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倫堂

“明倫”二字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意思是鄉里辦的地方學校的名稱，夏朝叫“校”，商朝叫“序”，周朝叫“庠”；至於國家辦的學校即大學，三個朝代都叫“學”。無論是鄉學還是國學，共同的目的都是闡明並教導人們懂得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標準。這種倫理道德標準，處於社會階層上面的諸侯卿大夫都明白了，下面的普通百姓就會緊密團結在一起。明倫歷來是中華文化圈家族教育的重要內容，如《載敬堂集·江南靖士聯稿·家訓百聯》一：“明倫昭統序；尚理洽區寰”，就突出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明倫思想。

至少從宋代開始，文廟、書院、太學、學宮便皆以明倫堂來命名講堂。對廟學合一的中國古代來說，各地的文廟不僅是祭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地方，也是當地的官辦學校。當地的學子大多數都會在其中學習。而明倫堂作為“明人倫”的講學廳，是當時參加科舉考試的社會精英們獲取知識與智慧的莊嚴神聖的講堂。士人們在此十年寒窗之後，都希望通過科舉能登上朝堂，從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

明倫堂位於安慶龍山路市第四中學內，為懷寧縣學宮古建築群中僅存的最後一進。明正統十一年(1446)建，后經重修。建築手法精湛，造型考究，廊軒部飾有龍鳳等紋飾，屋檐瓦上也壓有文紋，具有鮮明的明代建築風格。明倫堂是安慶革命紀念地之一，民國10年(1921)春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慶地方組織在此召開籌備會議。

江陰明倫堂位於江陰西門文廟，歷史上江陰八十一日就是開始於此地 解放初期，在中街進入和步出文廟區域的地段，各豎有一座街坊，東坊題字“德配天地”，西坊題字“道冠古今”，高度評價了孔子的“德”和“道”。如此評價是否屬於一種誇張，應該容專家研討，但是，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江陰的文廟和儒學，在興衰交替中顛簸前進的風雨歷程，至少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哲學思想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非一般學派可與之相提並論。江蘇省江陰高中從她的前身暨陽書院開始，作為儒學的一系列表現形式，伴隨在文廟的左右270餘年，直接見證了這種生命力。文廟和儒學，也常統稱“廟學”，實際上“廟”與“學”是唇齒相依的兩個單位，按照傳統，“左廟右學”，明白地說是“西廟東學”。文廟是祭祀先師孔子等聖賢的殿堂，規制基本穩定，只是難免興衰不定；儒學是所在地區教授儒家學說的中心機關，也是主管教學官員的衙署，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儒學的教學制度、方針、內容、方式以及房舍、設施，都不斷變化，其稱謂也有“儒學”（軍學、州學、縣學）、“書院”、“校士館”、“學校”等等變化。文廟只有很小的一支管理人員隊伍常駐，要到舉行祭孔儀式時才熱鬧一番；儒學，尤其是後來的學校，則總是一茬又一茬的學子接蹤不斷，只在假日和假期才比較冷清。根據一些志書的記載和眾多儒學先賢、學校師生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江陰廟學經歷的大的興衰大致有以下幾次。

