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嶠

丁嶠，1924年1月出生於湖北漢口。從小性格開朗，勤於學習，愛好戲劇。小學一年級時就參加學校的演出活動，受到老師們的稱讚。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著祖國的大地。十三歲的丁嶠，親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殘暴。國家民族的危難，激起了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和拯救苦難祖國的愛國熱情。第二年，他隨全家投奔到上海的親戚家，進了上海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這期間，他認識了地下黨，他們經常向他講革命道理，講國民黨的腐敗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激發了他的抗日熱情。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和一些同學發起組織了一個業餘讀書會，他被大家推舉為讀書會的主席。讀書會除了學習《大眾哲學》等進步書籍外，也搞些進步的歌詠、戲劇活動。這時，他還看了不少三十年代黨領導下的電影工作者拍攝的進步電影，這對他以後投身革命和從事戲劇、電影工作影響很大。

隨著蘇北抗日形勢的發展，上海地下黨動員青年學生參加新四軍。他響應了這一號召，主動報名參軍。那時他才十六歲。在地下交通員的護送下，他從上海到了蘇北解放區，經過靖江轉黃橋到鹽城。

解放區火熱的鬥爭生活和嶄新的人與人的關係，使他感到新鮮和振奮，迫切地希望學習。組織上了解他的心思，安排他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學習。畢業后，學校考慮到他在戲劇方面的天賦和熱情，決定留他在學校文工團當戲劇組長。

1942年敵後形勢惡化，文工團解散，他被分配到陳毅軍長的警衛營當青年隊長。 1943年戰爭形勢好轉，成立了新四軍軍部文工隊，他被調任副隊長。隨後，軍部文工隊擴大為文工團，他擔任團委委員兼戲劇股長。解放戰爭開始后，他擔任華東野戰軍文工團第一團副團長，直到上海解放。在這一段部隊文藝工作中，他曾導演過《自由萬歲》、《前線》、《陰謀》、《俄羅斯人》、《李闖王》、《雷雨》、《白毛女》等名劇。在艱苦的戰爭環境里，他刻苦學習文藝理論和表、導演理論，並給文工團、文訓班的學員們講專業課。同時，他也參加一些演出，扮演了一些角色。此外，他還經常到前沿陣地做宣傳鼓動工作。在工作和藝術實踐中，顯露了他的組織才能和藝術才華。

上海解放后，作為部隊文藝工作者，在上海、南京等地做了大量團結地方文藝工作者的工作，結識了許多長期在國統區堅持從事進丁嶠步文化活動的作家、藝術家、電影導演和演員，和他們交朋友，向他們宣傳黨的文藝政策。1950年，由於電影事業發展的需要，調他到中央電影局任副導演。他愉快地服從了黨的決定，從此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

他被派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和許幸之一道拍攝故事片 《海上風暴》。通過這部影片的拍攝，他發現作為綜合藝術的電影較之於他從前所熟悉的戲劇舞台，不僅場面開闊了，而且在刻畫人物上難度更大。接著，他又和張駿祥一道拍了反映現實鬥爭的紀錄影片，初步摸索紀錄影片的特點和規律。他細心地從一些導演那裡學習電影的基本常識，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這時丁嶠非常熱愛電影導演這一行，並決心以此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

1952年，丁嶠被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任新聞攝影總隊副總隊長；第二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成立，他任副總編輯；1955年，被任命為新影廠副廠長兼總編輯，全面負責廠里的創作。他有著高度的責任感和很強的事業心，干一行，鑽一行。在新聞紀錄電影戰線工作的二十二個年頭裡，逐步使自己成為這一方面的行家裡手。

新聞紀錄電影是形象化的政論，搞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策觀念。丁嶠從小在革命軍隊中生活、學習、工作，也養成了對事物敏感、對生活熱愛、對同志熱情的思想素質。作為創作領導者，他經常生活在創作人員中，一道研究拍攝方案，深入到拍攝現場進行指導。抗美援朝期間，他曾經到過硝煙瀰漫的朝鮮戰場，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前沿陣地了解攝影隊的拍攝情況，關心攝影師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況，給同志們以鼓舞。

1959年在人民解放軍平息西藏的叛亂中，他又率領一支攝影隊開赴了西藏高原。他是指揮員，又是戰士。在和藏族同胞共同生活的日子裡，他注意觀察他們的風俗習慣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在他的具體指導下，攝影隊拍攝了大型紀錄片《百萬農奴站起來》。1962年，國民黨反攻大陸時，他帶領了由八一廠和新影廠組成的聯合攝影隊奔赴福建前線。在前沿陣地，他身著軍裝，和指戰員們在一起促膝談心，及時向攝影師們提出拍攝的具體要求。二十二年中，他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新影的創作人員說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實幹家。

在這一段時間裡，丁嶠除了注重在創作實踐中指導創作外，還致力於新聞紀錄電影創作的理論研究和探索，曾就新聞紀錄電影的特性、真實性等問題，發表過一些專題研究文章，對總結新聞紀錄電影的創作經驗做過許多建設性的工作。此外，丁嶠還參加了許多對外文化交流活動。1957年他曾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的團長參加過萊比錫電影節的活動；1964年，他應邀到印度尼西亞出席亞非電影節的盛會，並擔任電影節的評選委員會委員；1965 年，他以電影專家的身份到越南講學。1956 年，國際著名的紀錄電影大師尤里斯·伊文思來到中國，任新影廠顧問。丁嶠與伊文思朝夕相處，建立了很好的合作關係和深厚的友誼。

在新影任職期間，丁嶠還積極參加電影界的各項活動，並曾擔任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以及《電影藝術》雜誌（原名為《中國電影》）的編委等職。

1966年，十年動亂時期，丁嶠也遭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特別是在 1974年他被調任北京電影製片廠負責人以後，受到更為嚴重的打擊和迫害。1975年，圍繞著電影《海霞》的創作問題，“四人幫”及其在文化部的黨羽威逼他去整導演謝鐵驪和攝影師錢江。他敏銳地感到他們的目的不是針對一部影片，而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於是，他和“四人幫”及其在文化部的黨羽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堅定性。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丁嶠就任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他一方面負責電影系統清查“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恢復和發展遭到“四人幫”慘重破壞的電影創作、生產上。

1977年，他組織一些同志複審了被“四人幫”禁錮的解放后十七年中拍攝的六百多部影片。在這項工作中，他不辭辛苦，親自作調查研究，審看影片，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推倒了“四人幫”對許多影片的污衊不實之詞，解放了幾乎全部被封禁的各類影片，為影片和有關創作人員恢復了名譽。

1979年，他組織向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的各類影片的創作和拍攝工作。他和副局長張駿祥一道負責了獻禮影片的籌備工作。在創作問題上，他鼓勵創作人員大膽解放思想，衝破“四人幫”設置的重重禁區，深入開拓題材，追求風格、樣式的多樣化。他經常到第一線和創作人員交換意見，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他平等待人，尊重藝術家的勞動，因此得到創作人員的支持和信賴。對新湧現出來的青年創作者他也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在他分管的電影外事工作中，也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他曾率領中國電影代表團訪問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80年11月，隨以王闌西為團長、張駿祥為副團長的中國電影代表團出訪過美國和日本，並擔任這個代表團的秘書長，為增進同各國人民和電影工作者的友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丁嶠的工作擔子較重，但他仍能注意研究電影理論界的新課題，曾就電影的創新和民族化等問題進行探討，並發表了專題性的論文。

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和第四屆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丁嶠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電影家協會常務理事。 1982年5月，丁嶠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和民族文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