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允恭

1919年5月，震驚全國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僻居皖東南一隅的宣城，學生們對何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何為巴黎分贓會議，以及五四運動的緣起等，似乎都茫然無知。幸因亦設在宣城的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章伯鈞思想開明，他請惲代英上大課講一戰和五四形勢，並歡迎同城的省立八中和省立蠶桑所的同學們旁聽。惲代英深入淺出的演講，使得胡允恭懂得了巴黎和會實際上是列強重新分割殖民地，導致中國“不敗而敗”的會議，中國反帝反封建任重而道遠。胡允恭從惲代英宿舍讀到他正在翻譯中的《階級爭鬥》，並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觀》毛筆工楷抄了一遍，又接觸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這是胡允恭接受馬列主義啟蒙教育之始。胡允恭還和宣城的進步師生一起上街遊行，查禁日貨。他後來回憶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他將“安心讀書，準備一生從事栽桑養蠶工作”。

不久，蠶桑所停辦。胡允恭依靠本家胡建侯、胡歧山寄自上海每月8元錢的資助，在蕪湖補習功課並於1920年秋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在蕪湖，他和壽縣、合肥籍的同學曹淵、李坦、陶久仿、徐夢秋等都加入了安徽學生聯合會。1921年，蕪湖、合肥等地的學生齊聚省城安慶，掀起反對軍閥、求民主的鬥爭。馬聯甲狗急跳牆，竟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遊行隊伍開槍，釀成“六？二”慘案，合肥籍學生周肇基和英山（今屬湖北）籍學生薑高琦因傷重在醫院不治身亡。血的現實，教育了原先還想安坐書齋指望科學救國的許繼慎、胡允恭、曹淵等，他們在考慮新的出路。胡允恭則先期來到上海，在阜豐麵粉廠做家庭教師，他覺得這樣可以接近勞苦大眾。不久，他考入上海大學。

1922年底，國共兩黨聯合創立上海大學，以于右任為校長，鄧中夏任教務長，邵力子為總務長，陳望道為中文系主任，瞿秋白為社會科學系主任。1923年，上大二的胡允恭由瞿秋白親自做介紹人，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胡允恭在上海大學，受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等耳濡目染，又廣泛接觸馬列主義等進步書籍，經過一段時間黨內組織生活的磨練，政治上日益成熟。

上海大學辦學富有創新精神，實行學分制，必修課選修課兼開。幾十年過後，胡允恭還對瞿秋白授課從黑格爾哲學到馬克思哲學講得十分透徹，旁徵博引又深入淺出記憶猶新；對蔡和森闡述社會發展史，從外文版直接援引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有關章節十分欽佩；對同桌的張雲因政治上搖擺不定，班上黨組織沒有及時討論吸收他入黨，後來不知怎麼成了上大黨組織負責人，驚詫莫名。50年代末，胡允恭才知他就是康生！

上海大學僅安徽籍學生後來出名者就有壽縣籍薛卓漢，曾任毛澤東秘書；潛山籍王步文，1930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六安籍謝芸皋，解放前曾任中華全國互濟會副主任；以及王逸常、陶淮、徐夢秋、黃天白、胡宏浪、吳震、桂超等數十人。這裡特別要提到曹淵，曹淵從蕪湖來上海，租了個灶披間住下，胡允恭一面介紹和他同齡的這位老鄉打工，維持生活，一面繼續向他介紹馬列主義常識，借給他進步書籍，把他帶到上大旁聽，並留住一舍。曹淵胞兄曹少修來滬，他也熱情接待。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上海大學是一所革命的熔爐。當時有“文有上大，武有黃埔”之說。而“投筆從戎”又是非常時期最進步之舉。適黃埔軍校來滬招生，胡允恭、曹淵等均被錄取為一期生，但瞿秋白堅持要胡允恭留下做學生工作，他只得送曹先南下廣州。

1924年夏，胡允恭受上海黨組織派遣，曾返回故鄉以辦“淮上中學補習班”為掩護，宣傳馬列主義，秘密進行黨團組織的創建工作。1925年胡允恭奉派赴穗，任《革命青年軍人聯合會》周刊的主編。處於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軍人佔了上風，他們積極進取，而國民黨右派勢力亦相當猖獗，新舊思想在這裡激烈碰撞。胡允恭主辦的刊物對“孫文主義學會”等右派組織散布的錯誤思潮予以有力的駁斥，給正在受訓的黃埔軍校第三、四期學員和東徵士兵以很大的精神鼓舞。