第一次興衰

江陰的文廟移建到現在的地方，是在宋景佑三年（1036），那時江陰不稱“縣”而稱“軍”，父母官不稱“知縣”而稱“知軍”，衙門所在地不稱“縣治”而稱“軍治”。據記載，知軍范宗古到任后，循例到文廟行香，見建於宋初的一座不夠氣派的文廟孤零零坐落在南門外面，離“軍治”遠而靠監牢近，頗不合適，就在景佑三年廢舊建新，在軍治的東南面新建文廟。慶曆三年（1043），宋朝廷頒詔各郡縣普遍建文廟，那已是幾年以後的事情。紹興五年（1135），在任知軍王棠，在文廟的東面建明倫堂作為講學的場所，堂前東西兩序四齋，分別題名“誠身”、“遜志”和“進德”、“育英”。這是“儒學”（當時稱“軍學”）有相對獨立設施的開始。後任知軍顏耆仲重修並增建一座御書閣。這些舉措持續進行，是與當時朝廷重視以德治國特別是以儒家學說治理國家分不開的。進入元朝以後，江陰不稱軍而稱“州”，知州張獻於大德五年（1301）對廟學也有所建樹，李師善、翟諒繼之，但規模不如宋代。到至正年間，江陰成為農民軍反覆爭奪的要地：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紅巾軍徐壽輝率部東進，十月，破江陰州；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部下大將徐達擊敗張士誠軍克常州，直指江陰；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朱元璋派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吳禎等敗張士誠軍於秦望山，進而攻下了江陰；至正十八年（1358）秋，張士誠兵犯江陰，吳良率部迎頭痛擊，翌年二月，張士誠出動戰船來犯，在君山安營紮寨，並分兵攻東門，吳良、吳禎殺入敵營；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江陰督戰，大破來犯的張士誠軍於巫子門（今巫山港），朱元璋登君山勞軍。如此等等，使得文廟與州學遭受相當嚴重的毀損，是廟與學從始建以來經歷的第一次折騰。

第二次興衰

入明以後，尊孔的傳統恢復。明太祖加封的“江陰二侯”在視事江陰之初，就在原地恢復文廟；洪武三年（1370），知縣吳志遠撥銀修繕；洪武二十六年起多次修葺、擴展；宣德六年（1431）江蘇巡撫周忱與江陰知縣朱應祖重建大成殿、明倫堂等；天順六年（1462）知縣周斌撥銀拓建；弘治七年（1494）知縣黃傅修建“名宦”、“鄉賢”二祠。正德二年（1507）知縣劉對廟學進行了大修，經過這次大修，文廟從前向後，依次有鑲嵌“文廟”二字的石坊、欞星門、泮池及三穿九洞橋、戟門、大成殿等；縣學一塊，有奎文閣、明倫堂、時習齋、日新齋、教諭廨、訓導廨、射圃等，廟學規制大致雙雙完備。以後從正德十一年（1516）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的93年間，共進行大（擴）修、小修各三次。前後耗銀6萬6千餘兩，造就了廟學新的輝煌，超越了宋元時代。不幸的是，抗清鬥爭固然給江陰帶來了“忠義之邦”的美譽，廟學的建築群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那場抗爭中，縣學的訓導馮厚敦是領導義軍的“三公”之一，明倫堂被選為義軍的指揮所，廟學的一切設施，都服從了兵事爭鬥的需要；城破以後，清軍又屠城三日，城內倖存的老幼僅53人，廟學的建築除大成殿、明倫堂殘存屋廓外，其餘均成瓦礫一堆。這是廟學經歷的第二次折騰。

