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格奧爾基·毛雷爾

1902年9月23日生於布加勒斯特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特蘭西瓦尼亞的德意志人，是一名學校老師，母親是羅馬尼亞人。他的外祖父從蒙特尼亞移民到特蘭西瓦尼亞的錫吉什瓦拉。毛雷爾早年畢業於在克拉約瓦軍官學校，後進入布加勒斯特大學法學院，1923年畢業，並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毛雷爾從事法學研究和律師工作。1924年起先後任錫吉什瓦拉法院法官、錫吉什瓦拉法院檢察官，后加入布加勒斯特律師協會。他曾加入羅馬尼亞國家農民黨，為該黨左翼激進分子。1927年在法庭上為受到迫害的工人辯護，從此同工人運動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此後又在法庭上多次為處於“非法狀態”的左派團體和反法西斯團體的革命者進行辯護。1936年在克拉約瓦大審判中，他積極協助盧克雷齊烏·帕特勒什卡努，為安娜·波克爾、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等被捕的共產黨活動家辯護，揭露和抨擊反動當局的罪惡行徑。1937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年—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任反法西斯法律協會書記，后又成為捍衛法西斯受難者組織的領導成員，積極開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年因從事反法西斯政治活動被捕，一度囚於特爾古日烏集中營。1943年出獄后被迫從軍，授中尉軍銜，在軍隊中從事宣傳工作。1944年在克里米亞前線被蘇軍俘虜。同年回國后，受黨中央委託，與埃米爾·波德納拉希一起為組織營救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及黨的骨幹出獄，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期間，雖然黨的一些積極領導人圍繞在總書記是斯特凡·福里什的周圍，但毛雷爾是喬治烏-德治為首的“監獄派”的支持者。1944年4月，他協助波德納拉希、喬治烏-德治搞倒了福里什。1944年8月，他積極參加了羅馬尼亞八·二三武裝起義的準備和組織工作，是羅共准軍事組織—愛國衛隊的主要領導人。

羅馬尼亞解放后，參加由羅馬尼亞共產黨支持的以彼特魯·格羅查為總理的民族民主陣線聯合政府的工作。1945年3月6日—1946年11月30日任交通和公共工程部國務秘書。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1946年11月19日當選為特尼亞瓦馬雷選區國民議會議員。1946年12月1日—1947年12月29日任國民經濟部國務秘書。1947年—1951年任羅馬尼亞奧林匹克及體育委員會主席。1947年12月30日—1948年4月14日任工業和商業部國務秘書。1946年—1947年作為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格奧爾基·塔塔內斯庫為首）成員，隨喬治烏-德治出席巴黎國際和平會議（1946年巴黎和會）。1948年—1952年為特尼亞瓦馬雷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年—1961年為斯大林州錫吉什瓦拉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1974年為克盧日縣大學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

1948年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羅共“六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1952年10月13日—1953年12月28日任部長會議國家仲裁長。1950年起相繼任布加勒斯特“康斯坦丁·伊·巴洪”大學國際法教授、科學普及協會副主席、羅馬尼亞科學院法律研究所所長、駐海牙國際法庭代表等職，長期從事司法和法律研究工作。1955年7月2日獲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稱號。1955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候補委員。

1956年—1957年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1965年改名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國民議會副主席，1957年7月15日—1958年1月15日任羅馬尼亞外交部長，1958年1月11日—1961年3月21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國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1958年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61年3月2日—1974年3月29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1961年3月21日—1965年3月24日還兼任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1965年3月19日——24日，與斯特凡·沃伊捷克、阿夫拉姆·布納丘共同代理國務委員會主席。1965年7月羅共“九大”和1969年8月羅共“十大”均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常設主席團委員。1969年4月7日——1974年2月27日兼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1970年當選為羅馬尼亞社會和政治科學院院士。他還是羅馬尼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協會名譽主席。

在喬治烏-德治晚年，毛雷爾被選任為新的部長會議主席，掌握國家政務大權。雖然另一位候選人波德納拉希的資格並沒有受到質疑，但他的國際背景很深，與蘇聯情報機構的聯繫太過密切。此外，赫魯曉夫給喬治烏-德治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為了解決接班問題，喬治烏-德治曾寄希望於毛雷爾，請求他來領導黨。毛雷爾作為一名律師，早在1930年代一直為共產黨人辯護。但毛雷爾拒絕了，他的理由主要有兩點：1、他是外來移民的後裔，占人口多數的羅馬尼亞人不會接受；2、他不是工人階級出身，黨內也不會接受。真正的原因似乎是他不想獨自承擔領導責任：1、羅馬尼亞“四月宣言”發布，喬治烏-德治和羅黨就彰顯了獨立於莫斯科的立場；2、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據稱，他正試圖將一個忠實者強加給布加勒斯特。毛雷爾已經62歲了，一位年輕的領導者將會是更適合的，特別是如果這是在他毛雷爾影響的結果下。但是，新生代中誰將會是理想的人選呢，阿波斯托爾、齊奧塞斯庫、抑或是德勒吉奇？他們都符合作為接班人的條件。

