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學

縣學為宮殿式合院建築，前臨縣前河，東旁虞池河，環境特別幽靜、清雅。縣學主體建築自南向北依次排列於中軸線上，有儒學門、文昌閣、明倫堂。其他建築相應排列於軸線兩邊，如左、右校士館、土地廟、閱卷所等。明倫堂后是射圃，是一個更為開闊的院落，它連接先師殿後的崇聖祠，四周圍牆高聳，院內假山花木，環境宜人。位於明倫堂后的訓導署和教諭署又自成院落，更為幽深清靜。

作為瑞安惟一一座古代官辦學堂，縣學承襲著數個朝代的帝王恩寵，從宋元明清一直走到光緒年間科舉的廢止，榮耀近千年。作為縣學第一道大門——儒學門，是人們步入仕途的必經之路，它所昭示的意義，既有中國古代崇文重教的象徵，也有學而優則仕的激勵和感召作用。

文昌閣位於儒學門后，是一座二層重檐廡殿頂的樓閣式建築，這座建築的形態和環境，都繼承著高標準的考究和建制，處於縣學的中軸線上，方方正正，檐角高翹，雄偉壯觀。

文昌閣是文人祭祀文昌帝君的地方。“文昌”，本是星官名，是專門管理人間讀 書和文士功名的一位天上官員。隋唐科舉制度產生以後，文昌星尤為文人學子頂禮膜拜。古代士人仕進，以科舉為途徑，於是天下府縣，處處建立文昌廟。明代以後，每一所學校都將部分建築物用於供奉文昌帝君。清代，朝廷曾把祭祀文昌帝君列為重要祭典之一，凡是讀書人必要奉祀文昌帝君，並詔令全國各地學校，來奉祀這位文昌神。每年文昌帝君誕辰那天，童生、秀才、稟生、貢生、舉人以及私塾老師都要準備供品，至文昌閣祭祀。

民國期間，文昌閣被闢為紀念孫詒讓的“籀公樓”。清末，在維新運動推動下，清政府實行“新政”，廢科舉、辦新學，下詔：“應將各省所有書院，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瑞安孫詒讓等將先前創立的學計館、方言館合併，把縣學擴充為瑞安普通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瑞安普通學堂又改為瑞安縣官立高等小學堂，孫詒讓遙領總理。1926年3月，在縣政府倡導下，校長余崧舫為紀念孫詒讓為桑梓教育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將文昌閣改建成籀公樓。樓正中懸掛孫公畫像，兩側有專櫥陳列教育文獻。

文昌閣后的明倫堂，在整個學府里具有特殊意義，它不僅是學宮內講經督課、教育英才的講堂，而且還是地方最高官員蒞臨講學的場所。明嘉靖三十年(1551)，劉畿以進士任瑞安知縣，5年任內，政績顯著，尤重教育，每朔望視學，為諸生講授，娓娓不倦。其實，歷代知縣，承前啟後，為縣學諸生兼授課業早已相沿成習，劉畿只不過是其中較顯著的一位。官員蒞臨縣學，不僅僅只是為生員解惑釋疑，主要的還是講述治國安邦、心繫黎民的大道理。

明倫堂的東西兩側建有校士館，供童試之用。在校士館創建之前，瑞安童試一直在離縣學西側不遠的縣治衙門內舉行，據張德標《新建校士館記》載：“惟童試向在縣治中，就六曹廊廡或席棚之下，彌形跼蹐，且自攜坐具，出入維艱。”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張德標任瑞安知縣，他和歷任知縣一樣，上任之初總要帶幕僚到學宮走走看看，講講課，接見諸生，給他們灌輸一些安邦治國的道理和誡勉激勵的話。這一切對張德標來說並不是一種表面形式，當他得知歷年童試的艱難，即刻與幕僚、鄉紳商討建館事宜。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校士館告成，“左右為屋二十八楹，中容硯席七百有奇，繚以周垣，通明虛敞。”校士館的建成，為應試者提供不少方便。在當時能在縣學內舉行童試的，瑞安還算是特創。

進入縣學讀書的生員被分成兩科，文科稱文生，武科的稱武生。生員的名額 向有規定，清·嘉慶《瑞安縣誌》是這樣記載的：“邑原額，文童生入學十六名。康熙壬寅，詔以天下文才日盛，許諸生具呈升改。邑衿蔡琨、鍾韶等呈請，遂廣額四名，永著為例。撥入府學無定額。增廣生二十名，廩膳生二十名。廩生兩歲一貢成均。武童生入學十二名。”

縣學的教育條規由朝廷頒布，清順治九年(1652)，頒卧碑於天下學宮(即縣學)，曉示生員：“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稟膳，設提學教官以教之。各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教條共8項內容。其中，生員應如何對待父母，如何治學以及尊師、守法諸方面都有嚴格要求。此即縣學的教育條規，歷時300餘年而無改易。

縣學經歷朝歷代變更，原建築也在拆除、重建、再拆、再建的輪迴中逐漸消失，校名也幾經易名，成為現在的瑞安市實驗小學。1999年隨著解放路四期拓寬工程的展開，建築沒了，遺物無存，縣學徹底變了樣，惟一沒變的是這裡的朗朗書聲和校園內的書香氣息，它們緩慢地流淌著，蕩漾在空氣中，然後與遠在時空深處的縣學響應著，勾勒出一條古今相承的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