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凡

陳一凡，原名趙維藩，1910年農曆8月15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1926年至1932年在北平匯文中學學習，1934年7月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於1961年至1978年先後擔任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2000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曾擔任曲陽縣縣長、晉察冀邊區一分區專員、十三分區專員、察哈爾省委秘書長、哈爾濱工商局及工業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哈爾濱市委常委、副市長，松江省工業廳廳長，東北煤礦管理局副局長。1955年9月任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1961年8月任北京礦業學院院長。2000年7月17日8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陳一凡早年投身革命。從中學開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大學期間，參與和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愛國活動。1936年秋，在白色恐怖下加入南開大學"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被選為南開大學臨時學生會主席，帶領同學開展學生運動。在長期的革命鬥爭與和平建設生涯中，陳一凡為民族解放努力奮鬥，為社會主義建設和高等教育事業辛勤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陳一凡同志在擔任北京礦業學院主要領導工作期間，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黨的教育方針，領導了北京礦業學院60年代初貫徹落實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工作，實事求是地總結學校辦學的經驗教訓，根據"高教六十條"對學校各項工作開展整頓，在提高教學質量、推進科學研究、加強學校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培養了大批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為學校躋身於全國重點大學的行列，為新中國的煤炭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1970年學校搬遷四川，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他與廣大教職工一起，勤奮工作，共同奮鬥，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為保持學校辦學的基本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陳一凡同志1936年參加共產黨的外圍革命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后被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安排到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學習，在晉察冀根據地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歷任區長、縣長、一分區專署專員等職。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他在第一線發動群眾與敵人作頑強的鬥爭。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被組織上派到哈爾濱、瀋陽，先後擔任哈爾濱市工商局長、副市長，松江省工業廳廳長，東北煤礦管理局副局長等職。1955年組織上調他到北京礦業學院先後擔任副院長、副書記和院長（中組部發文定為副部長級待遇），任職27年，1982年離休。

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陳一凡同志每學期都認真備課，親自寫講稿，給全院師生員工講哲學課，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師生員工樹立革命人生觀、世界觀，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他教育師生員工認清大好形勢，發揚艱苦奮鬥精神，克服暫時困難，戰勝困難。在他蹲點的兩個學習班，用毛澤東《紀念白求恩》的精神，結合自己與白求恩同志一段共事的經歷，向學生介紹白求恩同志艱苦奮鬥的作風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在座談會上，陳院長要求學生認真學習毛澤東的這篇《紀念白求恩》，並從中接受教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樹立革命人生觀，成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高尚的人，畢業后，為煤炭事業獻身；二是努力學習，打好基礎，到工作崗位上成為一個對技術精益求精的人；三是艱苦奮鬥，成為“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人才

陳一凡同志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高等學校工作條例（簡稱高教60條）的貫徹執行是積極地，堅決的。他認為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正確的，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主管教學工作中，經常深入到教學第一線聽課，深入煤礦並下井了解學生生產實習情況。每年安排教學計劃時總會遇到不同的意見和要求，他都能耐心聽取，在會後與有關部門和有關同志具體分析，去粗取精，吸收合理意見，對不完全符合實際或達不到所在系的要求時，就耐心與這些同志個別交談，以達到意見統一，從不強加於人，總是和顏悅色地講道理，民主作風好，平易近人。

當時，採礦類學校參加全國統一招生的生源比較困難，礦業學院的專業多數又是井下作業，招生更加困難。因此，每年招生前幾個月，他就找有關部門的同志研究如何落實國家下達的招生計劃，編寫招生簡章，介紹各專業的培養目標，編印畫報，宣傳畢業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自己也在暑假中放棄休息，到招生點檢查招生工作，幫助解決問題，從而使礦院每年都能高質量的完成國家招生計劃。

陳一凡同志每星期日都要找下級幾位同志交換意見，研究當前師生員工的思想情況、教學工作情況和存在的主要問題，然後有針對性地提出下周的工作安排和重點。陳一凡同志在職期間，勤奮工作，與其他同志共同領導學校，成績顯著。共培養本科畢業生3萬餘人，研究生1300餘人。在這些畢業生中，現在多數已經成為煤炭戰線的技術骨幹或領導幹部，其中，有兩人（於洪恩、王森浩）先後成為國家煤炭工業部部長

講黨性講原則襟懷坦白團結同志

陳一凡同志在同級幹部中，遇到工作上的不同意見，他總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與同志真誠交換意見。有時為搞清問題，爭論很激烈，但他從不記仇，從不在背後講對手壞話。當他知道因工作上意見分歧，被同級幹部背後組織人整他的所謂“錯誤材料”時，他則按照黨性原則，在黨的會議上上講事實真相，採取以理服人的辦法，仍解決不了時，就按組織原則向上級領導反映，仍不能解決時，他也不搞非組織活動，不以牙還牙對著干，他總是相信黨會弄清是非的。後來證明，他當時的意見和做法是正確的，他也不去宣傳自己，批判別人，這樣有利於團結同志，共同為黨的事業努力奮鬥。

對學校懷有深厚感情

陳一凡同志家庭負擔重，開支較大，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作風。自國家對幹部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以後，他每月的工資除負擔對岳母、兒子、女兒的贍養和撫養外，每月還要承擔繼母、三個妹妹、三個外甥（女）的生活補貼，所以他沒有積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時，只抄到1000元存摺，落實政策退賠后，他將這1000元作為黨費交給黨了。

1982年離休后，他仍然關心礦業學院的發展，惦念著把學生培養成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離休后，他節衣縮食從每月1600元的離休費中節省下幾百元，積攢一段時間后就送到學校以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他前後5次共捐給學校11萬。逝世后，學校為紀念他，在2004年用這筆錢購買圖書3000餘冊，蓋上老院長陳一凡同志捐贈的圖章，放在圖書館專架上供師生員工閱讀。

立黨為公嚴於律己艱苦奮鬥

陳一凡同志公私分明，嚴於律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每月定量是26斤（當時男同志一般都在30斤以上），不夠吃。主管農場的同志提出從學校農場生產的糧食中給他一些補助，他堅決不同意，說：“我不能特殊。”他還要求，在他陪校外客人在食堂吃飯後必須付足糧票和錢。

陳一凡同志在用車問題上也同樣嚴格要求自己。按規定陳一凡同志可以用專車，但他不要。他辦私事用了公車，就讓司機記賬，每月發工資時由我結算付款，他還經常問我是否付足了款，家屬子女從沒單獨乘坐過公車。

1964年秋，北京礦業學院100多名師生員工由陳一凡同志帶隊在通縣地區開展“四清”工作。當時農村的土路極為不平，他的交通工具就是騎自行車。上級規定到分團開會可以要分團的汽車接送，但他不要，堅持騎自行車往返。

文革前，陳一凡的宿舍是75平方米，兩室一廳，他和老伴住一間，岳母和女兒住一間，兒子平日住在學校，假日回來只能睡在沙發上。當時學校有四套100多平方米的宿舍，本來可以分給他一套，可他讓給了人口較多的副院長和老教授。陳院長從現職退下來直到逝世，和老伴的住房合起來也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副部級標準。陳一凡對子女的要求也非常嚴格，他要求子女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不能靠父母。陳院長的兒子、女兒、兒媳都是大學畢業生，畢業后他們都自己在校外找了工作，沒有一個人在學校留在他的身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