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科匹厄斯

普羅科匹阿斯大約在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該撒利亞的一個貴族之家，早年曾受過古典教育，熟悉古代歷史學家的著作，以學識淵博聞名。527年左右，他來到君士坦丁堡，教授修辭學，不久被查士丁尼的大將貝利撒留聘為記室。在以後的15年間，普羅科匹阿斯跟隨貝利撒留向外遠征，東抗波斯帝國，西侵汪達爾王國和東哥特王國，力圖實現查士丁尼的對外擴張目標。542年當查士丁尼政府對西方的侵略戰爭遠未結束時，他已回到君士坦丁堡，直至去世時止，在帝國政府內擔任高級官吏和元老院議員，同時著書修史，把自己所經歷和熟悉的查士丁尼時代的內外政事詳細地記載下來，留給後世。

和修昔底德相似，他所記載的都是當代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與希羅多德相似，他認為寫歷史要以道德、人心為念，意存勸誡，並且認為歷史上因果報應是歷歷不爽的。他也具有希羅多德的某些缺點，即有時失於輕信，有聞必錄，缺乏考證，因此所記載的不全是信史。

普羅科匹厄斯屬於古代晚期世俗史學家，這些史學家繼承第二詭辯學派的傳統，他們使用的語言是希臘語中的阿提喀方言，他們的榜樣是希羅多德，尤其是修昔底德，他們的主題是世俗歷史。他們試圖避免阿提喀方言中沒有的辭彙，假如他們不得不使用當代的辭彙時，他們會加入一個解釋。比如他在提到“教堂”這個詞的時候解釋說這是一個相當於廟宇或者祠堂的建築。而在提到僧侶這個詞的時候他解釋說僧侶是最虔誠的基督徒。在古代雅典沒有僧侶這個詞，而“教堂”則是指雅典公民聚集通過法律的地方。

世俗史學家避免基督教教會的歷史，這個領域由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所創立的教會歷史佔領。但是埃夫麗爾·卡梅倫很有說服力地顯示了普羅科匹厄斯的作品反映了6世紀拜占庭經典學說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在《秘史》中普羅科匹厄斯說他打算自己也寫一部教會歷史。假如他的確寫了這樣一部史書的話那麼他可能追隨了當時教會史的風格。但是就今天所知這部教會史未能成書。

1938年詩人和小說家羅伯特·格雷夫斯基於普羅科匹厄斯的著作寫了一部歷史小說。

普羅科匹阿斯留給後世的著作共有三部，即：《查士丁尼戰爭史》（以下簡稱《戰爭史》）；《論查士丁尼時代的建築》（以下簡稱《建築》）；《秘史》。

普羅科匹阿斯大約在543年開始撰寫第一部著作《戰爭史》，於554年全部脫稿。這部著作共分8卷，詳細敘述拜占廷帝國與汪達爾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歷次戰爭，同時也涉及到帝國內部的一些重大事件，如532年的“尼卡”起義、542年在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一場大瘟疫等。《戰爭史》第一、二卷為《波斯戰記》,第三、四卷為《汪達爾戰記》，第五、六、七卷為《哥特戰記》，第8卷是全書的概說和補充，敘述到554年為止。普羅科匹阿斯在記述這些征戰過程時，竭力謳歌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大將貝利撒留的“武功”，認為他們的功績“超乎一切，甚至超乎古代最驚人的奇迹”。從奴隸主的道德標準出發，普羅科匹阿斯認為所有的人應服從查士丁尼的統治權力和他的法律，不準違抗。同時他又站在拜占廷的立場上，對各地人民革命運動，對日耳曼人都極為敵視，百般污衊，稱之為“強盜”、“匪徒”，刻意渲染他們的粗野愚昧，認為只有拜占廷人才是真正的人，只有拜占廷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堪稱為人的生活方式。普羅科匹阿斯的這些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但他畢竟詳細地記載了查士丁尼政府對外征戰的過程，在敘述中保存了許多真實的、寶貴的史料。對於了解和研究查士丁尼的對外政策、戰爭目的以及早期拜占廷帝國所屬各地的社會經濟狀況，都很有價值。

560年，普羅科匹阿斯遵照查士丁尼的旨意又撰寫《建築》一書。他在這本書里逐一記載和描繪了查士丁尼時代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的許多宏大的建築物、教堂和軍事工程設施，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查士丁尼的頌揚和阿諛。據說，普羅科匹阿斯由於這一著作而被查士丁尼擢升為君士坦丁堡長官。

耐人尋味的是他的《秘史》。據考證這部著作約撰寫於550年。由於懾於查士丁尼的威勢，在他生前迄未公開發表，直到他死後一千多年即1623年才由羅馬教皇的圖書館員阿列曼尼在拜占廷帝國的圖書館里發現。由於《秘史》實際上是一部查士丁尼的醜聞錄，與上述兩本著作的思想傾向截然相反，有不少史學家對於《秘史》的作者是否真是那位曾經狂熱歌頌過查士丁尼的人，產生了懷疑。但據近人研究證明，《秘史》的作者確是普羅科匹阿斯。現在，這一看法已獲得學術界的公認。

