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容

1938年9月25日，王海容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60年秋，王海容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俄語專業，后又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讀英文，按學校的教學方向，她將來畢業后是要去當中學老師的。但是，王海容畢業后，卻沒有當過一天老師。她入學時沒有走“後門”，畢業分配時卻走了個大“後門”。

1965年11月，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由周恩來總理指示，王海容被安排在外交部辦公廳。開始，王海容的工作主要是負責部長與總理的文電收發，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然而，由於她的特殊身份和背景，還有德高望重的周恩來總理的特殊關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著特殊的“分量”。

1965年11月，王海容作為外語學院的畢業生躋身外交部辦公廳，按一般的情況頂多也只是個科級秘書。其後，是“文化大革命”開始，“轟轟烈烈”地搞了三四年。這期間，王海容出入中南海，活躍於毛主席身邊，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名位，但其“活動的權力”則等同於高級幹部一般。

1970年夏天，由周恩來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禮賓事務。

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工作人員一樣，伏倒在毛澤東的遺體前痛哭不已。一個時代結束了，王海容的“黃金時代”也結束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中央和國家機關中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都被隔離審查。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份，王海容也被宣布停職。經過一次又一次地檢查交代，王海容說清楚了自己的問題。

1978年12月底起，王海容的工作關係從外交部移交到中央組織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為了適應新的工作，中央又決定讓王海容到中央黨校進修學習，按照中央黨校的教程安排，每期學員的進修學習時間為半年或一年。但是，王海容卻在中央黨校整整呆了三年。

1984年，王海容終於被重新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的副主任。職務雖然比外交部副部長低，但依然保留著副部長待遇。從此，圍繞在王海容身上的神秘的光環消失了，但一個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卻浮現了出來。

王海容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不尋常的教育世家，乃祖王季范先生是湖南頗有名望的教育家。王海容的父親王德恆是王季范的獨子，抗戰初期投奔延安。母親肖鳳林靠著當教員的微薄薪金，含辛茹苦，撫育王海容、王起華姐弟，備嘗艱辛。彼時，王海容一家就和王季范生活在一起。

王海容的高祖王季范的父親娶文芝儀的次女為妻，這位文氏姑娘是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的親姐姐文六妹，所以王季范的母親是毛澤東的二姨媽，王季范和毛澤東實為姨表兄弟，毛澤東則一直叫這位表兄為“九哥”。毛澤東從兩歲起寄養在外祖父家，他幼年的大部分歲月都在唐家坨度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季范是毛澤東的真正蒙師。

王海容雖然沒有結婚但並不孤獨，她有著一個幸福熱鬧的家庭。生前和她居住在一起的親人有母親肖鳳林、弟弟王起華、弟媳裴震坤、侄兒王宇清、侄女王宇丹。他們的家就在中南海的旁邊，住房原是過去的某外國使館的一部分。一條僻靜的小巷，隔開了繁華的鬧市，一座歐洲風格的雅緻小樓，顯得格外清靜、幽雅。

2017年9月9日13時，著名外交家王海容同志在北京醫院因病去世，享年79歲。

9月21日上午10時，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了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黨組成員，外交部原副部長，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王海容同志的遺體送別儀式。

為王海容追悼會送來花圈的有黨和國家前領導人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溫家寶、賀國強等，此外，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也送來花圈表示哀悼。

毛澤東之女李敏，毛澤東嫡孫毛新宇，朱德外孫劉建等前來弔唁。

少小出入中南海

王海容入京后。先後在京城名牌中學師大女附中、北京女五中就讀。在如花的季節里，王海容勤奮刻苦，手不釋卷。在人生的航道上，她也是一帆風順。

寓京二十餘年間，尤其是“文革”以前，王季范一直是毛澤東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的座上賓。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從政之餘，常撥冗約見家鄉父老及湘籍先賢名流如程潛、齊白石、薛恭綽、章士釗、仇鰲、張干諸位老先生至中南海豐澤園小聚，王季范則每每出席作陪。席間，賓主觥籌交錯，談笑風生。毛澤東興緻所至，還特意關照諸位老友可攜子女同來。少女時代的王海容就是這樣隨乃祖出入中南海，漸漸與毛澤東熟識的。

毛澤東對王海容、王起華姐弟有著一份特別的疼愛。王海容與毛澤東的次女李訥年齡相仿（長李兩歲），由於她經常隨王季范做客中南海，日久便與李訥成為親密的朋友。雖然兩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經歷各異，但性格愛好卻有不少共同之處。因是毛澤東至親，加上與李訥不同一般的友誼與親情，王海容不僅可以隨意進出中南海，有時還能在豐澤園住上一段時間，幾乎成了毛澤東家中一名“編外成員”。正當花季妙齡的王海容衣著樸素大方，性格溫和文靜，更兼家風書香淵源，接人待物彬彬有禮，有著與眾不同的教養。舉手投足間顯現出一種尋常少女鮮有的氣質。這令毛澤東十分欣喜。

