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弟子作品

選自《孟子》卷五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一書七篇,是戰國時期孟子的言論彙編,記錄了孟子與其他諸家思想的爭辯,對弟子的言傳身教,遊說諸侯等內容,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共同編撰而成。

《孟子》記錄了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政治行動,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屬儒家經典著作。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就像今天的教科書一樣。

《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

作品原文


【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葯不瞑眩,厥疾不瘳。’”
【二】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之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三】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四】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五】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癒,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註釋譯文


白話譯文

【一】
滕文公做太子時,(有一次)準備到楚國去,路過宋國時會見了孟子。孟子給他講人性天生善良的道理,句句都提到堯、舜。
太子從楚國返回,又來見孟子。孟子說:“太子懷疑我的話嗎?道理就這麼一個罷了。成覸對齊景公說:‘他是條漢子;我也是條漢子,我怕他什麼呢?’顏淵說:‘舜是什麼?人呀。我是什麼?也是人呀。有作為的人也能像他這樣。’公明儀說:‘文王,是我的老師;周公哪點會欺騙我呢!’現在滕國的土地,截長補短,將近五十里見方,仍然可以治理成一個好國家。《尚書》上說:‘如果藥力不能使病人頭暈目眩,那病是治不好的。’”
【二】
滕定公去世,太子對然友說:“以前孟子曾經同我在宋國交談過,我心裡始終沒有忘記。現在不幸遇到了這大變故,我想讓你去請教一下孟子,然後再治辦喪事。”
然友到鄒國去請教孟子。孟子說:“這不是很好嗎!父母的喪事,本來就是應該盡到自己的心意去辦的事。曾子說過:‘父母在世,以禮侍奉;死了,以禮安葬,以禮祭祀,可以說是孝子。’諸侯的喪禮,我沒有學過;雖然這樣,我曾聽說過。三年的服喪期,穿縫邊的粗麻布喪服,喝粥,從天子到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這樣。”
然友回國作了彙報,太子決定實行三年的喪禮。宗室百官都不願意,說:“我們的宗國魯國的前代君主,沒有誰實行過這種喪禮,我們的前代君主也沒有誰實行過,到了你身上卻要違反傳統,那不行。況且有記載說:‘喪禮、祭禮要遵從先祖的規矩。’又說:‘我們(的做法)都是有所繼承的。’”太子對然友說:“過去我不曾講求學問,喜歡騎馬馳騁,比試劍法。現在宗室百官都不滿意我,擔心我不能竭盡孝道辦好喪事,請您替我再向孟子請教。”
然友再次到鄒國請教孟子。孟子說:“是的,這是不能求助於別人的。孔子說:‘國君死了,(太子)把政事託付給冢宰處理,喝粥,面色暗黑,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這樣,)大小官員沒有敢不哀傷的,(因為太子)給他們帶了頭。’在上位的人愛好什麼,下面的人必定對此更加愛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風;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風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這件事就在於太子了。”
然友返國後作了彙報。太子說:“對,這的確在於我自己。”(於是)太子五個月都住在喪廬里,沒有發布過政令誡示。百官和同族的人都贊同,認為太子知禮。到了安葬那天,各地的人都來觀看葬禮。太子面容悲戚,哭聲哀傷,使弔喪的人非常滿意。
【三】
