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經濟學

海派有以下3層含義：

第一，程恩富提出：“海派經濟論壇和海派經濟學的學術風格，是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思想應當解放而不僵化，學風應當嚴謹而不‘風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海派就是“海納派”。

第二，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點，廣泛吸收古今中外先進和合理的經濟思想，力求在科學的超越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重建合乎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國情的經濟學新範式。

第三，海派經濟學的發源地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上海，從這個意義上說，海派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的上海學派。但不等於上海學者都贊成這一學派的觀點。

海派經濟學就是一種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範式或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範式。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從50年代前半期開始，隨蘇聯局勢變化而在東歐一些國家出現的一種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力量。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特別是1956年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推動下，東歐各國開展了大規模的非斯大林化運動。有些人把斯大林的過失歸咎於所謂“共產主義政權本性”，力圖把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為“民主社會主義”。他由批判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強調民族特點，而走向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普遍規律；由譴責斯大林違反法治、擴大化，轉向要求人權、自由和民主，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由反對斯大林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搞“個人迷信”矛頭指向所謂“一黨專制”，主張各黨派輪流執政，實行“政治多元化”；由批判“僵化和教條主義”，而走向否馬克思主義“哲學人文主義學派”、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類學派”等。這些學派各有特色，但它們的哲學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以抽象的人為出發點，以實踐為核心範疇，否定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辯證法和歷史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成一種人本主義的“實踐哲學”。

海派經濟學的學術風格是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比如關於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上，提出二者是“正反同向交促互補變動論”。再如，“四主型”市場經濟改革觀，我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改革觀，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觀，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改革觀，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改革觀。

其他的原創性觀點還有“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市場型公有高績效論”、“一府兩系三層分類的國有資產管理新體系論”、“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當代全球基本經濟矛盾論”等。

海派經濟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理論體系，也就是系統的經濟學方法、基本假設、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張。這樣，也就受到廣泛的關注。

一般人的確容易誤解，以為海派經濟學是研究上海的或者上海所有的學者都共同贊成的經濟學。其實，海派經濟學是以地域來稱呼的一個學派，學術史上這樣稱的很多，主要是為了簡便。但學派是開放的，其人員並不以地域為限。若從主義角度描述，其名稱是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學界內的一個經濟學派。

創立海派經濟學的歷程可以分為4個階段和時期：

一是醞釀階段。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隨著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教授的學術創新體系逐漸成熟，他開始同復旦大學張薰華、洪遠朋以及同濟大學顧鈺民等老中青教授商討，決定學習西方學術界，建立規範的經濟學學派，並從成立“海派經濟論壇”開始。

二是海派經濟論壇是1995年11月正式成立並召開首次研討會。剛開始的幾年，主要在上海開展海派經濟論壇學術工作。

三是2001年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並走出上海，與全國一些高校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等聯合舉辦論壇。200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在黑龍江大學，2004年在武漢大學和內蒙古財經學院、2005年在鄭州大學，成功地召開論壇。2003年，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成立並開展學術活動。10多年來，已召開20多次研討會，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高度關注。

四是2004年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歸屬新成立的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並走向世界，廣泛與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學會、日本經濟理論學會、韓國社會經濟學學會、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盟等交流，並籌備主辦2006年春季在上海財大召開的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會和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刊。

作者：登陸

ISBN:9787810989381

頁數:207

出版社：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定價:22

裝幀：平裝

出版年:2007-06

註：定期出版的學術書籍，目前最新為17輯

· 程恩富

· 張薰華

· 洪遠朋

· 周肇光

· 馮金華

· 顧鈺民

海派經濟學主張“公平與效率的交互正向說”。人類的任何活動均有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問題。經濟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中外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純粹視為心理現象，否認其客觀屬性和客觀標準，這是含有唯心主義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因為，在人類的所有現實操作性活動和行為中，都會產生感覺、認知、審美等心理活動，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各種心理因素和倫理觀的支配，但無論是財富或收入分配、財產佔有，還是就業、稅收、投資等，人們在客觀經濟活動和經濟調控過程中，總是具有一種最客觀的經濟公平標準，至於在一定時點上所推行的經濟法律、經濟政策和經濟規則是否完全合乎經濟公平內生的客觀標準，則是另一回事。

也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視為一般的永恆範疇，否認在不同的經濟制度和歷史發展階段有特定的內涵，這是含有歷史唯心論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

