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捐贈

(一)外部性補償動機

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可能對周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如污染空氣、水質、破壞植被生態、損害公眾健康等。企業對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可能導致企業與社區關係的緊張，引發公共危機，使企業面臨法律訴訟及政府對其經營行為的嚴格管制。為了減少可能面對的以上風險，那些高污染性的行業更願意增加捐贈支出，以緩解企業面臨的風險和外部壓力。如果企業一旦對外部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企業也傾向於多捐贈，以改善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重拾公眾信任。如煙草、冶鍊等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相比其他行業的企業而言，捐贈支出更多，彌補企業由於其違規行為所造成的聲譽(形象)損失(Brammer和Millington，2005)。這類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增加捐贈支出。改善企業與公眾的關係，是出於外部補償性動機的捐贈。

(二)減少政府管制動機

企業權勢理論認為，權力與義務必須保持平衡，擁有權力必須同時承擔一定的義務，否則會面臨政府管制。企業的社會責任來源於企業擁有的權力(Davis，1960)企業的規模越大，佔有的資源越多，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應越多。因此，規模大的企業，為了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會主動增加捐贈支出，為政府分擔社會責任。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都發現這一顯著現象，規模大的企業。慈善捐贈的數額越高(Siegfried，1983；Adams和Hardwick，1998)；在加拿大還發現，規模大的企業更可能建立管理慈善捐贈的專門機構，以處理慈善捐贈事宜(Dunn，2004)所以，大規模企業會出於減少政府管制動機，主動進行慈善捐贈，履行社會責任。

(三)管理者機會主義動機

企業參與捐贈有時是出於管理者的機會主義動機(Galaskiewicz，1985；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企業管理者利用公司的財產進行捐贈，減少了股東可分配的收入，造成了對股東利益的侵害(Friedman，1970)，但通過企業的捐贈，向社會顯示了管理層利他主義傾向的高尚品格，贏得了社會公眾對管理層自己的尊重和認可(Arulampalam和Stoneman，1995)，提高了管理層的社會地位。但當管理層自己持有企業股份比例提高時，增加捐贈會減少管理層自身的可分配利益，研究發現，此時企業捐贈的數額就會減少(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這一現象說明，管理層確實存在出於機會主義動機的捐贈行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企業捐贈的受益對象各異，使得通過捐贈協調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提供了可能。在這種視角下，捐贈成為管理層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衝突的一種策略，也可能成為管理層的一種機會主義行徑。是管理層為了達到自身目標，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Haley，2007)。

(四)廣告宣傳動機

企業在參與社會慈善活動時，會把企業的慈善活動與企業戰略相結合，從戰略的高度來統籌企業的慈善行為。在履行慈善義務的過程中，樹立企業形象，提高企業聲譽，增加產品的銷售，發揮慈善營銷的作用。在汶川地震災害的捐贈中，產品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的公司更傾向於捐款，平均比其他公司多捐贈50%，而且產品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的公司也偏向於現金捐贈，比其他公司平均多捐贈現金約1.8倍(山立威、甘犁和鄭濤，2008)，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企業慈善戰略營銷的結果。而且研究發現，在汶川地震中進行了捐贈的公司，銷售費用發揮的廣告促銷效應明顯，提高了企業的銷售業績I陳小林，魏學強，2009)所以，不少企業也可能出於廣告宣傳動機進行慈善捐贈。

社會資本可以提高社會誠信水平，其途徑基於社會道德對人們失信行為的內部約束和社會輿論對人們失信行為的外在懲罰。在內外約束的背景下，企業將更加重視和維護社會聲譽，破壞聲譽的不良行為將受到嚴重懲罰。信任是建立在聲譽基礎上的，捐贈能有效提升企業聲譽。社會資本水平影響公眾對企業捐贈動機的評價，而動機的評價會影響到捐贈產生的道德資本水平。因此，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企業對聲譽的投資更多，企業整體的聲譽較高，公眾比較信賴企業，企業將更有可能參與捐贈。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一些關係到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資源不同程度地被利益相關者控制，這使企業在配置這些資源的過程中面臨不確定性。企業捐贈能吸引客戶、員工、社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有利於鞏固企業資源或減少資源約束。基於社區文化、產業規則上的信任，則鼓勵廠商發展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隨著社區文化、產業規則的信任水平的上升，考慮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應更多地發展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這將給廠商提供資源並建立更有效率和彈性的關聯，以節約成本、提高質量，更有效地處理變革，減少機會主義。可見，廠商所在地區的信任水平的提升，利益相關者控制的資源越有價值，而企業維持、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也越有必要，企業捐贈能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這樣，企業所在地區的信任水平越高，企業捐贈的可能性越大，捐贈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