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屯軍
中國駐屯軍
中國駐屯軍即日本人所稱支那駐屯軍(日本語:しなちゅうとんぐん)是日本根據《辛丑條約》獲得的在中國境內駐屯軍隊特權的產物,屬日本軍的一支。原稱清國駐屯軍(日本語:しんこくちゅうとんぐん),清國(即清朝)滅亡后,1912年4月(明治45年)改稱“支那駐屯軍”,通稱中國駐屯軍,日後為侵華日軍的一部分。
中國駐屯軍文書
實際上,早在《辛丑條約》簽訂前的4個月,日本政府就以“護僑”、“護路”為名,宣布成立“清國駐屯軍”,任命大島久直中將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設於天津海光寺,兵營分別設於海光寺和北京東交民巷,兵力部署於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
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圍的戰略要地,本來應該是中國最核心的守備區域,但這裡卻駐紮著日本和其他列強的龐大武裝,這在今天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當年卻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支龐大的武裝,猶如一隻登堂入室的惡狼,對中國人民不僅是一種威脅,更是一種創深痛巨的民族恥辱。1912年,日本將“清國駐屯軍”改名為“中國駐屯軍”。因該軍駐紮華北,通常被人們稱為“華北駐屯軍”,因其司令部設於天津,又被稱之為“天津駐屯軍”。1937年製造“盧溝橋事變”的,正是駐丰台的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截至“七。七事變”,日本的“中國駐屯軍”駐紮北平已有36個年頭了。
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本大力進行以征服中國和稱霸亞洲為主要目標的擴軍備戰,加速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步伐。1936年4月17日,日本內閣悍然決定向華北增兵,由裕仁天皇親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1師團師團長的田代皖一郎中將,新任駐屯軍參謀長為橋本群少將,新設置的駐屯軍步兵旅團由河邊正三少將任旅團長。根據日方公布的數字,增兵后的中國駐屯軍由原來的1700餘人增至5700餘人。而實際的增兵人數據稱遠遠超過日方公布的數字。據上海《申報》的調查,增兵后的兵力達1.4萬人,還有人認為日軍兵力超過2萬。分別配置於天津、塘沽、唐山、灤縣、山海關、秦皇島等地。“盧溝橋事變”前夕,具體駐防情況是:
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及其直屬戰車隊、騎兵隊、工兵隊、通信隊、憲兵隊、軍醫院和軍倉庫駐天津。
“中國駐屯步兵旅團”司令部率步兵第1聯隊(欠第2大隊)、電信所、憲兵分隊、軍醫院分院駐北平,其中第3大隊駐丰台,另有1個小隊駐通縣。
第2聯隊和第1聯隊第2大隊、炮兵聯隊駐天津,其中第2聯隊第3大隊第7中隊駐唐山,第8中隊駐灤縣。
第9中隊駐山海關;第1大隊第3中隊駐塘沽,另有1個小隊駐昌黎,1個小隊駐秦皇島。
兵力分配大體如下:西起丰台,東至山海關鐵路沿線,有日本入侵華北的駐軍5000餘人;北平以東,有日本卵翼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敵偽軍1.7萬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養的察北的偽蒙軍約4萬人。
清國駐屯軍天津將校與領事館夫婦
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日本乘機增加駐屯軍的人數,改清國駐屯軍為中國駐屯軍(俗稱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仍設在海光寺,司令官少將級。日本憲兵隊也設在海光寺(后遷至原新華路1號)。
中國駐屯軍
1932年11月,駐屯軍司令中村孝太郎策劃誘降中國駐山海關軍隊遭到失敗。翌年初,便與日本關東軍聯合,製造山海關事件,乘機佔領熱河,進逼長城一線,強迫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從此華北門戶洞開。
1935年,日本天津駐屯軍配合關東軍製造河北事件,壓迫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這時日本認為對中國發動全面武裝侵略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把海光寺的日本駐屯軍作為正規軍編入作戰系列,定為佔領平津的主力部隊。
中國駐屯軍
七七事變 資料圖
為掌握華北地區的制空權,日本華北駐屯軍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日通航協定》,以中日合組的惠通公司名義,開闢天津至大連、承德、錦州、張家口和北平至瀋陽等5條以天津為中心的航線。駐屯軍還在天津東部李明庄修建了一座佔地2000畝的機場(今天津濱海國際機場),附設有可容納10架飛機的機庫。
為全面控制和掠奪華北經濟,駐屯軍曾對華北的煤、鐵、棉花、交通、港口做全面的調查,制定《華北產業開發指導綱領》,駐屯軍調查部為施行這一綱領的指導機構。為破壞華北地區經濟秩序,日本駐屯軍支持冀東地區日本人大規模武裝走私,使白銀大量流入日本。七七事變后,日本駐屯軍強迫中國海關把天津、秦皇島兩海關稅款悉數存入天津的正金銀行,作為侵華日軍的後備財力。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駐屯軍的使命基本完成,日本參謀本部決定成立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日本語:きたシナほうめんぐん)司令部,設於北平,海光寺的華北駐屯軍遂成為其直轄部隊。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海光寺日本兵營成為華北地區日本降軍的集中地。不久降軍被遣送回國,海光寺兵營遂為國民政府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