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東亮
許東亮
許東亮著名愛國僑領,華僑大學第一至五屆董事會副董事長。曾是國家、福建、廣東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工商聯委員。
許東亮
許東亮,原名許乃昌,一九一五年出生於福建金門。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轟炸金門,閩人紛紛背井離鄉,逃難到海外謀求生計。許東亮也在當年隨友人到東南亞謀生,先是在新加坡落腳,做些小生意。在新加坡的日子裡,許東亮積極參與了由陳嘉庚號召發起的活動,為支持祖國抗戰捐款捐物。一九三九年,許東亮攜妻兒輾轉到了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在巴東東郊的巴雅貢務避難。巴雅貢務是一個很落後的山村,許東亮在那裡開設作坊,自製豆腐和醬油。當時,有不少國內的抗日文化志士流亡至南洋,在他們面臨日軍搜捕時,熱心的許東亮傾力相助,使他經營的小作坊成為了避難所。中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如高雲覽、楊騷、汪金丁、郁達夫、王任叔(筆名巴人,首任中國駐印尼大使)、胡愈之(首任中國出版總署署長)、沈滋九夫婦等遭到日軍追捕時都曾在許東亮的作坊,以做工來掩飾身份,才得以倖免被關進日軍的集中營。
許東亮的長子許丕新回憶說,當年那些文化志士白天就在作坊做工,晚上常聚在一起開會。當時許丕新只有三、四歲,到了晚上,父母就讓他趴在門口看有什麼動靜,如果有動靜,就讓他喊。許丕新說,他看到日本人在巡邏,但始終沒有懷疑,「發現的話,就全完了」然而,有一天晚上,許東亮和其它文化人到郁達夫家開會,一個印尼人叫郁達夫出去一下,結果他一去不復返。事後有傳郁達夫已遭日軍毒手,但由於一直找不到屍體,使郁達夫之死成為一宗懸案。
在巴雅貢務過了數年驚心動魄的日子,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許東亮帶著全家人回到新加坡,一九五○年,全家人又再遷居印尼雅加達。在雅加達,許東亮與友人合股經營「公大行有限公司」,並出任經理。「公大行」原本是從事土特產生意,由於當時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並正值「抗美援朝」時期,「公大行」改變生意,積極尋找各種新中國急需緊缺的物資,衝破難關,打破貿易封鎖,支持了祖國。新中國需要外匯,許東亮也兼作外幣匯兌、融資投資業務,爭取更多的僑匯匯入國內。許丕新說,由於當時是非常時期,所以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有些物資要買通很多關口,走私才能運到中國。而匯錢至國內,也是採取地下錢莊的形式。「為了支持祖國,華僑的心很齊,他們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安危,也沒有考慮到生意要賺多少錢。」
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召開前夕,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中國代表團的安危成為當務之急。為了保證萬隆會議的安全,印尼的僑胞和社團成立「支持祖國委員會」,許東亮擔任了委員會的財務主任,負責中國代表團的後勤保障。由於擔心代表團的食物被國民黨特務下毒,許丕新說,當時購買的菜、肉和牛奶等,父親自己都要先親自嘗試,而僑總婦女會還組織了二十多個婦女,到大使館給代表團做飯,許丕新的母親也被選中。除了安保工作外,當時中印兩國雙重國籍問題正展開談判,許東亮為雙方的談判代表穿針引線,令談判得以順利完成,受到中印政府的高度讚賞和肯定。
一九五九年,印尼出現排華浪潮,一時間難民大量湧現,中國政府決定租船接華僑難民回國安置。時任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財務主任的許東亮,擔起了幫助華僑歸國的重任。許丕新說,父親當時到香港向太古集團以印尼僑團的名義租船,每趟船有幾千人,父親要先組織各地難民到雅加達,然後安排他們上船。「就連公司的倉庫也騰出來給難民住,他自己跟船也跟了好幾趟。」
到了六十年代,印尼的排華事件仍連連發生,那時許東亮正回國參加國慶觀禮,被突發政變的印尼軍人政權通緝,他便決定同家人移居香港。也就是在入境香港時,因為擔心英聯邦互通情報,許乃昌開始化名為許東亮。許丕新透露,父親當年其實是借用了他兒時的名字。
許東亮先是在港創立了華豐國貨,在他的苦心經營之下,華豐國貨創下了輝煌的業績,並成為愛國主義的牌匾。許東亮之後還創辦了大眾動力機械有限公司,不遺餘力地向外國推銷中國的電機產品。「老爺子做生意,有一個特點,出口也好,進口也好,都是以中國的市場和利益放在優先考慮。」許丕新感慨良深地說:「在父親看來,愛國是人生的一種信仰,從根本上就是人生的一種實踐。他常說,大家好好地為國家做事,點點滴滴,就是愛國。」
華僑大學許東亮先生的銅像坐落於春華園內,銅像面向秋中湖的廖承志先生,與廖公遙相呼應,相互交流,共同守望著華僑大學。
許東亮銅像的落成揭幕,可以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含義,它與坐落在秋中湖畔的廖承志銅像相守相望,兩位對華僑大學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老人,就這樣可以天天關注關愛庇蔭著他們為之傾注了半生心血的菁菁華園。
許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