還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視為無需前提的絕對概念，否認公平與否的辯證關係和轉化條件，這是含形而上學分析方法的思想表現。以按資分配為例，在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傳統體制條件下，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不公平的；而在初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從合法性和市場等價交換的意義上看，它是公平或合理的；但從只有活勞動才能創造新價值的經濟本質上說，它又是不公平的，或者說形式上或表面上公平，實質上則不公平。

必須指出，在理論上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公平或平等不等於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經濟公平的內涵大大超過收入平均的概念。從經濟活動的結果來界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經濟公平的涵義之一。即便是平時講結果公平，至少也有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兩個觀察角度，財富分配的角度更為重要。況且，收入分配平均與收入分配公平屬於不同層面的問題，不應混淆。包括阿瑟·奧肯和勒納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流行思潮，把經濟公平和結果平等視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顯含有嚴重邏輯錯誤的。

倘若囿於西方關於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膚淺之說，那便認識不到即使在號稱機會最平等的美國，由於財產佔有反差巨大、市場機制經常失靈、接受教育環境不同、生活質量高低懸殊、種族性別多方歧視等緣故，因而人們進入市場之前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機會和權利也存有許許多多的不平等性。薩繆爾森《經濟學》在分析貧窮的原因時也承認：“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工資和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這種階級差別也還沒有消失：今天，較低層的或工人階層的父母常常無法負擔把他們的子女送進商學院或醫學院所需要的費用——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個高薪職業之外。”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於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範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係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美國費希爾和唐布希合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也確認公有制國家的較高效率：“計劃體制運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部分時期內，蘇聯的增長雖然沒有日本快，但比美國快。”可見，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均屬高效率、社會主義國家均屬低效率的論點，與本世紀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結論和科學精神格格不入。還是美國凱斯和費爾在90年代頗為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闡述較為客觀：“關於私有制和競爭市場是有效率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一系列非常嚴格的假設。……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經濟理論也並沒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完全成功的結論。”其中存在的一個重要事實是，被聯合國確認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全都是私有制國家。可見，根本沒有理由為了宣傳改革的必要性，而自我抹殺新中國前期的績效，這種做法會留下思想混亂的後遺症。

在耶魯大學教授邁斯納看來，計劃經濟是功成身退，市場經濟是繼往開來，若操作得法，市場經濟的績效可以超過傳統計劃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進入高效率的最佳狀態。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資產公有制，只是為微觀和宏觀經濟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機會均等開闢了客觀可能性，而要將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須以科學的經濟體制與經濟機製為中介。效率是實行公有制和體制改革的基本動因。

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經驗比較基礎之上的，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要求，代表著先進文化等上層建築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公平與效率的關聯

收入和財富的差距並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結果，其刺激效應達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遞減的趨勢，甚至出現負面的效應。例如，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地下經濟”、“尋租”活動、權錢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與效率的提高沒有內在聯繫，有時反而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損失的結果。再如，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達頂點，繼續加大分配差距不會增高效率；也有一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變內外條件來增加收入，進而導致沮喪心態的產生和效率的降低。當前中國就也存在這種狀況。換句話說，“自私的經濟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著生理和社會限制，不會輕易進行沒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進活動，過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必然損失社會總效率。演藝界時常出現的“假唱”，美國會計系列醜聞中的“高管”高薪和股票期權制，個別行業奇高的收入所產生的普遍心態失衡等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高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的公有制經濟體製為基礎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對最公平的狀態中實現高效率，是改革的終極目標。我的看法是：公平與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補關係，當代公平與效率最優結合的載體是市場型按勞分配。按勞分配顯示的經濟公平，具體表現為含有差別性的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種在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方面既有差別，又是平等的分配製度，相對於按資分配，客觀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與效率哪個占支配地位的問題。

同時，只要不把這種公平曲解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調節，按勞分配不論從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都必然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效率達到極大化。這是因為，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按勞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經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使勞動資源在社會規模上得到優化配置。國內外日趨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繫，二者呈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關係和互補關係。這些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和科學性，而非指某個特定階段。

市場型按勞分配，詳細一點講，一是按勞分配市場化，也就是說，由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或者叫收入，是勞動者與企業在市場上通過雙向選擇簽訂勞動合同的基礎，因而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和方式；二是按勞分配企業化，換句話說，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報酬的原則只能在一個公有企業的範圍內實現，不同企業的勞動者消耗同量勞動，其報酬不一定相等。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想重蹈為不少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又為美國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道路”，那麼，就需要逐步建立一種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環機制，來推進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和經濟、政治、文化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