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萬春

俞萬春出身於一個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並沒有正式任官，科舉功名也不過是個“諸生”（秀才）。他在青壯年時代，卻曾經長期追隨其父在廣東的任所，親身參與了對人民武裝反抗的鎮壓行動。猺民之變，從征有功議敘，性倜儻淡泊，不以功名得失為念。後行醫於杭州。常以酒一壺，鐵笛一枝，分系牛角，遊行於西湖之上，自號黃牛道人。晚年乃奉道、釋。彌留時，誦《金剛經》百遍而逝。

俞萬春著有《結水滸傳》（一名《蕩寇志》）。俞萬春有感於嘉慶以後封建帝國嚴重危機，積極為統治階級出謀獻策，參加鎮壓農民起義，要“杜邪說於既作”。他非常不滿《水滸傳》梁山泊受招安等內容，為抑制《水滸傳》的影響，因此接其70回以後，續作此70回。

《蕩寇志》的主要情節，是寫告休管營提轄陳希真、陳麗卿父女，受高俅父子迫害，卻不“落草為寇”，而是忍辱負重，以殺害起義軍的行為，來洗刷自己“犯上”之罪。《蕩寇志》的寫作，是作者自覺地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立場上，蓄意對人民群眾進行思想上的鎮壓，來與暴力鎮壓相配合的。尊王滅寇，維護封建統治，是小說的主旨。作者為此苦心孤詣，慘淡經營，不遺餘力。作者賦予天神和官軍以超群的本領、過人的智慧。同時極力醜化和污衊農民起義英雄都是“不堪一擊”的“殺人放火”之徒。但它文字精練流暢，寫陳麗卿受迫害情節，亦具真情實感，行文布局，造語設景，頗具匠心，在藝術上不無可取之處。

但從細節上看，《蕩寇志》中的梁山好漢和蕩寇“雷將”之間的正邪也並非如此鮮明，很多“雷將”的言行常有自相矛盾之處，而作者也不時隱晦地稱讚梁山人物，這使得該書的傾向性變得較為複雜。因此也有觀點認為，《蕩寇志》實際上是用“曲筆”讚揚《水滸傳》的著作，俞萬春是個鐵桿水滸迷。《蕩寇志》中有很多“自相諷刺”的內容，而其主旨實際上與被腰斬前的水滸傳版本無異，俞萬春寫蕩寇志表面上醜化梁山好漢，實際上是通過“自我醜化”來頌揚《水滸傳》。

據他的家屬宣稱，《蕩寇志》草創於道光六年（1826），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間凡“三易其稿”，首尾歷二十二年。咸豐元年（1851），其子俞龍光修訂潤色后，《蕩寇志》的初刻本於咸豐三年（1853年）刊行問世，有咸豐七年的重刻本。同治十年（1871）又有復刻大字本。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校點本。俞萬春卒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

《蕩寇志》初刻本為咸豐三年(1853)刊。

俞萬春因《蕩寇志》的創作，成為一些創作《水滸傳》相關作品的作家口誅筆伐的對象，如褚同慶在他的《水滸新傳》中，塑造一名為“余萬春”之人物，並使此人落得悲劇下場，以示對《蕩寇志》之不滿。20世紀著名小說家張恨水更直接批評俞萬春“為金聖嘆所欺，變本加厲”，所作《蕩寇志》“不但文意毫無可取，且令人讀之，每增不快”，認為《水滸傳》作者應該對俞萬春“數摑其頰以責其不肖”。

有學者認為，俞萬春的《蕩寇志》是中國第一部帶有科幻色彩的小說，因為書中有大篇幅對機械、科技的描寫，例如書中的“奔雷車”與後來的裝甲車頗為相似，而書中描寫的大型潛艇“沉螺舟”則早於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幾十年。儘管《蕩寇志》仍然帶有妖術等傳統小說的迷信成分，但是它作為中國最早對現代科技有描寫的小說，而且還預言了一些未來的技術成果，足以令其成為中國科幻小說的開山鼻祖。

在現代褚同慶的小說《水滸新傳》中，有塑造出一個以俞萬春為原型的軍官余萬春，余萬春是高俅親信，任殿帥府統制，綽號桿棒，在東京極是有名，與董平比武，“只辨得招架遮攔。斗到三十來合，早被董平覓得破綻，一槍柄便掃下馬來。后在征剿梁山時被封為招討副使，與監軍梁師平勾結，陷害正使孫立，被孫立之子孫新斬殺。

在《蕩寇志》的衍生同人小說《續義傳》中，作者也有塑造出一個隱射俞萬春的人物俞忽來，俞忽來是青州府衙師爺，因文筆做功上佳而被哈蘭生看中，委派掌管禮拜寺。結果因其嗜酒如命，口無遮攔，泄露出禮拜寺真相，最終被袁慰庭用鐧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