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

《都柏林人》中，不同篇目的內容，似乎都可以用正數第二篇小說的題目《一次遭遇》來概括：《阿拉比》，雜貨市場的一次夜遊；《兩個浪漢》，都柏林街道的一次夜遊；《死者》，一次宴會的前前後後……《都柏林人》的人物，形形色色，有逃學的男孩、死了親人的老處女、思春的少女、狡詐的流浪漢等等，他們行走於都柏林這座城市，感謝微不足道的事情，與此同時，感到孤獨、蠢動或者絕望。

《都柏林人》從1904年開始創作，曾被22家出版社退稿，前後歷經9年挫折；1905年，喬伊斯與倫敦的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簽下出版合同，但書商要求他刪除或修改某些段落，原因是排字工拒絕排印，喬伊斯拒絕，於是書商退還書稿。1909年他和都柏林的出版商芒賽爾兄弟簽定出版合同，但不久又傳出修改的要求，這次喬伊斯接受了出版商的所有條件，只求儘快付梓，但是到了出版的最後一刻，出版商還是毀了版。1914年在美國意象派詩人龐德的幫助與推薦下終於又由原來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將書出版，《都柏林人》半年內僅賣出六本、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一本都沒賣出。出版后竟有民眾用焚書來表達其憤怒。

主題

《都柏林人》是喬伊斯的早期作品，這個故事以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為背景，強調了一個共同的主題，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瀰漫於整個愛爾蘭社會的麻不仁、死氣沉沉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被喬伊斯定義為“癱瘓”（Paralysis），精神癱瘓這一主題在喬伊斯的作品中集中表現在宗教癱瘓、政治癱瘓、情感癱瘓、心理癱瘓4個方面。筆者將探討的是《都柏林人》中的情感癱瘓，主要表現在愛情的幻滅、婚姻的禁錮以及交流的障礙。愛爾蘭人的情感癱瘓在《都柏林人》中得到了最直接和最具體的體現，一個個真實、生動的故事，深人到人物靈魂和意識的最細微之處，真實地再現了愛爾蘭人或者說現代人情感世界的癱瘓狀態。

《都柏林人》的主角，是這些微渺得有些蒼白的小人物，也是都柏林這座空虛的大都市。《死者》中，男主人公“意識到，但卻不能理解他們變幻無常、時隱時現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個灰色的無法捉摸的世界里去：這牢固的世界，這些死者一度在這兒養育、生活過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為烏有”，這種烏有感牢牢地抓住了《都柏林人》的主人公，抓住了《尤利西斯》中的利奧波德·布盧姆，也抓住了我們這個時代中現實的人們。

“阿拉比”中男孩的初戀的受挫，“伊芙琳”中伊芙琳追求幸福的失敗，“土”中瑪麗亞邊緣化的獨身狀態，都是極具代表性的都柏林人的生存狀態，喬伊斯用細緻而真實的筆觸，深刻地提示了他們情感世界因愛情的落空而導致的癱瘓狀態。

受到婚姻禁錮的例子是“無獨有偶”中的法林頓，他也在法務辦公室工作，是個抄寫員。法林頓同樣是一個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受害者，他覺得自己被工作困住了，他的老闆對他發火，他只好在酒館里尋求安慰和解脫。如果很多丈夫殘忍，那是因為他們生活的環境殘忍。法林頓的妻子是“一個面相尖刻的小個子婦人，男人清醒時，她便呼么唱六，而男人爛醉時，她便忍氣忍聲。法林頓被令人窒息的家庭和工作環境限制和折磨，男性的力量在這些日常瑣事中消耗殆盡，得不到正常的發展和成長。他把自己的積怨和對生活的不滿發泄到孩子身上，用拐棍打傷了他的腿，讓他跪地求饒。婚姻為男人提供了一個家，同時卻是對男性力量的一種束縛和壓抑。受制於外界環境的約束，情感世界要麼被壓抑，要麼被扭曲，處於癱瘓狀態而無力維護男性的尊嚴。

在《都柏林人》所有的故事中，人物幾乎都不具備與他人真正交流的能力。他們孤獨而寂寞地生活，無法進人朋友、愛人或家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無法建立和享受親密的人際關係。每個都柏林人都被一種深深的孤獨折磨著，不敢投身於生活。這種恐懼甚至使他們走向了精神上的死亡。如“姐妹們”里的弗林神父更是把孤獨的自我獻身於空洞的信仰。當他發現連空空的聖杯也無法留住的時候，他無法再找到其他方式與外界交流。他開始失望地陷入自已黑暗的世界，不能找到出口去懺悔自己的情感和罪惡，最終在懺悔室內發瘋……。小錢德勒，儘管對詩情有獨鍾，卻無法表達自己的愁思和憂鬱。牆上妻子的眼睛是冷漠的，而回訪愛爾蘭的朋友只顧炫耀自己的經歷。小錢德勒敏感的天性，在家庭生活的重壓之下無力表達，最終也因壓抑而癱瘓了。愛爾蘭人的情感世界以各種各樣的癱瘓狀態存在著。