第三次興衰

清皇朝建立以後，重視以儒學為主導的漢族文化，歷任帝王都勤於頌習四書五經。順治九年（1652），江陰即開始修復文廟和儒學，以後江蘇學使石申、張能麟相繼修葺；康熙中，知縣何爾彬、龔之怡、陸次雲等持續增修；雍正四年（1726）進行了大修。最值得一提的是知縣蔡澍，於乾隆二年（1737）大興土木，首先擴建縣學的明倫堂，接著擴啟聖祠為五王殿；在“文廟”石坊之前，建“金聲”、“玉振”兩坊於左右，改建征樓為征坊，疏浚泮池及周邊河道，築石駁岸。其後，又在明倫堂后建“尊經閣”一座；翌年（1738），利用儒學房舍，創辦書院，暫時沿用古名“澄江”，聘沈濤為首任山長；接著又花四年時間，一面借用東門外的棲霞精舍辦書院，一面在廟右大興土木，修繕儒學原有的時習齋、日新齋等，並在儒學右面建成一座較為完整的書院，使廟學建築形成西廟東儒學、書院的布局，唯明倫堂仍在大成殿後。然後，就於乾隆七年（1742），把“澄江書院”遷迴文廟之東。乾隆二十三年（1758），江蘇學政李因培不滿意於儒學與書院的規制，促成一次新的修擴建，建“魁星樓”做書院正門，進門為講堂，敞廳三間，其後有“志士先”廳，再後有懷德樓、敬業樂群樓，均三間二層，樓西有輩學齋、后書房等書舍19間。在應邀撰寫《興建書院記》的時候，為書院題名“暨陽”，聘盧文弨為書院的第12任山長，以凸顯書院從乾隆三年以來辦學的連續性。乾隆五十三年（1788），學使沈初、知縣牛兆奎再次倡議大修廟學，工程歷時一年多，江陰士紳趙時煦，不僅領銜具體操勞，而且率先將私有的沙田捐獻給書院，每年收取租息做書院的修葺費。此例一開，捐獻之舉陸續出現，使書院院產最多時達到擁有沙田3320畝。道光元年（1821），學政姚文田認為江陰廟學“陰陽失調”，難出狀元，出路在於整理周邊河道，以調整“風水”。在他的倡議下，在廟學的東南西三面，開成了一條環形河道取名“玉帶河”，在河的起點，架上一座“鴻漸橋”以便利南北行人；河的南面為中街，在進入和步出文廟區域的地方，各豎一座街坊，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德配天地”和“道冠古今”；在中街南側建文廟的大照壁，照壁沒有中門，只有東西兩個圓頂門洞，一米多寬、四米左右高，名曰“龍眼”；那時的欞星門，採用了“三門六柱華表石枋牌樓”的款式，此時，江陰廟學的建築，可說達到了鼎盛。十多年前市政府復建的欞星門，沿用的就是那時的款式。惜乎咸豐十年（1860）四月初六，太平軍克常州，翌日取江陰，十三日攻佔江陰；四月十九日，張家港水勇總巡等人會集各路團練收復江陰城；五月十六日太平軍復占江陰；九月初，太平軍主力大半西調，避居江北的團練南渡攻江陰，迫太平軍撤出；十一月初，太平軍第三次佔領江陰縣城。此後，太平軍駐守江陰兩年又九個多月，建立“天國”基層政權，拜上帝、貶孔孟，三年多的磨難，使江陰廟學陷入困境。在太平軍撤出以後恢復“祭孔”，但典禮不得不借在城隍廟進行。這是江陰廟學遭受的第三次大折騰。

第四次興衰

太平軍撤出、江陰恢復平靜以後，知縣顏雲階清理廢墟，奏請復建文廟，在士紳陳榮邦等人具體操勞下，文廟恢復了原來的模式，在大成殿的中龕，供奉了數米高的牌位——“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僅尊經閣未曾重建。同治七年（1868）知縣汪坤厚捐置漕田，清理廢墟，籌劃恢復書院；接任知縣林達泉正式奏請復建書院，獲准后，立即在原地拓建新模，於同治十二年（1873）竣工，規模宏敞。原來的“魁星樓”改為“奎星閣”，繼續作為書院的大門。鑒於戰後江陰民生凋敝、士氣不振，社會文化環境被太平軍糟蹋得雜亂無章，林達泉抱著知難而進的態度，採納了地方文人高心夔等的建議，將書院更名為“禮延書院”，取“禮祀延陵季子”之意，在懷德樓中供奉延陵季子的牌位，策劃在書院乃至在江陰全縣大力宣揚這位江陰的人文始祖、在中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延陵季子”，宣揚他鴻識多聞、精通禮樂、讓國全倫、講信修睦、戢戰安民等等美德。此舉得到來江陰檢閱軍事的侍郎彭毓麟的讚賞，在士紳請他為懷德樓題名時，他改題該樓為“景賢樓”以示景仰這位先賢。是年聘任重光任山長，列為書院第40任。此時的書院，又恢復到了與文廟相稱的程度。清代詩人陳安，曾吟《江學八景》，一一描繪書院的講堂、廳事、書齋、藏書樓、奎星閣、以及假山、古樹名木等。據記載，在同治至光緒的12年間，投入修建廟與學的銀兩，達4萬6千6百餘兩。