1926年4月，胡允恭被中共兩廣區委軍委調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擔任團政治指導員。6月，同屬十二師的三十五團和葉挺獨立團最先從廣州出發開始北伐。北伐軍一路過韶關、克長沙，攻佔汀泗橋、賀勝橋，直逼武漢三鎮。9月，胡允恭在攻打武昌時左腿受重傷，在漢口住了一段時間醫院，幾乎成了半殘廢。

葉挺獨立團的團政治指導員吳季嚴、一營營長曹淵、二營營長許繼慎等都是安徽人。強攻武昌時，第一營為前鋒，損失慘重。9月6日，曹淵在陣前給葉挺寫急件：“團長：天已拂曉，進城無望，職營傷亡將盡，現存10餘人。但革命軍人有進無退。如何處置，請指示。曹淵”。剛寫完，突遭城上敵兵冷彈而死，那“淵”字的最後一筆拖得老長。烈士遺體從城牆根下搶回后，葉挺當眾失聲痛哭。而胡允恭不明就裡，還在醫院向來看他的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抱怨曹淵怎麼不到醫院來看他。直到接替曹淵代理一營營長的孫一中也負傷住進同一醫院和胡允恭同一病房，胡允恭才知道同鄉、戰友曹淵犧牲的詳情。

蔣介石背叛革命后，血腥屠殺共產黨人。1927年7月，胡允恭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了國民革命軍，潛回上海和壽縣，堅持地下鬥爭。1929年秋，中央軍委決定派胡允恭為駐煙台中央軍事特派員，行前周恩來特地召見胡允恭，就膠東問題作重要指示，並替他改名胡克波。1930年1月，胡允恭的身份暴露，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蘇省委軍委秘書。一次，他偶爾提及1922年曾在阜豐麵粉廠高級職員於瑞生家中做家庭教師，周恩來便指示他設法利用這一老關係，辦一書店作聯絡點。秋陽書店在成都南路西藏路口營業不久，胡允恭接替奉調安徽省委書記的王步文，出任書店董事長。某天，因叛徒出賣，導致書店被查封，胡允恭被捕。胡允恭入獄后，堅持說自己是進書店買書的鄉下教師，被關上40多天後交保釋放。

1930年秋，胡允恭由黨中央另派赴山東工作，歷任青島市委宣傳部長、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宣傳部長、省委書記等職。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省委書記胡允恭在山東各地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鬥爭（省委在青島），直到1932年4月被王明以“莫須有”的罪名解除職務。

朱蘊山獲悉了此情況，建議胡允恭去福建，和同樣與黨失去聯繫的葉挺一起，聯絡十九路軍反蔣。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胡允恭被派往新組成的興泉省任公安局長。他在泉州給警察開馬列主義課，公開宣傳抗日反蔣，不料十九路軍很快在蔣介石軍隊的夾擊下失敗，胡允恭隨福建政府的主要領導撤退到香港。1934年5月，胡允恭轉赴日本。

胡允恭身居海外，仍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他勤奮地學習馬列著作，宣傳革命道理。當時和他同學的菲律賓華僑白源地，在與蔣介石派到日本的特務進行鬥爭中，深受胡允恭的教育和影響。解放前夕，擔任船長的白源地，將載有2500名國民黨傘兵的輪船開到了連雲港解放區。白源地同志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我原在菲律賓有幾十萬資產，為什麼能在決定傘兵起義這一緊急關頭放棄資本，冒著生命危險，毅然駕船起義呢？這完全是胡老夫婦在日本對我教育的結果。”

1934年，胡允恭受李濟琛、陳銘樞和彭澤湘等人之託，到上海組建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為給陳銘樞帶信，胡允恭三次在上海內山書店見到魯迅先生，並進行了長談。由於叛徒的出賣，胡允恭正準備離滬時又被捕。敵人要他交出1932年底刺殺汪精衛案件的主使人?《晨光通迅社》社長華克之的地址。這時蔣介石正懸賞5萬元緝拿華克之。胡允恭嚴守秘密，保護了同志。

1937年，胡允恭經朱蘊山先生營救出獄後去福建，當時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及後任劉建緒、秘書長程星齡以及陳儀的高級顧問沈仲九先生的思想都比較進步，先後委任胡允恭為明溪、泰寧、同安、福安等縣縣長。胡允恭從1937年起就與福建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身為國民黨縣長，但處處按我黨意圖辦事。他每到一縣接任縣長，第一件事就是釋放“政治犯”。遇有國民黨省政府、專員公署發來密電要求逮捕我地下黨員時，胡允恭常常巧妙地秘密派人通知他們逃走，然後再派人履行公事，以應付上司。