1965年3月，羅馬尼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喬治烏-德治病逝，在隨後的權力角逐中，毛雷爾和波德納拉希大將作為黨內最有影響力的元老的態度舉足輕重。最終，揚·格奧爾基·毛雷爾連同埃米爾·波德納拉希、馬尼亞·曼內斯庫等人力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會議上，毛雷爾推薦齊奧塞斯庫接任羅共中央第一書記，在同年7月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又支持齊奧塞斯庫成為總書記。在隨後的幾年裡，毛雷爾的地位也不斷提高，成為僅次於齊奧塞斯庫的“第二號人物”。從1965年至1972年間，毛雷爾與齊奧塞斯庫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構建了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此期間，毛雷爾幫助齊奧塞斯庫壓制黨內潛在的反對者，鞏固齊奧塞斯庫的執政地位。外交部長科爾內留·曼內斯庫因外交成就顯著，聲望與日俱增，為齊奧塞斯庫所忌，毛雷爾撤回了對曼內斯庫的支持，站在齊奧塞斯庫一邊。此前，主管經濟工作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在經濟政策上與齊奧塞斯庫意見相左，結果也是如此。

1969年8月羅共“十大”，毛雷爾主持制定和領導執行第五個五年計劃（五五計劃），但由於齊奧塞斯庫等羅共中央主要領導急於求成，存在急躁冒進的情緒，提出了一系列不符合實際國情的理論、計劃和設想，使得“五五計劃”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計劃指標定得過高，後來又一再加碼，許多項目沒有完成。指導思想上的偏差以及國內外不利的客觀環境因素，嚴重影響了羅馬尼亞的經濟。1972年6月，毛雷爾對齊奧塞斯庫支持布加勒斯特市委提出的四年半完成五年計劃的倡議，堅持高速度和高積累的政策持異議，公開提出不同意見，主張“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由於毛雷爾反對齊奧塞斯庫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冒進，與齊發生矛盾，遂受到排擠。同時，隨著齊的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在政治上崛起，毛雷爾的地位不斷下降。

1973年5月，毛雷爾兼任新成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該委員會是在黨中央和國務委員會直接領導下工作的黨政合一的諮詢機構，職責是幫助黨中央、國務委員會和政府研究社會上各種重要現象，並提出建議，確定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等，具有黨和國家立法院與經濟議會的作用，權力高於部長會議。1974年3月，齊奧塞斯庫又設立並自任共和國總統，仍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擁有直接頒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員的權力。毛雷爾的政府首腦的職權實際上被侵奪，總理地位已被架空。

齊奧塞斯庫大搞個人迷信和家族統治，越來越專橫跋扈，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基伏·斯托伊卡、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科爾內留·曼內斯庫、揚·伊利埃斯庫等黨內重量級的“異己人物”紛紛遭到排斥和打壓，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和斯特凡·沃伊捷克也在事實上退出權力核心。

1974年3月26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毛雷爾以“健康和年齡”為由辭去政府總理的職務。齊奧塞斯庫在全會上宣讀了毛雷爾的一封信。信中說，出於健康和年齡原因，毛雷爾同志要求解除他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全會完全同意黨的總書記對毛雷爾同志的工作所作的評價並一致批准了解除他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要求。接著，毛雷爾向全會講了話。

1974年3月29日，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舉行會議，會議通過了羅共中央全會所提出的解除揚·格奧爾基·毛雷爾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建議，並選舉馬尼亞·曼內斯庫為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主席。

此後，毛雷爾的黨中央政治執委職務保留至羅共“十一大”。1974年11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埃米爾·波德納拉希等老同志被安排在大會主席台前排就座，與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毗鄰，用以襯托黨內團結和睦的氣氛，也是為齊奧塞斯庫夫婦裝點門面。

離開政治舞台的揚·格奧爾基·毛雷爾過著舒適安逸的退休生活，保留別墅、室內游泳池、兩部豪華轎車、司機、保鏢，參加一些大型公共活動和國事活動（黨代會、國慶、五一慶典）。毛雷爾在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林蔭大道的豪華別墅度過了他的漫長的晚年歲月。1987年11月因譴責政府鎮壓布拉索夫工人罷工，被軟禁在家中。此後，他一直保持“沉默”的態度。1989年3月，羅共黨內對齊奧塞斯庫施政不滿的六位元老（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科爾內留·曼內斯庫、西爾維烏·布魯坎和格雷戈里·揚·勒強努）在籌謀起草建議書（著名的“六君子”公開信）時曾尋求毛雷爾支持，但被毛雷爾婉拒。晚年的毛雷爾對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一直持懷疑態度，並且他極少參與公共活動。1992年在接受《火花報》採訪時表示，除了揚·伊利埃斯庫總統在1990年登門拜訪諮詢外，沒有任何一個前任或現任官員來看過他，他已完全淡出公眾視野。2000年2月28日，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8歲。