滕文公問怎樣治理國家。孟子說:“治理百姓的事是不能鬆勁的。《詩經》上說:‘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把繩搓好;趕緊上房修屋,就要播種百穀。’老百姓中形成這樣一條準則,有固定產業的人會有穩定不變的思想,沒有固定產業的就不會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如果沒有穩定不變的思想,那麼違禮犯法、為非作歹的事,沒有不去乾的了。等到他們陷入犯罪的泥坑,然後便用刑罰處置他們,這就像是布下羅網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卻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所以賢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節儉,以禮對待臣下,向百姓徵收賦稅有一定的制度。陽虎曾說:‘要發財就顧不上仁愛,要仁愛就不能發財。’“夏朝每五十畝地,賦稅採用‘貢’法;商朝每七十畝地,賦稅採用‘助’法;周朝每一百畝地,賦稅採用‘徹’法。其實稅率都是十分抽一。‘徹’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龍子說:‘管理土地的稅法,沒有比助法更好的,沒有比貢法更差的。’貢法是比較若干年的收成,取平均數作為常數,按常數收稅。豐年,糧食多得狼藉滿地,多征些糧不算暴虐,(相對說來)貢法卻徵收得少;荒年,即使把落在田裡的糧粒掃起來湊數,也不夠交稅的,而貢法卻非要足數徵收。(國君)作為百姓的父母,卻使百姓一年到頭勞累不堪,結果還不能養活父母,還得靠借貸來補足賦稅,使得老人孩子四處流亡,死在溝壑,(這樣的國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祿,滕國本來就實行了,(何不再實行助法,使百姓也得到好處呢?)《詩經》上說:‘雨先下到我們的公田裡,接著也下到我們的私田裡。’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來,就是周朝也實行助法的。““要設立庠、序、學、校來教導百姓。‘庠’是教養的意思;‘校’是教導的意思;‘序’是習射的意思。(地方學校,)夏代稱‘校’,商代稱‘序’,周代稱‘庠’;‘學’(是中央的學校),三代共用這個名稱。(這些學校)都是用來教人懂得倫理關係的。在上位的人明白了倫理關係,百姓在下自然就會相親相愛。(您要這麼做了,)如果有聖王出現,必然會來效法的,這樣就成了聖王的老師了。《詩經》上說:‘歧周雖是古老的諸侯國,卻新接受了天命。’這是講的文王。您努力實行吧,也以此來更新您的國家。”
(滕文公)派畢戰來問井田的問題。孟子說:“您的國君打算施行仁政,選派你(到我這裡來),你一定要努力啊!行仁政,一定要從劃分、確定田界開始。田界不正,井田(的面積)就不均,作為俸祿的田租收入就不公平,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亂田地的界限。田界劃分正確了,那麼分配井田,制定俸祿標準,就可輕而易舉地辦妥了。滕國雖然地萬狹小,但也要有人做君子,也要有人做農夫。沒有(做官的)君子,就沒有人來治理農夫;沒有農夫,就沒有人來供養君子。請考慮在農村實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都市自行交納十分抽一的賦稅。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供祭祀費用的五十畝田,對家中未成年的男子,另給二十五畝。(百姓)喪葬遷居都不離鄉。鄉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入相互結伴,守衛防盜相互幫助,有病相互照顧,那麼百姓之間就親近和睦。一里見方的土地定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九百畝地,中間一塊是公田。八家都有一百畝私田,(首先)共同耕作公田;公田農事完畢,才敢忙私田上的農活,這就是使君子和農夫有所區別的辦法。這是井田制的大概情況;至於如何改進完善,那就在於你的國君和你(的努力)了。”
【四】
有一個奉行神農氏學說的人叫許行的,從楚國來到滕國,登門謁見滕文公,說:“我這個遠方來的人,聽說您施行仁政,願能得到一處住所,做您的百姓。”文公給了他一處住所。他的門徒有幾十個人,都穿粗麻布衣,靠編草鞋織席子為生。陳良的弟子陳相和他的弟弟陳辛,背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對滕文公)說:“聽說您施行聖人的政治,這樣,您也就是聖人了,我願做聖人的百姓。”陳相見到許行后大為高興,就完全拋棄了自己原來所學的東西,改向許行學習。陳相見到了孟子,轉述許行的話說:“滕文公倒確實是賢明的君主;雖然如此,他還不懂得(賢君治國的)道理。賢君與人民一起耕作養活自己,一面燒火做飯,一面治理天下。現在,滕國有堆滿糧食錢財的倉庫,這是侵害百姓來供養自己,哪能稱得上賢明呢?”孟子問:“許子一定是自己種了糧食才吃飯的嗎?”陳相說:“是的。”孟子問:“許子一定是自己織了布才穿衣的嗎?”答道:“不是,許子穿粗麻編織的衣服。”孟子問:“許子戴帽子嗎?”答道:“戴的。”孟子問:“戴什麼樣的帽子?”答道:“戴生絲織的帽子。”孟子問:“自己織的嗎?”答道:“不,用糧食換來的。”孟子問:“許子為什麼不自己織呢?”答道:“會妨礙農活。”孟子又問:“許子用鍋、甑燒飯,用鐵農具耕田嗎?”答道:“是的。”“孟子問:“自己造的嗎?”答道:“不是,用糧食換來的。”孟子說:“農夫拿糧食交換(生活、生產所需的)器具,不算是侵害陶工冶匠;陶工冶匠也拿他們的器具交換糧食,難道就是侵害了農夫利益了嗎?再說,許子為什麼不自己制陶冶鐵,停止交換,樣樣東西都從自家屋裡取來用?