一次，毛澤東與王季范祖孫在中南海閑坐聊天。“海容，你中學快畢業了吧？”毛澤東笑吟吟地開了腔。“嗯，今年就要畢業了。”王海容點點頭。“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啊？”毛澤東又笑著問。“主席公公，我還沒有想好呢！”王海容據實以告。“你可以去報考大學嘛！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人才哩！”“我的學業平平常常，不一定考得上。眼下國家是建設時期．培養一個大學生國家要花不少錢呢！如果考不上．我就去當工人、農民……”毛澤東見王海容小小年紀就知道把個人理想與國家利益結合起來考慮，心中十分高興。他對坐在一旁的王季范說：“九哥，你生了個好兒子．又養了個好孫女！你看海容，這般大年紀，就有了憂國憂民意識，這很了不得哩！”“潤之老弟，你快莫誇她了，海容缺點不少．還要搭幫你多多教育哩！”毛澤東聽罷。擺擺手說：“九哥，你就莫要客氣喲，什麼幫不幫的，培養教育他們姐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啊！”毛澤東一番話讓王季范、王海容祖孫激動了好一陣子。

1962年12月26日．正逢毛澤東七十壽辰。他破例在中南海舉行家宴。除家人之外，還邀請了章土釗、程潛等數位湖南同鄉老人與會，王季范當然也在邀請之列。是日，毛澤東興緻所至，還特意關照各位來客可攜帶一名子女．王季范自然攜同王海容前往。就在那天，王海容第一次見到隨父親章士釗同來的章含之。她沒有想到，僅僅過了兩年，自己竟然和毛澤東一樣尊章含之為師，後來又共事於外交部。

在這次宴會開始之前。興緻頗高的毛澤東與諸鄉賢海闊天空論古今滄桑興亡，末了又問及兒孫輩近況。毛澤東誠心誠意聘請章含之為自己的英語“塾師”。“拜師”之後，毛澤東又和王海容閑聊起來。“海容啊，我這大門一直是朝你敞開的，什麼時候想來就來，來了也可以住下來不走，就算是我們家庭中的一員，你看要不要得哇？只是不曉得你爺爺舍不捨得，放不放心嘍？”王季范聞毛澤東這番話．心情很不平靜：“潤之老弟．二十多年前我把德恆送到延安，你帶著他走上了為人民解放的光明大道。今天，海容跟著你，走的是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我怎麼會不放心、不捨得呢？”

王海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57年盛夏。高考時，王海容名落孫山，當化學工程師的美好理想頓時成了泡影。那個時候，社會風氣甚好，北大、清華一類高等學府決無後門可走。當然，以季范先生的清廉家風，王家也決計不會向有關部門艦顏相求，更不會去敲毛澤東的“後門”。

最初的時候，王海容的心情雖然非常苦悶，但她並不氣餒。她和一些落榜同學組成了一個學習小組，在家自學，補習功課。她心中依然有一個大學夢，依然有著對化學工程師的憧憬。1958年“大躍進”像春雷般激蕩著神州，王海容那少女的心開始躁動不安起來。王海容想參加工作，加入到時代的洪流中去。但是她的這一決定遭到了家庭的一致反對。他們想讓王海容認真複習，第二年再參加高考。王海容的倔強個性第一次表現出來，她瞞著家人，滿街奔走尋找工作，終於找到了北京化工廠。王海容的心靈深處依然眷戀著化學，她還是想當門捷列夫、羅蒙諾索夫的傳人。偷偷辦妥了進廠的一切手續，王海容最後才向家裡攤牌。木已成舟，面對既成事實，大家不知所措，愣了半天，到底還是默許了王海容的選擇——半是開明家風，半是無可奈何。

王海容很快跨進了北京化工廠的大門，默默開始了她一生中短暫的徒工生活。

毛澤東為她取名“王波"

彈指一揮，春秋兩載。196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中國青年》刊登了一篇署名徒工王波，題為《我的經驗》的心得體會。這家當年發行量近三十萬份的青年刊物同時還發表了胡耀邦、陳士榘等革命前輩撰寫的重要文章。當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位“徒工王波”是何方人士，更沒有把這篇普普通通的文章與領袖人物聯繫起來。不過，有些讓人困惑不解的是，編輯部為名不見經傳的“王波”的這篇文章寫下一大段提綱挈領的編者按語：

