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仲超
原故宮博物院院長
吳仲超（1902年—1984年10月），男，又名蘭久、鏗，上海南匯大團鎮（今劃歸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曾任中共華東黨校副校長兼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助理，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等職。
1927年秋，就讀於上海法科大學（今華東政法大學前身）。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回鄉從事地下工作。
1943年吳仲超（中）王必成（右）江渭清合影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中共蘇南特委書記，蘇皖區委書記，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政治委員，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揮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6師江南東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京滬路東特委書記，茅山地委書記，蘇皖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兼蘇南行署副主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兼蘇南行署主任，蘇浙區黨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蘇浙軍區政治部秘書長。參加1941年蘇南反“清鄉”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秘書長。期間，為黨和人民徵集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華東黨校副校長兼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助理，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保護專家要像保護稀有動物熊貓一樣”。
吳仲超是建國以後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也是一位禮賢下士、關心博物館事業的文物工作者。
1927年秋，吳仲超就讀於上海法科大學（今華東政法大學前身），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回鄉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起先後在上海、江蘇等地工作。抗戰爆發后，吳仲超先後在中共多個抗日根據地任職，為創建茅山抗日根據地，建立江南東路游擊根據地，開闢、發展和鞏固蘇南解放區作出過重大貢獻。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吳仲超出任中共華中分局秘書長、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他還為黨和人民徵集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在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的著名學者阿英的日記當中，可見他的文物保護情結在戰火年代已露端倪。
阿英《敵後日記》第十六卷二月廿一日載：（羅密）庄有羅密寺，有雍正所建碑，庄當是以此得名者。在庄口擇一屋俾雲（錢曉雲）等休息。我去西頭訪（李）一氓同志，遇吳秘書長。據一氓同志雲，華中局已決定余隨華中局行動。詢知此是華中局後方，由吳秘書長負責，乃同去訪秘書長。
第十七卷載：晚飯前，同至吳秘書長處，即在彼處晚飯。彼告沂西南某庄，系晉某王故城。有古物甚多，有一翰林家復有不少古書，為日本人弄去，現尚有不少明版本，亦有字畫。
第十八卷五月十五日載：七時許始起身，吳秘書長警衛員雲，鄰室有古書甚多。急往視之，則皆日本書也，雜亂一地，當在萬冊以上。旋曾達齋、鄒魯山、宋之的、匡亞明諸同志相繼來，與一氓兄漫談。晚飯後，復與吳秘書長至達齋處，五月十九日載：在冷攤上買得日刊古銅陶瓷器珂羅版明信片卅張，歸贈吳秘書長。
阿英在解放戰爭時期所寫《敵後日記》中頻頻出現的“吳秘書長”正是吳仲超，足見他的文物保護情結由來已久。
吳仲超不僅在解放戰爭時期注意搜羅、徵集文物，而且他還於1947年在東北大連開設過一家專門替公家徵集文物的特殊字型大小。
1947年夏秋，由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形勢發展，以譚震林、李一氓為首的一批中共華東局幹部從山東威海渡海北撤到由蘇聯軍隊接管控制下的東北大連，吳仲超當時擔任華東局北撤幹部管理委員會秘書長。大連為東北重要的出海口岸，本世紀初相繼為日、俄覬覦、盤踞，長期以來既是前清遺老、達官貴人以及日俄僑民等的聚居地，又是文物古玩的集散地。日俄時期的關東廳博物館（今旅順博物館前身）、滿蒙資源館（今大連自然博物館前身），一定程度上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羅振玉也曾於1929至1940年間在大連度過了他亦研亦商（羅晚年曾在大連開設古玩店“墨緣堂”）的歲月。日本投降以後，羅氏於1928年在旅順扶桑町所建的大雲書庫遭蘇軍佔用，大量書籍、書畫、銅器、宋本棗木刻版和碑版拓本遭毀損。
