學里教語文的。我的心裡真為荊歌高興，也不知怎樣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就說，謝謝，謝謝你們了，荊歌做得還不夠，還要不斷地努力呢。
過一陣我又去報刊亭，師傅見了我興奮地說，。《太平》在《人民文學》上登出來，原來夜報上登的不全，這一回是足本，你要不要？我就買了一本《人民文學》。待我返身要走時，師傅又叫住了我。
師傅說，麻煩你告訴荊歌，小說寫得好，其它方面也要對自己嚴格要求。我說，怎麼啦？師傅說，他的《太平》是一稿二投呀。回到家裡，我開始閱讀《太平》。這時候我體會到，荊歌的小說，寫得真精彩。所以我說荊歌的小說濕潤又飄忽。
荊歌曾經生長的縣城日新月異地變化著，縣城早已不是大家心目中舊氣古樸淳厚的水土，面對高樓大廈和燈紅酒綠，肯定和確切的一下子似是而非起來，大家也只好以為，縣是虛化了的縣，城是實在了的城。我們局外人的心裡結構都一時難以調整好了，荊歌也不會在談笑風生中從容不迫，再面對周圍人在適從中的矛盾和尷尬，他試圖著加以認識和理會，並且尋找到了一種自已和別人都能接受的表現和排解的形式小說。
而寫小說避開情節線和故事線，是顯而易見的捨近求遠。荊歌是以詩歌的感悟和表現形式來處理小說的，故而在大與小，塊與點，全面和局部，集中和分散的把握上，他更偏重後者，並且更能得心應手地來對付。因此，荊歌小說中的情節是情緒化了的，環境是芬圍化了的，現實是夢幻化了的。這於廣大讀者，是別開生面的新鮮，於朋友也是另闢蹊徑的親切。
2020年12月29日，憑藉作品《詩巷不憂傷》獲得第七屆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兒童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