《我的經驗》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對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識青年當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應該如何去體會今天黨和國家對自己的無微不至的關懷，自己應該如何迅速地掌握階級鬥爭知識和生產鬥爭知識等問題，都作了清楚的闡述。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了應該如何正確認識書本知識與實踐的關係和革命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工作中的錯誤缺點這兩個問題。文章中說：“我們要牢牢記住，真正的知識是在實踐中得來的，任何書本知識只有作者們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則，書本上的道理便只是無用的假道理．決不是能夠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又說：“在上面，我講的全是些好事情，這是真的。難道沒有一點壞事情，或者叫做錯誤、缺點嗎？當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麼對待呢？以我們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姿態，把所有錯誤、缺點，一件一件克服掉。”

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終於真相大白：原來這位王姓“徒工”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的姨表侄孫女王海容！《我的經驗》系“御批”——經毛澤東的“大手筆”親自修改潤飾的錦繡珠璣好文章！

北京化工廠的經歷在少女時代王海容的記憶里是很難抹去的。那時，她深感思想上取得了不少的收穫。中國青年雜誌社在獲悉了王海容的不尋常經歷后．便約她寫一篇經驗體會。王海容有感而發．一氣呵成，寫就一篇洋洋洒洒數千言的長文，詳細介紹了自己高中畢業后在北京化工廠當徒工的經過和體會。文章的初稿這樣寫道：

1958年大躍進，我投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到北京化工廠當徒工。在我們徒工中，有人認為讀了十二年書當徒工是屈才，我覺得，今天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知識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們應當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只有把書本知識和生產知識結合起來，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產水平。事實證明，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師傅的幫助，在短短几個月中，我已掌握了較複雜的操作技術。老工人有豐富的技術經驗，這是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我們應虛心學習他們高尚的品質和生產經驗。我也懂得，今天的勞動不是為了資本家而是為了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祖國，這是無上光榮的。勞動對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改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培養我們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這不是屈才不屈才的問題。我們要做又紅又專工農化的知識分子，任何知識只有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有用的，我們能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這是值得自豪的……

王海容的文章語言樸實，真實地表達了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黨、對祖國以及勞動人民的樸素情感。對自己這篇不加修飾的文字，王海容並沒有底，她心裡有點不踏實，很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於是，王海容在那年8月1日提筆給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中國青年雜誌社約我寫一寫關於自己對徒工的體會和認識，以便幫助廣大青年徒工早日改變上述不正確的態度，安心於自己的工作。同時，他們還希望能夠得到主席公公對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現在已經寫好了，但感覺許多地方重點不突出，內容也欠佳。我想讓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點點時間替我修改一下……”

其實徠，王海容只是想請毛澤東過過目，對文章提一些修改意見．並沒抱太大的期望。因為她知道．作為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實在太忙了，日夜操勞黨和國家的大事，對自己這樣一個中學畢業生的文章，不要說沒有時間去改，有沒有時間看都是問題。所以，她在給葉子龍的信中最後也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沒時間代她修改，就請早日將文章寄回來。

文章隨信寄出之後，一晃就是兩個多月，王海容一直沒有收到退回的文章，心裡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沒有想到10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說是毛主席要親自見她。王海容欣喜若狂。

1960年10月17日下午3時，王海容準時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所豐澤園。一進門，只見毛澤東手中正拿著厚厚的一沓稿紙。仔細一看，正是自己早先隨信寄給葉子龍的稿子。毛澤東不僅仔細閱讀了全文，而且對這篇差不多是中學生作文式的文章親筆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稿子的第一頁上，毛澤東寫了兩行大字，第一行是“我的經驗”，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原來毛澤東除了為她的文章定了標題，還為她本人起了個筆名。這大約是王海容一生中唯一的筆名。毛澤東一向喜好為下屬改名、取名。看似隨手拈來，其實頗有深意。“波”與“海”相關，通俗易懂，明白曉暢。

一陣寒暄之後，毛澤東將手中的稿子遞給王海容。王海容發現不少頁碼上除了許多重要修改之外，有些段落完全是毛澤東重新寫的。那些精心推敲的點睛之筆，令滿紙生輝。

毛澤東在從政之餘破例撥冗認真修改這篇中學生式的稚嫩習作，這在他數十年批註圈閱文件生涯中，也許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是出於領袖對新中國千千萬萬青年學生的關心和愛護。更重要的，是他從王海容的這篇文章中看到了教育知識青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這天下午從3點到5點，毛澤東與王海容談了整整兩個小時。內容從工廠到學校，從勞動鍛煉到思想改造，涉及的面非常廣。北京的10月，天黑得早，傍晚5點多鐘王海容從毛澤東處告辭出來，大街上已是華燈初上，她的心情格外興奮和舒暢。

