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1765年遺棄在西印度群島的聖克羅島上。12歲時就到兩個紐約商人開設的店鋪作夥計，13歲時母親逝世，家裡的朋友幫他在聖克羅伊島上找了個活兒，給會計當助手，學記賬。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了不少商業和經濟知識，有力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種表達能力給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礎。之後到紐約去上學，打算讀醫學院，畢業后回到聖克羅伊島，報效鄉親。隨後申請哥倫比亞大學，沒有被錄取，所以決定先到新澤西伊麗莎白鎮的一所學校去。在伊麗莎白鎮待了一年後，漢密爾頓被國王學院錄取了。

1775年在波士頓戰役中，加入了北美民兵。

1776年8月參加了長島戰役；10月參加了白平原戰役，掩護民兵的撤退。

1777年3月被華盛頓提升為陸軍中校，擔任喬治·華盛頓參謀部的副官4年。

1789年任財政部長。

1781年4月向華盛頓要求授予軍隊要職遭到拒絕，因而離開華盛頓的參謀部。同年7月華盛頓讓他指揮一個步兵營。10月在約克鎮戰役中，因攻下英軍的一個堡壘。

漢密爾頓為結束美國財政混亂不堪的狀況做出了卓越貢獻。提出了他的關於整頓財政與發展經濟的綱領。按照這個綱領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政策，使長期積壓的債務問題得以解決，重建了美國在國內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體系，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財政管理制度，國家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從根本上結束了財政混亂狀況，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向國會呈交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論證了發展製造業的重要性，提出國家扶持製造業發展的措施。這一報告體現了漢密爾頓預使美國由農業國變成為工業國的強烈願望。沒有被國會採納。到了19世紀30年代，當美國工業革命開始起飛的時候，這個報告成為美國人熱切研究的文件。弗農·帕林頓稱漢密爾頓似乎是美國18世紀領袖中的“最現代化的和偉大的美國人”。美國國會順利通過漢密爾頓起草的《公共信用報告》，華盛頓總統立刻簽署成為法律。國債市場迅速崛起，成為美國金融貨幣體系最根本的支柱之最。

漢密爾頓為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金、銀複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其五，鼓勵製造業發展的金融貿易政策。漢密爾頓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系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為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系。國債市場是國家整體信用優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銀行負責維持銀行體系和貨幣供應量之穩定；統一的鑄幣體系(後來是美元紙幣體系)極大降低金融貿易之交易成本，促進金融、貿易、產業迅速發展；稅收體系確保財政健全和國債市場之良性循環；製造業則是金融貨幣的最終基礎。

漢密爾頓的戰績和政績都非常顯赫：作為華盛頓的侍從武官，他對獨立戰爭的貢獻巨大，其中最著名的是1781年的約克鎮戰役；他是《聯邦黨人文集》最主要的執筆者；作為聯邦黨人的首領，他為美國兩黨制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等等。

漢密爾頓積極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因為他的財政政策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緊密聯繫。美國獨立后，在經濟上仍不能擺脫對英國的依賴，進出口貿易主要與英國進行，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進口稅，如果與英國發生衝突，漢密爾頓剛剛建立的財政大廈頃刻就會倒塌，因此他主張與英國保持友好。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不久，歐洲戰爭爆發。在他的極力主張與推動下，華盛頓總統立刻發布了避免美國捲入歐戰的“中立宣言”。其後不久，美英之間出現戰爭危機，他又積極推動簽訂了美英《傑伊條約》，使戰爭危機得以和平解決。他為美國早期外交注入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告誡國人：沒有固定的朋友，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敵人。無論何時，都要堅決把美國的現實利益作為處理外交關係的重要準則。美國還是一個太年輕的國家，它需要時間成長，因此要極力避免捲入歐洲的衝突。他的這些思想被明確的表達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里，成為美國孤立主義外交路線形成的思想基礎。

外公是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其祖先是種植園主。當時赴該島行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母親名叫雷切爾·萊溫。但是，歷史學家始終無法確定他的父親到底是誰。有一種說法認為，他父親名叫詹姆斯·漢密爾頓，出身於蘇格蘭望族，但終生潦倒，一事無成。漢密爾頓是他們倆人的私生子。雷切爾·萊溫當時跟他住在一起。