吳仲超平時非常留意散失在社會上的各類文物，以前打仗時就曾關照警衛人員認真照顧他轉戰各地悉心收集來的各種文物。當時大連解放在即，官宦人家大量拋售古董文物，市面上流散文物汗牛充棟而失於管理。過去，地下黨組織經常利用古玩店進行革命活動。1928年5月，周恩來、鄧穎超同志也是打扮成古玩商坐日本郵輪到大連，然後經過交通員關係乘南滿鐵路火車由滿洲里出境，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根據此類經驗，吳仲超向組織彙報，提議在大連也開辦一家古玩店，一來收購大量流散的文物，二來可以作為隱蔽的地下黨組織活動聯絡地點。於是，吳仲超通過曾在蘇皖邊區華中建設大學任教的韓同儒的關係，利用古玩行商馬澤溥先生開設在今大連東方飯店附近的古玩鋪“博古堂”幾間街面房子來實施這一計劃。1948年初，博古堂古玩店正式成立，為了探聽各方面的消息情報，店內一隅還辦了個茶社作為耳目。當時店堂經理為隨吳仲超北渡、從前共同在蘇北和魯南的戰友曾達齋，副經理為馬澤溥和韓同儒，工作人員共有8名，實際鑒定取捨業務工作由馬澤溥負責。馬澤溥（1894-1976）是北京人，長期從事古玩業，擅長陶瓷器的鑒定，1936年他和外甥陳德舜到大連開設古玩店，經常來往於大連與北京之間進行古玩買賣。
其時黨在大連另外還設有一家半公開性質的“同利公司”，以此作掩護負責為中共東北局提供活動經費。於是，博古堂名義上作為其下屬商號，其實歸同利公司領導，包括收購文物經費也由同利公司負責撥款，並規定只從事收購而不參與拍賣和出售事宜。
1949年春，隨著遼瀋戰役后大連的徹底解放和平津、淮海兩大戰役的節節勝利，原北上大連的中共華東局同志因解放戰爭的革命形勢發展需要，紛紛南下投入到迎接新中國解放的新的鬥爭中去，吳仲超等一批北撤大連幹部因此從遼東半島的旅順渡海（渤海）重新回到膠東半島的山東開展革命工作。吳仲超擔任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期間，山東文物的徵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條，成績斐然。同年初，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濟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圖書館舉辦古代文物展覽會，展出古代書畫320多幅、善本古籍30種、三代秦漢青銅器30餘件、宋元明清歷代陶瓷器250餘件、古玉器100餘件、歷代錢幣300餘枚、甲骨數匣。舉辦如此大規模的文物陳列展示，這在當時戰爭年代尚屬首次。
為了繼續在遼東徵集文物，南下山東之前，吳仲超特地指示馬澤溥照舊在大連收購文物。馬澤溥受此重託，便仍留守大連從事文物徵集工作，直至1951年才結束營業。在開辦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博古堂共為國家收購了200多箱各類文物，計有三代青銅器、宋代均窯、龍泉窯瓷器、日本字畫、金銀器皿、木器、翡翠爐等。其中一部分藏品後來轉交山東省博物館保管，另一部分則撥交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吳仲超調往上海任中共華東局秘書長后，馬澤溥、陳德舜則由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吳仲超介紹來上海，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陶瓷鑒定工作，並協助海關查扣了許多國家明令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1949年底，馬澤溥受主任委員李亞農、副主任委員徐森玉的委託去蘇北淮安，接收吳仲超等前存文物共計49箱，並採購了一批玉、石、陶瓷、漆器文物裝船由大運河運回上海。據曾參與在滬接收保管入庫工作的已故上海博物館老專家夏玉琛先生回憶，這49箱2853件來自淮安的文物，成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
在吳仲超的提攜栽培下，馬澤溥從一名有正義感的古玩商發展為對文物博物館事業、特別是新中國上海文物博物館事業作出貢獻的功臣，因此其事迹被記載到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館志》第四編第一章的“人物傳略”當中；又因為他在建國初期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捐贈文物，他的大名至今被銘刻在上海博物館大堂一壁的文物捐贈者名單上。
