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主

這種方式產生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對此加以肯定，認為“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抓住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因此，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更大規模的運動和發揮。

“大民主”在當時的主要做法是：任何組織都可以隨意召開批鬥大會，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當眾侮辱、打罵，還美其名曰“大辯論”，以致辯論成了批鬥的代名詞。造反派頭頭振臂一揮，就可以帶著群眾上街遊行，隨意呼喊“打倒×××”；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憑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東西刷一張大字報，以搶先、驚人為快事。“大民主”造成大混亂。它搞得工廠隨時停工、停產，學校隨時停課，群眾組織隨心所欲地罷某人的官，撤某人的職，抄某人的家，開除某人的黨、團籍，為林彪、“四人幫”乘機奪權創造了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屬於政治的範疇，是有階級性的概念，只有高低之別，並無大小之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抽調了階級的內容，否定了集中指導，否定紀律。鼓吹“每個人應當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動”，“不受限制地表達自己的意願”，“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能有半點約束”。“踢開黨委鬧革命”，“就是要無法無天”等是這種“大民主”的典型口號。正如鄧小平曾尖銳指出的，它是“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須在安定團結的前提下，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通過正常的民主程序達到。

“大民主”的提法和做法都是有害的，它已被中國1982年通過的憲法所徹底否定。

第一，“大民主”沒有真實地賦予公民言論權、知情權、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

“大民主”含有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表面上似乎使公民享有了充分的言論權，但實際上，“四大自由”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運用的，而是由上層決定；“四大自由”不是允許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恰恰是為了達到高度的統一，統一到某種“正統”、“權威”的理解、主張和聲音。因此，公民使用“四大自由”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一旦被認定為“非正統”，就得背上罪與罰的沉重的十字架；“四大自由”可以不負責任地進行造謠、污衊，而不必承擔任何後果。

“大民主”也沒有提供公民知情權，公民得到的只是“官樣說法”和各種不脛而走的“小道消息”。“大民主”更沒有提供給公民以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公民既沒有真正的選舉權利，也無法對權力機構和政治領導人進行監督，乃至可以撤換其中的不稱職者。

第二，“大民主”既沒有實行少數人服從多數人決定的原則，也沒有對少數人進行保護。

“大民主”信奉“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裡”，強調真理總是由少數人發現的，而大多數人並不能夠理解，所以大多數人必須跟著少數人走，主張多數人應該服從於少數人；“大民主”根本不對少數人進行保護，多數人可以任意地剝奪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包括剝奪他的思想自由、財產和生命，大民主是對少數人施行暴政。

第三，“大民主”實行的是與直接民主、間接民主截然相反的另外兩種形式。

一是“上層運動基層”的形式。即基層一切聽命於上層的安排、決定，並且基層一定要對這樣的安排、決定表現出堅決的支持和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

二是“領導發現群眾”的形式。“大民主”雖然要求領導者要聽取人民的聲音，要到群眾中搞調查研究，從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群眾社會實踐中創造的這個經驗好而那個經驗不好，這個做法值得推廣而那個做法必須禁止，都得由領導裁決、判定。

第四，“大民主”完全離開了法律制度，拋棄法治，實行人治。

“大民主”公然地以“無法無天”為自豪，蔑視和踐踏一切法律條文。正如所宣稱的，“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造反”，對任何東西都要打他個人仰馬翻、殺他個片甲不留，它本身已經完全脫離了國家法制正常運行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