《秘史》對查士丁尼時代宮廷黑暗生活的揭露，對拜占廷廣大人民在其統治下所遭受的災難的真實描繪，使該書成了一部價值較高的歷史著作，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就《秘史》的文筆來說，則遜於《戰爭史》。普羅科匹阿斯在《秘史》一開始，敘述了大將貝利撒留和他的妻子安東妮娜的為人和穢史，記述了他們如何狼狽為奸，以血腥、狡詐的手段來維持其殘酷的統治。《秘史》還淋漓盡致地描述了舊的元老院貴族和舊的羅馬制度在查士丁尼和提娥多拉的打擊之下日趨沒落，帝國政府腐朽不堪，奴隸主階級的上層人物目無法紀，貪贓枉法；並記載了查士丁尼時代所實行的那種宮廷禮節：大臣在謁見皇帝和皇后時，必須行跪拜禮，口呼“皇帝陛下”，自稱“最低賤的奴隸”，俯首親吻皇帝和皇后的紫靴，作者對於這種奴隸式的，污辱貴族和大臣尊嚴的儀節，表示了深刻不滿。更重要的是，《秘史》記載了查士丁尼政府對外頻繁地發動侵略戰爭給拜占廷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暴露了這個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殘暴，在頗大程度上揭示了當時階級鬥爭的嚴重性。

普羅科匹阿斯之所以要撰寫這部與《戰爭史》、《建築》在思想傾向方面如此不相一致的《秘史》，其原因應當從他當時所處時代面臨的矛盾中去尋找。六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查士丁尼在西方對北非，特別是對於義大利的侵略戰爭並未結束，相反，由於遭到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而一再失利，進展緩慢。但是查士丁尼和貝利撒留卻一意孤行，依然窮兵黷武，把由此而需要的龐大的軍事耗費，千方百計地轉嫁到拜占廷廣大勞動人民的頭上，使得國窮民困，怨聲載道。面對這一情況，普羅科匹阿斯對查士丁尼的政府產生了疑問，思想上處於矛盾，擔憂和憤慨之中，於是他帶著這種心情寫了《秘史》,發泄自己內心的不滿與憤慨，揭露與批評了查士丁尼政府的暴虐統治。普羅科匹阿斯在其著作中還很含蓄而幽默地嘲笑了當時各個不同教派對於神性的激烈爭辯，表明他是一個基督教的懷疑論者。這部《秘史》，顯然不能象《戰爭史》那樣可以公開發表。但是，即使是秘而不宣，普羅科匹阿斯在《秘史》中也不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保衛者和代言人而出現，而只是代表了當時那些遭受打擊的元老院貴族的利益，來抨擊查士丁尼的專制統治的。因此他的抨擊是有限度的，其矛頭也不是針對奴隸制度的。當查士丁尼對外戰爭取得“勝利”之後，普羅科匹阿斯遵照查士丁尼的旨意，在所寫的《建築》里又歌頌起這個暴君來了。

總起來看，普羅科匹阿斯是一位奴隸主階級的歷史學家。他的《秘史》不過是特定的歷史條件的產物，它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正說明了當時階級鬥爭和宮廷內部鬥爭的激烈和尖銳。

在普羅科匹阿斯的著作中，曾記載了中國育蠶制絲西傳的故事。普羅科匹阿斯在《戰爭史·哥特戰記》中寫道： “這時，有幾個僧侶，自印度來到拜占廷。他們聽說查士丁尼皇帝不願再從波斯人手中購買生絲，便來求見皇帝，陳述他們能有辦法使拜占廷不再向它的敵人或其他國家購買生絲。據他們說，他們曾在印度諸國之北的賽林達國（即中國）居住多年，得悉養蠶之法，並可將此法傳入拜占廷。於是查士丁尼對於此事詳加詢問，察看他們所說是否真實。該僧人等稱絲實系蠶蟲所吐，雖然不易將活的蠶蟲攜帶到拜占廷，但將蠶子帶到拜占廷並不困難。並說這種蠶蟲產子其多，如果將蠶子置於暖房中，即可培育出幼蠶來。查士丁尼聽罷，就許諾他們若能將蠶子弄來，必給他們重酬，並催促他們趕快行動起來。於是他們前往賽林達國，將蠶子帶到拜占廷，並用蠶子孵出幼蠶，用桑葉來餵養，遂使得在羅馬的領土上育蠶產絲成為可能了。”

普羅科匹阿斯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它為我們提供了確鑿的史料證據，證明在公元六世紀中期，中國的育蠶制絲法已傳到拜占廷。後來到了公元十二世紀時，西歐“十字軍”東侵，從拜占廷把育蠶治絲法帶到西歐各地，使中國的蠶種遍佈於歐洲，豐富了歐洲人的物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