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作為一種新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特徵的體現。浙江模式目前尚處在初級階段，甚至是“雛形”階段，應是不爭的事實。從浙江本身來說，還是從全國來說，有意識地發掘“浙江模式”的，目前還沒有。作為處在初級階段乃至雛形階段的“浙江模式”，它首先當然是不成熟的，是需要進一步進行建構和發展的，構成它的各種要素自身也將逐步完善；其次它也在隨著其發展歷程的展開，各種要素強烈變化，創建自身的特色，並積極形成可以複製的共性模式。

“浙江模式”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基因。浙江土地面積僅為全國的1.1%，人口僅為全國的3.8%，人均資源擁有量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國倒數第三位。1953―1978年，全省人均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只有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各省市區最後一位；外商投資也遠遠低於沿海省市的水平。

然而，在缺乏經典經濟理論所認定的經濟高增長條件的情況下，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GDP總值從1978年的124億元猛增至2006年的15649億元，連續10年位居各省（市、自治區）第四位；2006年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其實，“浙江模式”是被“逼”出來的。地瘠人貧中，許多人被迫外出創業謀生，經商技能快速提高、經商經驗不斷豐富，大量的商業信息和商業資本被帶回家鄉，促成了一大批個體和私營企業的誕生。艱苦的創業過程催生了“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這也是“浙江模式”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在“浙江模式”的發展過程中，又逐步形成了市場先發、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家族企業、產業集群，以及企業、商人、商品市場“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場網路、區域經濟管理體制創新等方方面面的特色和優勢，這些特色和優勢並非一個個孤立的方面，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一個個突發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會歷史根源的經濟社會變革。

“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內生性、群眾性的創業文化與企業家精神。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只是“浙江模式”的表達方式，內在的創業精神和由此產生的行為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之所以能夠健康、持續、快速發展，其主要動力源泉就是人們的自主創業，是個人的首創精神、自主競爭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發展的結果。

“浙江模式”具有“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業增加值增量的75%都是由民營經濟創造的。在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台州、義烏等地區，近幾年城市建設資金的80%以上都來自於民間。活躍而充裕的民間資本，已滲透到浙江的各行各業，並逐步形成了民眾投資、民間營運、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環發展體系，給浙江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民間資本主導的自主型、創業型、市場導向型發展。浙江經濟的發展不是主要依賴於政府大規模投資、國家地區優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補貼的外國直接投資。全國首家個體私營企業、首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首家實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地方性法規等等，都在浙江。眾多的“全國第一”清楚地表明產權制度創新對浙江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巨大能量。

服務型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預期的體制框架。“浙江模式”是政府與市場在地方政府層面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在浙江，企業、市場、政府和民間組織的作用領域往往相對獨立，互不依賴。一旦企業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不負責任，政府和其他力量就比較容易對其施加壓力，糾正其行為。可以說，這樣一個能夠支持經濟自由發展的體制環境，是“浙江模式”獲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與廣東、江蘇、上海等省、市的市場化模式相比，“浙江模式”的自組織性和自適應性更加明顯，具有很強的可擴展性，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典範。

新的財產秩序的形成與擴展。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逐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多元混合的企業產權結構。這種新的財產秩序或新的財產所有結構為浙江人民艱難創業、大膽創新提供了內在的、清晰的、可累積和可控制的產權激勵機制，使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財政收入、進出口貿易、金融資產、市場物價等重要經濟指標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這種新的財產秩序或新的財產所有結構可供中國其他地區的所有制改革與結構調整借鑒或參考。

浙江省民營經濟佔主體地位，經濟私有化水平較高，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72%強。浙江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確保了其市場高度繁榮，即使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其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快發展。這都是因為民營經濟機制活，適應了市場的殘酷競爭環境。它不僅帶動了大部分GDP的提高，也是經濟效益、財政收入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的保證。浙江的民營經濟不但在省內創造了驚人的財富，而且遠走省外、海外，廣泛投資，差不多能夠創造與浙江本土等值的價值。

在經濟私有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為了促使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以市場為導向，在政府體制上積極適應私有化經濟的需求，鞏固並發展民營經濟成果。民營經濟在浙江省經濟中的關鍵地位，推動政府整合、優化經濟治理的結構、職能和人員，減少對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一切束縛，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浙江各級政府藏富於民，在提高財政收入的同時，注重提升民眾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通民眾較好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現象不突出，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民眾幸福感增強。

浙江省是自力更生髮展經濟的典範。長期以來，雖然浙江省地處沿海，具有重要的區位優勢，並與海外僑民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但總體上它是個資源薄弱的省份，而且並未獲得像廣東、上海、北京那樣的政策扶持，卻依靠自己的智慧，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經濟發展自成格局，初步實現了三大歷史性跨越，GDP、經濟效益、民眾生活品質均大步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連續十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6年列中國大陸各省區第一位。

浙江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浙商”傳統，創造新型商業文明，全民商業意識強烈，商業誠信和企業家道德廣泛建立。重商主義的結果是，人人以參與經濟活動賺錢為榮，而以無所事事為恥。寧波市委書記王輝忠在介紹經濟情況時提到，在杭州有不少茶樓，但在寧波卻只有咖啡館，鮮見茶樓，就是因為老闆們時間觀念強，沒有時間在茶樓里品茗，而選擇在咖啡館談生意，咖啡喝完生意談得差不多就走，由此導致茶樓生意清淡，自然關門改為賣咖啡。在以商業為紐帶的社會中，誠信十分重要，也是維繫商業有效運營的關鍵。浙江的企業家很有責任感，社會參與意識很強，注重維護誠信，這也是浙江經濟發展得這麼好的秘訣之一。

浙江經濟高速發展，民眾受益的一個自然結果是，中產階層成為社會主流，他們活躍在各個社會領域，民主意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提高，對今後浙江的發展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我認為，在中國發生劇烈變動的可能性很小，而進行漸進性變革的可能性比較高，而其最重要的社會基礎是中產階層的崛起，這些人一方面會自覺維護社會穩定，另外一方面也將成為改革的堅定支持力量，尤其是在政治改革領域，他們的願望也更強烈，致力於建立一個全民共享的公民社會將成為時代不可阻擋的大勢。公民的政治權利將不斷擴大。

社會寬容正在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在一個高度的商業社會，收入增加的民眾，其自身素養也快速提升，全民的社會寬容意識增強，同時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管理也日趨削減，對社會上的不同思想和觀念日益包容，異質思維擁有自己的生存空間。

以上七個方面勾勒了“浙江模式”的主要輪廓，要完整地呈現其面貌還需要深入的研究。但在這裡已足以展示其優勢。同時，我認為作為模式，動態發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