1938年，胡允恭任泰寧縣長期間，接到葉挺同志的密信，要他通過桂系軍閥高級將領的上層關係，取得合法身份到安徽打游擊，配合皖南新四軍的鬥爭。葉挺同志和胡允恭是在北伐戰爭中認識的，感情甚篤，分手后一直有書信來往。接到葉挺的密信后，胡允恭即辭去泰寧縣長職，由程星齡寫信介紹到武漢找到劉斐先生，再由劉推薦給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及安徽省主席廖磊意欲委胡為第三抗日游擊總指揮。后因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的堅決反對而未就，改派他任懷寧縣長。胡允恭又為掩護懷寧地下黨的活動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組織遞步哨（像接力賽跑，一人管一段路面），為皖南新四軍在懷寧、桐城的地下黨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之間傳遞了大量機密文件。1939年，桂系軍閥開始“反共”，葉挺同志把胡允恭的情況寫信介紹給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途中遇地主武裝阻撓未成。不久，新四軍東撤。這時安徽反動當局公開通緝胡允恭，他遂再回福建。

胡允恭回福建后，繼續為黨工作。經十幾年嚴峻的鬥爭考驗，終於在1946年經福建省委批准恢復了黨籍，實現了他多年的宿願。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台灣光復，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接連邀請故交胡允恭去台灣任職。經向中共福建省委請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認為可以赴台，相機行事。於是，1946年4月胡允恭到了台灣，陳儀任命胡允恭為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併發給特別通行證（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為駐台“掩權特派員”）。宣傳委員是虛職，沒有多少實事。胡允恭正好利用他與陳儀關係密切的特殊身份和特別通行證，到處考察採訪。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在民怨眾怒中爆發，胡允恭身處現場，掌握了許多第一手資料。陳儀因咎辭職回內地后，胡允恭於當年3月到了上海。他及時地把台灣民眾“二？二八”起義的詳情寫成《台灣真相》一文，發表在黎澍主編的黨的地下刊物《文萃》上。

1948年底，陳儀重新主浙。時我解放大軍正開始發起三大戰役，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也為時不遠。在此背景下，胡允恭受命直接找陳，冒險策動起義。他向陳儀曉以利害，指出蔣家王朝的敗亡幾成定局，應審時度勢，“在蔣未下手之前，及時舉起義旗，否則機宜坐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共也委派其他一些同志做陳儀的策反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感召下，陳儀決心脫離國民黨反動陣營。但他在何時行動的問題上舉棋不定，尤其是鼓動湯恩伯一起起義，犯了致命的錯誤，被湯告密，使蔣先下手，將陳儀囚禁台北。1950年6月18日，陳儀就義。胡允恭在白色恐怖下，策動陳儀起義；陳儀被感召但起義未遂遇害，都是黨史、革命史上值得記載的篇章。

新中國成立后，胡允恭出任福建師範學院院長。1951年審干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停止黨籍的處理，1952年調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包括“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胡允恭都受到過衝擊。從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過來，在共產黨執政時代還迭次被整，胡允恭的確感到冤屈，但他沒有絲毫動搖對黨的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他仍兢兢業業為黨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向有關部門寫申訴材料，甚至直接寫信給周總理，要求澄清他的問題。他受周恩來直接領導時間較長，相信總理是了解他的。但因當時黨內存在不同認識，極“左”路線瀰漫在黨的政治生活中，胡允恭問題久拖不決。“文革”中，胡允恭蹲過“牛棚”，下過農場，放牛割草然渴望為黨工作發揮餘熱的壯心不已，稍有閑暇則埋頭科研。

1983年1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恢復胡允恭黨籍，黨齡從1923年算起。胡允恭重又煥發了青春，精神抖擻地投入到教學和科研第一線，並給上海、山東、江西、安徽有關部門撰寫回憶文章，把信史播撒當代，留給後人。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允恭對史學研究尤其是日本史、南明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在台灣，他曾有機會瀏覽各大學的有關南明史的各種版本著作，從而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金陵叢談》等著作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內中的《“五四”時期安徽的學生運動》、《關於黃埔軍校和中山艦事件》、《台灣二。二八起義真相》、《楊潮案件的前前後後》等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晚年胡允恭分外珍惜光陰，從不虛度。他每天拂曉起床，冷水洗面，戶外鍛煉20分鐘，再入室寫一帖大字，簡單用完早餐，即讀書備課，處理公務，生活井井有條。

1991年6月13日，胡允恭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