但是自工業革命開始，歐洲崛起了一系列新興的國家，和與之相匹配的治國方略、殖民政策；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從東方崛起，其新思維以及對外擴張政策隨之脫穎而出；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政權開始，中國的北方出現了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並且建立了“共產國際。影響所及，中國眾多的知識分子，以走在前列的政治家、思想家為代表，先後提出以英美為師、以日本為師、以俄為師等主張，而大多淡化甚至拒絕“尊孔”，少數激進青年更公開鼓噪“打倒孔家店”，僅剩小部分迂腐的遺老，繼續嘮叨“之乎者也”。從此，修繕文廟之舉，一百年在江陰未曾復見。對於儒學和書院，則不斷更新其教育內容和辦學形式，由“校士館”到“小學堂、小學校”到“初級中學”。在校舍不敷應用的時候，就通過政府行文，把儒學的堂廡齋舍，一步步使用起來，學生數達到二三百人左右。民國四年，“縣立第一高等小學”關閉南向的校門（奎星閣），面向鴻漸街造了一座歐式的校門，加上新式的操場、課堂等設施，學校開始顯得時尚。縣立初中首任校長陳貫吾，面對兩種極端的思潮，提出了“不腐不激”的辦學方針，謀求學校獨立自主地生存與發展，同時儘可能維護破舊冷落的文廟。然而，微小而緩慢的進步仍然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1937年11月一場江陰保衛戰，12月1－3日進城日軍的三天縱火，使縣立初級中學包括一座新蓋的大禮堂在內的82間房屋化為灰燼，加上其他校產校具，直接經濟損失在老法幣2500萬元以上，僅明倫堂與大部分破舊的文廟殿堂倖存。這是江陰廟學遭受的第四次大折騰。

第五次興衰

江陰淪陷以後，避居周庄的知識界人士在國民黨留守政府的主導下，借房恢復“縣立初中”招生，但立即遭到日偽軍警的掃蕩，幾次遭劫以後，就改用“私立成化中學”的名義與日偽“捉迷藏”，使學校生存下來，並相機進行抗日救國的教育，這所學校後來在周庄生根開花結果，成為今天的成化高級中學；在城區，日汪當局下令縣立初中恢復辦學，由於實在沒有教室，只能借南菁中學劫餘的幾間東齋平房勉強上課，後來才回自己的廢墟，逐漸修復了19間平房使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縣立初中更名縣立中學，實際上是加辦了幾屆簡師和中師，通過社會捐助和政府撥款等渠道籌集資金，修繕和擴建了校舍，不足部分，經政府批准進一步動用文廟的堂屋。江陰解放以後，縣立中學以政府撥款為主，逐年興建平房和小型二層樓房，增添圖書儀器和各種設施，不久就形成為一所高中雙軌、初中四軌的完全中學，學生人數千人上下。明倫堂經過修繕做了“飯廳”。更多的文廟堂屋，經批准后劃歸學校整修和使用。泮池和三穿九洞橋，雖然欄桿盡毀，周圍雜草叢生，仍然不失為學生喜愛的游息場所。在此期間，縣中還奉命接收夏港農校的校舍，舉辦了分部，後來衍生出一所夏港中學。1960年，縣中的校園環境比解放之初大有改善，被選定為蘇州地區重點中學，邁出了彌足珍貴的一步。不幸的是，本階段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對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衝擊太大，十年浩劫，縣中的校舍校具遭到嚴重破壞，特別是經過“破四舊”、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孔老二”在青少年的心目之中，成了沒落奴隸主階級最反動的代表人物，紅衛兵甚至醞釀要將大成殿付之一炬。這是江陰廟學遭受的第五次大折騰，也是2000多年來孔聖人遭到的最無情無理的鞭笞。