毛雷爾在擔任部長會議主席期間，領導政府積極貫徹和執行羅馬尼亞共產黨“八大”確定的《關於1961~1965年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的指標和十五年長遠經濟計劃綱要》。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勞動人民的努力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到1965年，羅馬尼亞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4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4.4%，比原計劃規定的13%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了1.4%。其中，生產資料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5.7%，高於整個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鋼鐵工業取得了重大成就，1965年鋼的產量達到了342.6萬噸，人均鋼產量超過了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西班牙。發電量達到了172億度，人均電力消費達到925度，而1950年只有129度。機器製造業的產量比1959年增長了1.6倍，其比重占整個工業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它保證了國民經濟所需設備的三分之二，滿足了石油、木材、食品工業、鐵路運輸、汽車運輸和農業部門對機器設備的大部分的需要。化工產量增長了2.6倍，其增長速度是整個工業中最快的。輕工業生產業增長了1倍多，食品工業生產增長了0.8倍，對外貿易額增加了1.3倍。五年計劃的實際投資額超達到了1930億列伊，比原計劃規定的投資額超過了130億列伊。隨著工業的發展，職工人數有了很大增長，到1965年達到430多萬人，大部分集中在工業和建築業部門。這樣，城市人口達到了全國總人口的34%，而1948年時僅為23.4%。由於經濟的發展，人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1965年職工的實際工資比1950年增長了1.2倍，農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了1.4倍。到了1965年，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在工業總產值中為99.7%，在農業總產值中為91.6%。

1965年齊奧塞斯庫上台後，毛雷爾作為政府首腦，參與1966~1970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和關於能源發展和國家電氣化的十年計劃的決策，領導政府負責具體貫徹和落實羅共“九大”所確定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在羅共的正確決策和英明領導下，五年計劃規定的各項指標勝利完成。到1970年社會總產值增長了51%。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部門如：電力、熱力、冶金、化工和機器製造工業，在工業中所佔比重，已從1965年的42%提高到1970年的50.1%，其產值超過全國工業產值的一半。五年計劃結束時，電子工業增長了1.8倍，自動化設備增長了5.6倍，化學纖維增長了2.7倍，塑料和化肥增長了2倍，鋼產量達到了650萬噸，人均鋼產量達322公斤。這五年間建造了許多新的工業項目，如658匹馬力的電力機車、“達契亞”和“阿羅”牌小汽車、電子計算機、程序控制機床、自動化儀錶等。由於國家工業化的實現，使工業成了羅馬尼亞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和決定性部門。到了1970年，工業已擁有了整個固定資產的37.9%，從事工業的人數達到了227萬。工業化大大改變了羅馬尼亞的面貌，羅馬尼亞在不到25年的時間裡，從工業不發達和農業落後的典型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強大工業和處於全面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工業農業國。

他在作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十多年間，頻頻出國訪問和會見外國政要，促進羅馬尼亞與各國的經貿往來，並多次率羅馬尼亞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加強和維護羅馬尼亞的國際政治地位。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后，出面調解中蘇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1964年，他兩次訪問蘇聯和中國，呼籲中蘇兩黨停止公開論戰，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毛雷爾在同中共領導人會談時，勸說中共停止同蘇共公開論戰，強調公開論戰損害了兄弟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削弱了資本主義國家兄弟黨的戰鬥力，對民族解放運動和新獨立國家產生了消極影響。在會談中，毛雷爾、波德納拉希、斯托伊卡、齊奧塞斯庫等羅黨領導人要求中共發出停止論戰的呼籲，在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開論戰的協議之前，先實現在默許情況下的暫時停戰。訪華結束后，毛雷爾率領代表團訪問了朝鮮、蘇聯，並同蘇共領導人進行了會晤。

1967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林登·貝恩斯·約翰遜在華盛頓會見即將訪問中國的毛雷爾時，請其向中國領導人轉達美國的立場：“美國與中國打仗是極其愚蠢的，美國只想與中國貿易，以中國所允許的方式與其相處”。他懇請毛雷爾轉告中國政府，“美國不想改變中國政府的體制，只想與中國和睦” 。1967年9月28日，毛雷爾秘密訪問河內，說服越南（北越）領導人改變強硬立場，參加旨在結束越南戰爭的政治談判。1969年9月，毛雷爾訪華時將尼克松準備改善中美關係的意思轉達給周恩來。

毛雷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64年3月、1964年9月分別率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團和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此後又於1966年、1967年、1969年和1971年多次訪問中國。

揚·格奧爾基·毛雷爾曾榮獲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稱號（1974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鎚”金星勳章（1962年、1974年）。羅馬尼亞王冠勳章（1945年）、羅馬尼亞之星勳章（1947年）、一級“八·二三”勳章（1959年）、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1966年）、“社會主義的勝利”勳章（1971年）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1982年）。

揚·格奧爾基·毛雷爾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叫盧克利希亞，她比毛雷爾年長，並且她的第一次婚姻時有一個兒子亞歷山德魯·尼古列斯庫，長大后成為一名軍官。1949年，毛雷爾與埃列娜·斯特內斯庫結婚，兩人育有一子，叫讓·毛雷爾，定居於慕尼黑。

毛雷爾的妻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去世，由於擔心他的心臟病發作，兒子一直向父親隱瞞了這一事實，毛雷爾直到逝世時仍相信妻子依然健在，並在醫院接受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