建國前的上海市立博物館館長、建國后致力於上海博物館創設並出任首任副館長（時無正館長）的先秦史專家楊寬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赴美撰寫的自傳《歷史急流中的動蕩和曲折》中也深有感觸地追憶道：“為了完成這個創建上海博物館的工作，……陳列品中，青銅器、陶瓷器和繪畫最多，因而需要特別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在學習中，不但重視各種門類的專家們的研究成果，也還重視過去古董商們長期累積的鑒別古物的經驗。古董商的鑒別經驗原是為了賺錢，在鑒別古物時特別注意市場價格的高低，這樣的鑒別對於收購文物工作是很有用處的。當時會（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有一位瓷器專家馬澤溥，原是古董商出身，對於鑒別明清兩代各個時期的景德鎮瓷器有豐富的經驗，請他選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明確指出鑒別的特點以及市場價格，因為正缺乏這方面鑒別經驗。”
正因為吳仲超在文物徵集、保護領域作出了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卓越貢獻，因而上海解放以後的1949年9月，他在出任中共華東局副秘書長、中共華東局黨校副校長等職同時，還被聘為由李亞農任主任委員、徐森玉任副主任委員的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首屆委員。1954年冬，吳仲超因中共華東局撤消而到故宮博物院主持院務工作，后又一度擔任文化部部長助理一職。調任故宮博物院后，他長期擔任院長兼黨委書記職務。在任期間，他更加尊重知識，尊重與愛護廣大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
他曾風趣地說：“保護專家要像保護稀有動物熊貓一樣。”當代書法家啟功先生為此而有“大熊貓”之喻——這是曾經在京城流傳甚廣的一樁傳聞。據說啟功先生因來訪者不斷而不勝其煩，遂以身體欠安為由婉拒登門造訪不速之客，並以其一貫的幽默風格張字門外壁間：“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來者見此閉門謝客字條，會心一笑，知趣告退，不再入室打擾。這笑話煞有介事，令人信以為真。但據啟功解釋，此與事實略有出入，誠不足為外人道並望闢謠。他說：“其實我寫的是這麼四句話：‘啟功冬眠，謝絕參觀。敲門推戶，罰一元錢。’字條在門上只貼了一天，就被人揭走了，從此，來‘參觀’的人更多了。”另據啟功介紹，關於“大熊貓”的掌故淵源有自並由來已久而有所本。1954年，吳仲超初來故宮即以高薪（當時實行實物制分配方式）從國家文物局文物處挖掘人才，將任業務秘書且有書畫鑒定技能、曾於解放初被聘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特約顧問的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聘為故宮書畫研究部研究員。當時有人覺得這一標準定得太高了，吳仲超聞訊便語重心長地耐心解釋說：“別往下降低標準了。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懂得古書畫鑒定，博物院很需要這種人。”有個朋友因此跟啟功開玩笑說：“吳院長說老徐是稀有生物，那不成了大熊貓了嗎？”後來啟功生病，也就有好心人怕他應酬過多而影響休息，遂借題發揮專門在他家門上貼了張便條：“‘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人們因此以訛傳訛，竟然謬傳為啟功自己寫的。啟功先生後來謙虛地說：“我還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稱國寶呢？”由此可見，當初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對於有一技之長的人，不論其身份、資歷如何，都給予很高的地位和必要的尊重。
在故宮博物院時，吳仲超常說，故宮需要一大批專家與業務骨幹，否則這麼大的博物院是辦不好，辦不下去的。為此，他對學有專長的專家特別尊重，既委以重任，又充分信任予以支持，使專家們能放開手腳施展才能。他從院外特地調來了從前長期在北京琉璃廠古董店從事古玩經營的原“悅古齋”學徒劉九庵（1915年-1999年）、東四“敦華齋”業主孫瀛州（1894年-1968年）、學徒耿寶昌等一批在鑒定書畫、陶瓷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特殊人才，使他們在故宮文物整理和鑒定工作中發揮一技之長，並在待遇、職稱等方面予以相應的照顧傾斜，調動其工作積極性，使之邊鑒定邊傳授，把鑒定經驗教授給青年人，進而使事業後繼有人，故宮可持續發展。譬如對於鑒定元明瓷器有相當高成就的孫瀛州調來故宮不久即被破格提升為助理研究員。而吳仲超這些發現人才、發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思路、經驗，顯然來源於他在大連扶植博古堂並結識馬澤溥時期；他之所以敢於不拘一格降人才，任用孫瀛州、耿寶昌，也與他們跟馬澤溥早年在古玩經營上過從甚密及馬的薦舉不無關係。如今，健在的徐邦達、耿寶昌先生早已成了古書畫和古陶瓷學鑒定界碩果僅存、一言九鼎的專家了。
吳仲超在他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期間的1950年及後來的1952年，曾經兩度捐贈文物供上海博物館累積藏品。病危期間，他囑咐將自己的存款留給自己曾長期工作的故宮博物院作為科研獎勵基金。在吳仲超的故里——上海浦東南匯博物館中，人們也能瞻仰他家屬捐贈的吳仲超的遺物，以此深切緬懷這位長期從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老前輩的亮節高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