外交部之“王”

王海容應約開始為《中國青年》寫稿的當年初夏，她再度向高考發起了衝擊。這一次拼搏獲得了成功——王海容跨進了北京師範學院的大門，成為該院俄語系的一名並不年輕的新生。

王海容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地處京城鬧市的北京師範學院聚集著很多來自附近街巷衚衕的學子，他們常常回家補充營養，只有王海容等少數城裡姑娘是例外。四年的大學生活，自甘寂寞的王海容常與來自京郊的農村女同學為伴，她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冷清的學生集體宿舍里度過的。王海容很少回到那個近在咫尺、溫暖舒適的爺爺的家。她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除了專業以外，對哲學、文學、數學甚至軍事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學好俄語的基礎上，王海容在有限的課餘時間裡還拚命自學英、法、德語。這為她後來進入外交界打下了語言方面的良好的基礎。

毋庸置疑，就當初而言．王海容畢業后的職業就是中學俄語教師，別無選擇。因為這所市屬高等師範學院的培養目標就是為北京城鄉各中學培養合格的師資。但是，當毛澤東風聞自己的表侄孫女在北京師院俄語系深造以後，情況就起了微妙的變化。當1964年那個酷熱夏季開始之際，北京師院校園裡爆出了一個大冷門：上級讓剛剛拿到畢業證書的王海容去北京東城外交部街三十三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報到。這讓王海容也愣住了。但她甚至連自己的辦公室都沒進，馬上又被派到了孕育了許多當今中國第三代外交官的“搖籃”——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進修英語。在王海容“修鍊”的一年多時間裡，毛澤東進一步施加了自己的影響。他親自讓秘書找到自己的英語“塾師”、執教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國文學系的章含之。毛澤東“屈尊”拜託這位正在給自己業餘講授英語的優秀而年輕的女教員平時對海容姑娘多加關照，輔導輔導，開開“小灶”。於是，按照“最高指示”，章含之每星期給王海容補兩次課。

入學之初，王海容就顯示了與眾不同的“鬥士”風采。“文革”期間她的種種標新立異的舉動其實在此時已初顯端倪。1964年9月28日，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的王海容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對學院教學改革的一些意見。王海容這樣寫道：“在改革的某些具體做法上或某些措施上還有不少的偏差，存在一定的問題，我認為如果現在不及時糾正，那麼將影響學生全面地掌握知識。”收到王海容來信，毛澤東十分重視。他老人家當即批轉黨內分管文教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明確表示：王函中“有些事值得注意”，“請派人調查一下，及時改正”。毛澤東特別在王函第一頁上寫下一段讚揚性的批語：“此人叫王海容，是個女孩子，很有些志氣，是人民代錶王季范的孫女兒，也是我的外孫女兒。你如果想找她談談，可叫我的秘書徐業夫送她去。”

平心而論，王海容20世紀50年代出席中南海毛澤東的便宴或家宴時．她不過是“叨陪末座”、“廁身其間”的陪客。王海容開始與毛澤東面對面地交談是在20世紀60年代。除了前述一次外，最重要的當推山雨欲來的“文革”前的那一次。

在北外進修結束前夕，毛澤東曾召見過自己的表侄孫女。狂熱年代前夕的這次“亮相”非同尋常．王海容差不多是一夜之間成了顯山露水的人物。在那次接見中，毛澤東海闊天空地發表了他對中國教育革命的一系列看法。毛澤東說：“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打瞌睡。”他老人家甚至還誇獎那些不遵守校規校紀的學生。毛澤東說：“老師講得不好，為什麼就一定要聽呢？”他還說：“在學習上不要搞五分，也不要什麼二分．搞三分、四分好！”領袖這些聞所未聞、“離經叛道”的驚世之論使得在傳統教育中長大的王海容頗為驚駭，臉上充滿了迷惘不解的神色。

多少年後，她才真正理解了表祖父的話原來就是鼓勵年輕人敢想、敢說、敢幹的“造反精神”——這是自稱“猴氣十足”的毛澤東一貫的思想。毛澤東的灌輸，對性格直爽、辦事風風火火的湖南妹子王海容多多少少有所影響。在那次差不多是家庭式的祖孫漫談中，毛澤東讓王海容讀讀曹雪芹的《紅樓夢》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毛澤東不無開導地對錶侄孫女說：“要做翻譯，搞外文，不讀聖經、佛經，不讀小說，那怎麼行呢？”毛澤東希望王海容要記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詩句。他最後語重心長地告誡自己的表孫女：“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後來的歷史多少有點讓毛澤東不幸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