重展風采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撥亂反正的重大決策，使全黨的工作返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接著，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第三代領導集體倡導弘揚中國先進文化，給江陰文廟重展風采準備了條件，也給江陰縣中恢復生機、飛速發展開闢了道路。

1980年，縣委、縣革委會抓住省教育廳決定擴大創建首批重點中學的機遇，決定縣中和南菁一道爭創江蘇省首批重點中學，並在各方面給縣中大力支持，使縣中於1988年完成老校舍的舊房翻新，在文廟的正門處，建造了一座民族形式的新校門，修建、新建的總面積超過1萬1千平方米；同時投資整修文廟的戟門、東西廡、名宦祠等，使之“古為今用”，成為校長室、接待室等；泮池和三橋，進行了疏浚和整修，復建了欄桿；淪為“危房”的大成殿，則用鋼柱支撐。更進一步，縣委、縣政府又扶持學校在虹橋新區開闢新校區，到1993年，完成建築面積接近2萬平方米，其中，科學館的館舍和設施達到國內先進水平；與此同時，市教委指導學校從各方面學習南菁、趕超南菁，終於使市中在1993年11月高分通過省教育廳的驗收，使江陰擁有兩所首批合格省重點中學；並在體藝館建成以後，“市中”被批准更名“江蘇省江陰高級中學”。明倫堂和文廟東面的校舍，則從“市中分部”晉級為獨立的“暨陽中學”，並重新朝東建造了校門。2000年，市政府將原屬職工大學的校舍撥歸江陰高中辦附設初中部，接著又撥款資助翻新5840平方米的教學樓一幢。2002年，又批准江陰高中接管處於困境中的春申中學舉辦實驗學校，使江陰高中擁有三個校區、建築面積達到7萬5千平方米，學生數7000左右。2008年，市委、市政府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為使南菁和江陰高中順利創建江蘇省“五星級”學校，財政預算更都以億元計數。矗立在暨陽書院舊址的暨陽中學，十多年來也突飛猛進，繼續譜寫暨陽書院的新篇章。全部事實證明，由於得到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今日現代化的學校最近三十年的飛速發展，為以往兩百多年的儒學——書院、學堂所望塵莫及。

再說文廟，市政府於1993年即成立了以市長為首的文廟修繕委員會，把修繕文廟列為江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1995年，在支持暨陽中學進一步擴建現代化校舍的同時，收回全部移交學校使用的文廟房舍，耗資數百萬元，進行全面整修：最南端重建三開間單檐歇山頂抬梁式屋架的欞星門，六根石柱、三對朱門，兩側重豎“下馬碑”；進門為泮池和三穿九洞橋，原來的水泥欄桿都改成為石欄，更具氣派；池北甬道由磚路改建為大塊石路，而硬山頂的戟門和左右各四間“致齋所”，原來已被用作為學校行政用房，現在都恢復古老的原貌，門是門、檻是檻；進入戟門，就可看到氣勢恢弘的大成殿，面闊五間，進深六架，歇山頂、重檐、抬梁式屋架，高12.6米，殿內梁、棟、額、枋，都恢復彩繪，並供奉上前所未有的孔子等往聖先賢的系列塑像；殿前月台，長19.5米、寬10米，按上了青石欄桿、磚石台階；左右兩旁東西廡，原來做了生活用房，現在都恢復原貌，安裝朱紅落地長窗，與戟門的左右兩翼一起，圍成一個廊廡式的大院；殿北的明倫堂，原屬書院規制，損壞不大，現在修葺得煥然一新，既成為文廟的組成部分，又是暨陽書院的遺存建築，堂前左右，本來是書院的時習齋和日新齋，現在也恢復舊貌，與明倫堂圍成第二個大院。一口古井，修建了欄圈和欄桿，並在南面矗立起閻應元、陳明遇和馮厚敦“三公”神像。明清以來倖存的碑刻，理所當然得到了保護。江陰文廟的建築群和暨陽書院的明倫堂在沉睡120年以後又重煥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