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無害論

《有鬼無害論》——廖沫沙

原載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報》

看過孟超同志改編的《李慧娘》演出，人們都說這是一出好戲，不但思想內容好，而且劇本編寫得不蔓不枝，乾淨利落。比原來的《紅梅記》精鍊，是難得看到的一出改編戲。

可是年輕的觀眾看過這齣戲，卻覺得有點缺陷：既然是現代作家改編的劇本，為什麼還保留舊戲曲的迷信成分？讓戲台上出現鬼，豈不是宣揚迷信思想？

我們中國的文學遺產（其實不只是中國的文學遺產）——小說、戲曲、筆記故事，有些是不講鬼神的，但也有很多是離不開講鬼神的。台上裝神出鬼的戲，就為數不少。如果有人把傳統的戲曲節目做個統計，有鬼神上台或雖無鬼神上台，而唱詞道白與鬼神有關的節目，即使占不到半數，也總得佔個幾分之幾。這類戲，如果把中間有關鬼神的部分刪掉，那根本就不成其為戲了。人們說“無巧不成書”，這類戲正好是“無鬼不成戲”。試想，《李慧娘》或《紅梅記》這齣戲，如果在游湖之後，賈似道回家就一劍把李慧娘給砍了，再沒有她的陰魂出現，哪還有什麼戲好看的呢？

戲是人編寫出來的，戲台上出現鬼神，是因為人的腦袋裡曾經出現過鬼神的概念。前人的戲劇中有鬼神，這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沒有辦法可想。問題在於讓現代的人來改編舊戲劇，可不可以或應不應該接受、繼承前人的這些迷信思想？

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依照唯物論的說法，世界上是沒有超物質的鬼神存在的。相信有鬼神是一種迷信，是人們的錯覺、幻想。鬼神迷信在人腦中發生的起源，最初是由於人對自然力量的矇昧無知；隨後又由於階級的劃分，人對社會鬥爭的壓力，感覺和自然力量同樣的不可理解，這就使代表自然力量的鬼神同時代表一種社會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說——“神的自然屬性同社會屬性綜合成為一體”，成了“一個萬能之神的上帝”。

這種綜合了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鬼神，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對自然力量的控制，越到後來，它的自然屬性越少，而它的社會屬性越多。因為階級鬥爭的矛盾，越來越超越人對自然鬥爭的矛盾。

在文學遺產中的鬼神，如果仔細加以分析就可以發現，它們代表自然力量的成分已經很少，即便它們的名稱還保留著風、雷、雲、雨，實際上卻是在參與人間的社會鬥爭。本來是人，死後成鬼的陰魂，當然更是社會鬥爭的一份子。戲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們不能單獨把她看做鬼，同時還應該看到她是一個致死仍不屈服的婦女形象。

文學作品是現實世界的反映，在階級社會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紅梅記》這部文學遺產之所以可貴，正應為它揭露了賣國賊的荒淫殘暴，摧殘婦女；《李慧娘》之所以改編的好，就因為它把一部三十四場的《紅梅記》（玉茗堂本）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提煉為六場戲，並充分發展了這場鬥爭，而以“鬼辨”作為鬥爭的高潮，勝利地結束鬥爭。

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於戲台上出不出現現鬼神，而在於鬼神表現的是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是屈服於壓迫實力，還是與其作鬥爭，敢於戰勝壓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於壓迫勢力的迷信思想，後者不但不是宣傳迷信，恰恰相反，正是對反抗壓迫的鼓舞。

我們對文學遺產所要繼承的，當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壓迫的鬥爭精神。戲台上的鬼神，不過是某種思想的具現。我們要查問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誰和反抗誰。借用一句孩子們看戲常要問的話：“她是個好鬼還是個壞鬼？”

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又有什麼妨害呢？

這裡我倒要向演出《李慧娘》的北方崑曲劇院建個議————既然是演出一個“好鬼”，是不是可以把“好鬼”的形象表演得更可愛一些？而不是更可怕一些？李慧娘從頭頂上摘下的“腦袋”，是不是可以免了？她的武器，不是還有兩把什麼什麼扇子，可以使用的嗎？

“有鬼無害論”是“文革”初期重大公案之一。1960年代初，北京上演了孟超寫的《李慧娘》，講的是南宋奸臣賈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為厲鬼報仇的故事。俊俏而凄厲的女鬼在長安劇院舞台上亮相，換來許多文人的喝彩。此時正逢毛澤東講“不怕鬼”的問題，他把“鬼”比作“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號召全黨“與鬼斗”，並責成社科院文學所編纂了本《不怕鬼的故事》，發行海內外。當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也是位文人）用“繁星”的筆名發表了一篇《有鬼無害論》，意在說明古今文學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沒有害處。“文革”中，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狀。一些人非要把文人的趣味搭上政治的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