1780年2月與紐約最顯赫的望族舒勒將軍的女兒伊莉莎白結婚。

1804年7月12日去世，享年49歲。

漢密爾頓莊園國家紀念館（Hamilton Grange National Memorial，美國國家紀念館National Memorial）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故居（Alexander Hamilton House，又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紀念圖書館）已被列入美國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漢密爾頓莊園國家紀念館被指定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

2006年被美國的權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評為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第5名。

漢密爾頓一般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相對於漢密爾頓的這些政治遺產，人們更關注的是那種在當時被主流政治忽視甚至攻擊，而在後世卻逐漸顯現出其高瞻遠矚性的部分，以對其進行當代意義上的重估。比如，漢密爾頓因注重發展工業而長期被傑斐遜以來的許多人攻擊為是“平等和自由”的敵人，他們認為，漢密爾頓鼓吹的城市和商業社會對他們所鍾愛的以種植園經濟為核心的美國鄉村民主而言是一個威脅。有歷史學家指出，儘管漢密爾頓飽受民主派的批評，但他本人卻是一位廢奴主義者，並主張美國走工業化道路；而且，歷史學家切諾爭辯道，漢密爾頓堅持走工業道路正體現了他對“自由和機會”的忠誠，而不是相反。值得讓漢密爾頓欣慰的是，他生前沒有實現的理想，幾十年後被同樣出身寒微的林肯所繼承並實現：林肯宣布廢除奴隸制，並通過戰爭打敗南方，使得美國走向了工業化的道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重塑共和黨》（How to Reinvent the G.O.P.）的長文，其中對漢密爾頓的這一政治遺產進行了梳理。他這樣寫道，我們現在有三種政治傳統：一種相信大政府，因為它有利於實現平等和社會正義，該傳統體現在民主黨身上；一種相信小政府，認為這樣才能保證自由和個人責任，該傳統體現在共和黨身上；而第三種則主張建立一個有限但卻有力、善於為個人提供機會的政府，認為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的活力以及國家的團結，該傳統由漢密爾頓建立，可惜目前無人承繼，處於休眠狀態。布魯克斯認同漢密爾頓傳統，他認為這種進步的保守主義傳統（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是建立在對這樣一種個人的尊重的基礎上的：他們年輕、野心勃勃、勤奮、獨立自主卻總能為別人創造機會，希望美國在世界上發揮其獨一無二的使命作用。布魯克斯認為，共和黨要想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保持目前的優勢地位，就需要向漢密爾頓傳統轉型。為此他勾畫了該傳統的傳承關係圖：創建者漢密爾頓→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輝格黨（the Whig Party）→林肯和早期的共和黨→西奧多·羅斯福。在羅斯福時期這一傳統一度呈現輝煌，但進入二十世紀后，該傳統逐漸消失在對政府大小之利弊的偉大爭論中。

決鬥與逝世

晚年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重歸於年輕時候信仰的基督教，但他在臨終之時要求紐約特尼提教堂（Trinity Church）為其舉行聖餐禮時，卻一度被拒絕，原因是他始終難以放棄“決鬥”這一有違基督教義的行為——他的死便是出於與政敵、傑斐遜的副總統阿倫·伯爾的決鬥，當時漢密爾頓答應了決鬥，卻因為基督教信仰而故意將子彈打偏。漢密爾頓的雄辯最終說服了教堂方面，為其舉行了儀式，他說，他已經虔誠地懺悔，並願意與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爾。

按照決鬥的規則，漢密爾頓先開槍，奇怪的是，他發出的子彈離伯爾甚遠。而伯爾毫不手軟，一槍命中漢密爾頓的右胸。在整理漢密爾頓的遺作時，人們發現他決鬥前一天晚上寫的日記。漢密爾頓在日記中說，自己明天不會開槍。為什麼漢密爾頓有此打算，而第二天他又開了於事無補的一槍，並造成自己的死亡，艾里斯保持了開放的結尾，沒有作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