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孫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光緒二十三年春，考入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師範院讀書。光緒二十六年秋，接辦叔父王維泰創設於大東門內王氏宗祠省園的育材書塾（后改稱育材學堂，南洋中學堂、南洋中學），任堂長、校長，提倡新學。時值八國聯軍入侵，在塾學生人數銳減，經費拮据，夫人沈竹書賣去首飾，支撐困境，使學堂書聲不輟。光緒三十一年，王培孫與務本女塾創始人吳馨同赴日本考察教育時，在東京參加同盟會。回國后，致力到學制和課程設置的改革，將中學四年制改為五制，同時辦好聯屬道前高等小學，作為南洋中學預科。課程設置以有利於學生品德修養、升學和就業為前提，除國文、英文、數學等科外，並設國語（普通話）和日語兩科。由教師自定課程、自編教材，隨社會需要不斷更新和充實授課內容。光緒三十四年，加入柳亞子組建的進步文學社團南社。為實踐他“教育救國”的夙願，多次集資擴建學校和完善教學設施。同年，購得日暉港西土地營建新校舍（今中山南二路225號），次年落成遷入。到民國19年（1930年），先後建成圖書館、實驗室、實習工場、科學館、學生宿舍和大操場等，共用地50多畝。圖書館藏書豐富，為上海中等學校之冠。教師有當時上海教育會長王引才、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教授邵家麟、英文版《大陸報》主筆葉上之等學者名流。他自己分授物理、化學、英文和國文等課。當時南洋中學以學制健全、設備完善、師資力量雄厚和教學質量優良聞名滬上。

王培孫重視言教身傳，提倡尊師愛生。他自己生活儉樸，對家境貧寒的學生免收學費，供應膳宿，有的學生甚至依靠他生活。學生畢業后遇有就業或生活困難時，總能得到他的幫助。夫人沈竹書也竭力支持丈夫的事業，臨終前寫下遺囑：將她名下的遺產，移作“沈竹書獎學金”，獎助清寒學生。

王培孫忠誠於教育事業，淡薄功名。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袁希濤曾邀請他擔任學官；國民政府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建曾幾次請他出長蘇州；民國35年，上海常熟區選他為候補參議員，都被謝絕。但他卻有滿腔愛國熱誠，積極參加光緒二十九年在張園舉行拒法拒俄愛國集會、五四時期在北門公共體育場召開的“國恥紀念”國民大會、五卅反帝示威大遊行等一系列反帝愛活動。九·一八事變后，他把陸遊的《示兒》、文天祥的《正氣歌》等愛國詩文，列為學生必讀教材，激勵學生抗日救亡意志。他曾說過：“國家之命運，存乎？亡乎？數萬萬同胞，主乎？奴乎？生乎？死乎？此皆吾人日夜煎刺於腦海之中者。腦海中無此，雖謂之冷血動物可也。”他還利用學校，掩護過因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遭到蔣介廠通緝的黃炎培，資助掩護過幾位中共地下工作者。

上海解放時，他已屆78高齡，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深有感觸地說：“古人有‘閭閻宴然’之語，今固見之。”1952年因病重，辭校長職，將盡畢生精力搜藏的善本古籍10多萬冊捐獻於國家。次年11月17日逝世，他辦學治校歷半個多世紀，南洋中學畢業生有3000多人，他一生勞瘁，兩袖清風，由門人葬於蘇州靈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