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修甫

日寇奴化教育改變不了愛國熱情

1924年11月6日，我出生在南通市南大街一所朝東的宅內。那時，我的祖父才去世八天，伯父季自求給我取名“念祖”，用的是《詩經》中“毋念爾祖，聿俢厥德”句。1941年，我寫信給當時在菲律賓中國銀行工作的伯父，伯父給我取了個字“修甫”。1946年10月我就用這個名字赴南京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讀書，沿用至今。筆名庥圃、庥父、休父、休工等均從此字而來。

我祖籍通州余西，祖父季蓉庵為州衙戶房吏員。父親曾在縣貨物局為職員，1980年81歲時病故。母親5歲就當了童養媳，1977年78歲時去世。

我6歲時在東大街讀過一年私塾，還記得塾師姓顧。1931年秋，我入城中大王廟初級小學（即原城中小學），1935年四年級畢業。隨後進省立南通小學讀高小五、六年級。

1937年畢業后，一位老師暑期教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進行救亡教育，激發我們的愛國熱情。這年秋，日機兩度轟炸南通城，我跟隨祖母、母親逃難，一路逃到西亭、岔河等地。

南通淪陷期間，1938年8月至1945年，我在南通公立中學讀書5年，進南通合作社做職員兩年余。淪陷生涯，十分痛苦，學日語，每周8小時，由日本教師教讀；國文多是文言，教師有前清秀才陳士軼、顧引之等。中國的教師都不為日寇作奴化宣傳，理科老師陸頌石、生仲逖等自不必說，史地公民課也不談日偽，錢素凡還利用公民課介紹蘇德戰爭中德軍失敗的消息，而中共地下黨通過進步青年進行抗日宣傳，不少同學課餘作文寫詩，刊發在進步人士主編的地方報紙副刊上，我也學寫散文、新詩刊於其中。我們還出版了級刊《屬於》，要大家不忘時代責任，奮發向前。1943年，我們這個班畢業，以後，沒有一個為虎作倀幹壞事的。

歲月動蕩求學不止擔任通師教師

抗戰勝利前數月，南通合作社解散，我失業在家，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想託人介紹個小學老師，那人說：“你準備了幾個金戒指？”我只得廢然而返；1945年底，南通成立日俘管理處，我去任譯員，沒工資，僅供應午餐。期間，還遣送海門日俘去上海集中，在同學丁芒的幫助下，在其編輯的《東南日報》副刊上發表了近10篇散文，獲得了一些稿酬。

1946年“三一八”慘案，我雖然沒參加遊行，但為他們刻“南通文藝協會”圖章一枚。此後，投考不要學費、免費食宿的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因無旅費，一直到年底才在地方人士尤勉齋、沈斐成等的資助下去南京上學。在語專學習韓語兩年多，在南京親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專制，青年群眾的激烈鬥爭，我這個也有正義感的迫切希望家鄉早日解放。1948年底，我回到南通，等待新政權的誕生。

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4月，我至市河岸女師附小所設文教研究會報名學習政治。結業后，文研會主任張國樑推薦我擔任南通師範政治教師。

在通師，我先是擔任初三及簡易班政治教師、初三班主任，還參加了新民主青年團，擔任團總支宣教委員；1950年秋擔任師範一年級乙組班主任，直到該班1953年畢業。我邊教邊學，工作積極，擔任政治學科組長、工會副主席。

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任教通中三十年

1956年2月，我被調到南通中學任政治教師，講授高中的社會科學簡明教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也任班主任和教工團支部宣傳委員。除了工作認真負責外，我也敢講話，向教育局調查小組反映學校的一些情況，個別校領導對我“越級”反映很不滿，1958年團內批評我時，當面說是我的錯誤。

1956年反右鬥爭，我被風浪波及。在校外，我和堂兄等談民辦小報，被市報點名批評，通中那個不滿我的領導以此向市委提出應將我列入“右派”，市委宣傳部以通中右派名額已滿而未允許。但還是被其利用教工團支部，開除了我的團籍（“文革”后平反冤假錯案，給我補發了“退團證書”）。1957年秋，我被派至總務處保管室收發工具，沒有了教課資格。

何晴波擔任通中黨支部書記、校長后，有一天，一個工友拿來一張詩稿，說：“何書記要你用毛筆謄一下。”於是，新學期開始讓我教初中書法。過了一兩年，何晴波拿了一沓材料，是關於學校衛生清潔管理工作的彙報，對我說：“把這些素材總結下，寫一份報告給我。”於是，等到下學期，教導處讓我教初中語文，一直到1966年，我教高三語文。所以，我一直很感激何晴波。

“文革”前，我已經收藏了不少書畫文物，京滬等地的文物商店也出售了我一些不擬收藏的東西。收藏家正常的售賣行為，“四清”中卻被以“販字畫牟利”罪在通中語文學科內批判。“文革”一開始，我也和“四類分子”一樣被強迫勞動，1968年被以“日本翻譯”和“字畫販子”的罪名關入“牛棚”半年。被毆打、被強迫勞動、被批鬥……直到1973年後，才重新登上講台教語文。

1985年8月，我從通中退休。

季修甫從教36年，經歷坎坷，進過“牛棚”，但始終自強不息。退休后更是筆耕不輟，雖然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卻依然關注著外面的世界，關心著國計民生，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與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