故事中的主人公生活在孤獨與寂寞之中，無法實現愛情，無法逃離婚煙的禁錮，也無力進行情感交流。他們困於外界環境的束縛和內心世界的軟弱猶豫，渴望逃離又無力掙脫，最終以一種癱瘓無力的精神狀態活過殘缺不全的人生。都柏林人情感世界的癱瘓也是現代人精神狀態的真實寫照。

頭三個故事以自傳的形式大體上表現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接下來的七個故事都是有關成人的生活，後面四個則是關於社會生活的，最後一個故事《死者》則是全書的歸納和總結。故事由簡單到複雜，從不知名的小男孩到青年人再到成年的加布里埃爾。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故事都展現了“可愛、骯髒的都柏林”的一個方面，城市方面的癱瘓——道德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每個故事都是一則戲劇，講述一個靈魂的挫折和失敗。所有故事合在一起展示了道德墮落的全過程，以靈魂的死亡結束。

《都柏林人》中的每個故事都發生在都柏林城。當時，它是愛爾蘭生活和社會的中心。然而喬伊斯並沒有從可愛或傷感的角度來看待都柏林，而是把它看做一股威脅和窒息愛爾蘭居民潛在人性的強制力量。喬伊斯認為在都柏林社會中，主要有兩股強大的力量造成了精神癱瘓，這就是天主教和英國的殖民統治。他認為這兩股力量阻止和壓抑著愛爾蘭生活中的所有潛在的生氣和活力。喬伊斯在這本集子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處於青春期的男孩，中年的酒鬼，政府的小職員，大學的講師，洗衣房的女工，年輕的商人等等，大多屬於中下階級，少數屬於工人階級。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出奇的遲鈍，以及在公共義務和私人生活方面的缺失。

手法

《都柏林人》中，喬伊斯沒有多少心理描寫，更沒有繁複的“意識流”，多以白描為主，輔以精確的細節，燦爛的明喻，讓這本小書顯得輕盈，而這輕盈，絕非一片羽毛的輕，而是鳥兒起飛時的輕，舉重若輕的輕。

象徵

象徵手法是一種敘述語言的弦外之音，是潛藏在字裡行間、讓讀者去領會、去展開思維空間的一種技巧。黑格爾曾說：“象徵所要使人意識到的卻不應是它本身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而是他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義。羅蘭·巴特說：“象徵並不等於形象，它就是意義的多元性本身。”在《都柏林人》中，喬伊斯對象徵主義藝術觀念和手法的運用十分自覺並普遍。這一方面是因當時象徵主義寫作手法非常流行；另一方面是因他的第一部著作《室內樂》（詩集）曾屢遭出版商拒絕，出版萬分艱難。而後《都柏林人》的出版更加困難，曾遭到40位出版商的出版拒絕，因其作品的真實內容冒犯了英國殖民當局和愛爾蘭當局。在重壓之下，不願妥協的喬伊斯不得不數易其稿，盡量避免直接描寫黑暗的社會現實，而改用象徵主義手法和“刻薄語體”，將現實隱藏到一個個生動的意象之後。在眾多的象徵意象中，“燈”意象是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因為在集子15個短篇中，《阿拉比》、《伊芙琳》、《兩個浪子》、《無獨有偶》、《土》、《紀念日在委員會辦公室》和《死者》等多個故事都發生在晚上，在夜幕籠罩下，路燈、煤氣燈等“燈”意象被賦予了特定的意義。

統一性

作品內在的統一性是《都柏林人》的一個最主要的藝術特徵。小說在背景、結構、語體和技巧上充分展示了這種統一性。首先是小說背景的統一性。在《都柏林人》中，十五篇小說全部以作者的家鄉都柏林為背景，深刻揭示了這座城市在世紀交替之際的社會現實和人生百態。在喬伊斯看來，這座具有十分狹隘的地方觀念的普通城市不僅反映了瀰漫於愛爾蘭社會的一種麻木不仁、死氣沉沉的癱瘓狀態，在西方世界也具有普遍的象徵意義。“我之所以選擇都柏林為背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癱瘓的中心。”“我想還沒有一位作家向世界展示過都柏林，“都柏林人”這一稱呼對我來說具有某種意義。”在《都柏林人》中，喬伊斯一直將目光鎖定在他的家鄉，既生動描繪了那裡的街道、集市、教堂、學校和酒吧，也深刻揭示了各種各樣的都柏林人與僵死和社會之間的激烈衝突，以及在經歷失敗后他們的痛苦不堪的精神感受。同時，在喬伊斯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都柏林是二者的共同背景。這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作品和讀者之間的距離，進一步增強了作品內在的統一性，顯示出作品的獨特之處雖然《都柏林人》有十五個單獨的短篇小說構成，但卻絲毫不影響它顯示出作者的巧妙設計和精心安排。喬伊斯這樣闡述他的藝術設想:“我試圖按以下四個方面來描述這種癱瘓：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社會生活。這些故事都是按照這一秩序編排的。”《都柏林人》的第一組“童年期”包括《姐妹們》、《偶遇》和《阿拉比》三篇小說。在第二組“青春期”中，含有《伊芙琳》、《車賽之後》、《兩個浪子》和《寄宿公寓》等四篇小說。第三組“成年期”也有四篇小說:《一朵浮雲》、《無獨有偶》、《土》和《痛苦的往事》。第四組“社會生活”由《常青藤日》、《一位母親》和《聖恩》三篇小說組成。上面四組作品形成三、四、四、三的格局，顯得勻稱而和諧。《死者》是最後一篇，即是全集的結局，也是對全部作品的歸納和總結，使整部作品光彩煥發、內容更加生動有力。這種結構和布局清楚地顯示出：在愛爾蘭，癱瘓的陰影籠罩著人生的各個階段，嚴重摧殘了男女老少的心靈，沒有人能夠從中逃脫。以人物年齡模式（theagepattern）為基礎的框架結構，不僅使整部作品前後關聯、結構嚴謹，還讓全書構成一個卓越的整體。

喬伊斯聲稱：“在很大程度上，我採用了一種處心積慮的刻薄的語體（astyleofscrupulousmeanness）。”需要說明的是，在這裡，“刻薄”（meanness）該詞有雙關含義。一是指尖酸和冷酷，也就是用一種毫不留情的語體來描繪冷酷無情的社會現實，以便使語言形式同小說內容互相吻合。二是指吝嗇和小氣，即強調遣詞造句的經濟性，不多用一個詞語，使每個單詞都用的恰到好處，併發揮出應有的藝術效果。《都柏林人》的語體從開始到結束都體現了這種嚴謹細微和意味深長的“刻薄性”，從而極大地增強了作品內部的和諧與統一。

在《都柏林人》，喬伊斯已開始將其創作視線轉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他運用了一種新穎獨特的創作技巧)“精神頓悟”（epiphany）——來展示人物錯綜複雜的思想感情。幾乎在每一篇小說的結尾處，主人公不禁豁然開朗，頓時看清了自己的困境，並從中悟出了人生的本質。這一人物覺醒的關鍵時刻被喬伊斯稱為“精神頓悟”，也就是一種猝然的心領神會。“精神頓悟”不僅構成了小說的高潮，而且還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在《斯蒂芬英雄》中，喬伊斯借主人公之口對此作了這樣的解釋:“他（斯蒂芬）認為精神頓悟是一種突然地精神顯靈，它往往通過某種粗俗的言語或動作，或頭腦本身異常的意識活動得以實現。他認為作家要非常仔細記錄這些精神頓悟，因為它是最微妙、最短暫的時刻。”

《都柏林人》以喬伊斯的故鄉都柏林為背景展開描寫，以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相結合的手法，成功地再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殖民國愛爾蘭的社會現實。《都柏林人》也是喬伊斯決心告別傳統，走上文學實驗與革新道路的一個重要標誌。喬伊斯認為，要改革傳統小說，最初的實驗必須從短篇小說開始。在創作技巧上，《都柏林人》體現了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其藝術風格接近於當時著名的法國作家莫泊桑和俄國作家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因此，龐德才這樣評價《都柏林人》：“我可以放下一篇優秀的法國小說，隨手拿起一篇喬伊斯先生的小說而不會覺得自己好像受到了蒙蔽。”《都柏林人》在世界文壇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一些篇章更是屬於英語短篇小說中的一流作品。時至今日，《都柏林人》的美學價值和藝術成就在文學界已獲得普遍的認可。

詹姆斯·喬伊斯（JamesJoyce，1882－1941），愛爾蘭詩人、作家。後現代主義文學的開山鼻祖，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芬尼根的守靈夜》和《都柏林人》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前三部作品均入選蘭登書屋評選的“20世紀一百本優秀英文小說”。喬伊斯一生顛沛流離，輾轉於歐洲各地，靠教授英語和寫作糊口，晚年飽受眼疾之痛，幾近失明。但他一生堅持文學創作，終成一代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