為什麼要忙忙碌碌同各種工匠交換呢?為什麼許子這樣不怕麻煩呢?”陳相答道:“各種工匠的活計本來就不可能邊耕作邊乾的。”孟子說:“既然是這樣的道理,那麼治理天下的事偏能邊耕作邊乾的嗎?有官吏們的事,有小民們的事。再說一個人身上(所需的用品)要靠各種工匠來替他製備,如果一定要自己製作而後使用,這是導致天下的人疲於奔走。所以說:有些人動用心思,有些人動用體力。動用心思的人治理別人,動用體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養活別人,治理人的人靠別人養活。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在堯的時代,天下還不太平,洪水橫流,到處泛濫,草木遍地叢生,禽獸大量繁殖,莊稼沒有收成,禽獸威逼人類,印滿獸蹄鳥跡的道路遍布中原各地。堯為此獨自憂慮,提拔舜來全面治理。舜派益掌管用火,益在山岡沼澤燃起大火,燒掉草木,禽獸逃竄躲藏。大禹疏通九條河道,治理濟水、漯水,將它們導流入海;開通汝水、漢水,疏浚淮水、泗水,將它們導入長江。這樣,中原百姓才能(耕種收穫)吃上飯。在那時候,大禹八年在外,三次經過自己家的門口都沒有進去,即使想親自耕種,能辦到嗎?
后稷教人民各種農事,種植五穀;五穀成熟了,人民才能養育。人類生活的通則是:吃飽、穿暖、安居而沒有教育,便同禽獸差不多。聖人又憂慮這件事,任命契擔任司徒,把倫理道理教給人民——父子講親愛,君臣講禮義,夫婦講內外之別,長幼講尊卑次序,朋友講真誠守信。放勛說:‘慰勞他們,糾正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自得其所,隨後賑濟他們給他們恩惠。’聖人為人民操心到這般程度,還有空閑耕作嗎?”
“堯把得不到舜當作自己的憂慮,舜把得不到禹、皋陶當作自己的憂慮。把耕種不好百畝田地當作自己憂慮的,是農夫。把財物分給人叫惠,教人行善叫忠,為天下物色賢才叫仁。因此,把天下讓給別人是容易的,為天下物色到賢才是困難的。孔子說:‘堯作為君主真是偉大啊!只有天是偉大的,只有堯能效法天。(堯的功德)浩蕩無邊啊,人民簡直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真是個好君主啊,帝舜!多麼崇高啊!擁有天下卻不一一參與政事!’堯舜治理天下,難道是無所用心的嗎?只是不用在耕作上罷了。”
“我只聽說過用中原的文明去改變蠻夷的,沒聽說過被蠻夷改變的。陳良出生於楚國,愛好周公、孔子的學說,到北邊的中原地區來學習,北方的學者沒有人超過他的,他真稱得上是傑出人物了。你們兄弟拜他為師幾十年,老師一死就背叛了他。從前,孔子逝世,(弟子們服喪)三年後,收拾行李將要各自回去,走進子貢住處行禮告別,相對痛哭,泣不成聲,這才回去。子貢又回到墓地,在祭場上搭了間房子,獨居三年,然後才回家。後來的某一天,子夏、子張、子游認為有若像孔子,要用侍奉孔子的禮節侍奉有若,硬要曾子同意。曾子說:‘不行!(老師的人品)如同經江漢之水洗滌過,盛夏的太陽曝晒過一般,潔白明亮得無人可以比得上的了!’現在,那個話語難聽得像伯勞鳥叫似的南方蠻子,攻擊先王之道,你卻背叛自己的老師去向他學習,這跟曾子相差太遠了。我聽說‘(鳥雀)從幽暗的山谷飛出來遷到高樹上’的,沒聽說從高樹遷下來飛進幽暗山谷的。《詩經·魯頌》上說:‘征討戎狄,懲罰荊舒。’周公尚且要征討楚國人,你卻還向楚國人學習,也真是不善改變的了。”
陳相說:“(如果)依照許子的學說實行,那麼市場上物價就不會有兩樣,國中就沒有弄虛作假的;哪怕叫小孩上市場(買東西),也不會有人欺騙他。布和綢長短相同,價錢就一樣;麻線絲綿輕重相同,價錢就一樣;各種糧食多少相同,價錢就一樣;鞋子大小相同,價錢就一樣。”孟子說:“物品千差萬別,這是客觀情形。(它們的價值)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萬倍。你把它們放在一起等同看待,這是擾亂天下罷了。做工粗糙的鞋與做工精細的鞋同一個價錢,人們難道還肯做(做工好的鞋)嗎?依從了許子的主張,便會使大家一個跟著一個地干虛假欺騙的勾當,哪還能治理好國家?”
【五】
墨家學派的夷之通過徐辟求見孟子。孟子說:“我本來願意接見,現在我還病著,等病好了,我將去見他,夷子不必來。”
過了些日子,夷之又來求見孟子。孟子說:“我現在可以接見他了。(不過,)說話不直截了當,道理就顯現不出來,我直截了當地說吧。我聽說夷子是墨家學者,墨家辦理喪事是以薄葬作為原則的。夷子想用它來改變天下的習俗,豈不是認為不薄葬就不值得稱道嗎?然而夷子卻厚葬自己的父母,那是用他自己所鄙薄的方式來對待雙親了。”
徐辟把孟子的話告訴了夷子。夷子說:“按儒家的說法,古代的聖人(愛護百姓)就像愛護初生的嬰兒,這句話什麼意思呢?我認為是說,對人愛是不分差別等級的,只是施行起來是從自己的父母開始。”徐辟又把這話轉告給孟子。孟子說:“夷子真認為愛自己的侄子就像愛鄰人的嬰兒一樣嗎?他只抓住了這一點:嬰兒在地上爬,就要掉進井裡了,這不是嬰兒的過錯,(所以人人去救。他以為這就是愛不分差別等級。)再說天生萬物,使它們只有一個本源,(人只有父母一個本源。)然而夷子(主張愛不分差別等級,)是他認為有兩個本源的緣故。大概上古曾有個不安葬父母的人,父母死了,就抬走拋棄在山溝里。後來的一天路過那裡,看見狐狸在啃他父母的屍體,蒼蠅、蚊蟲叮吮著屍體。那人額頭上不禁冒出汗來,斜著眼不敢正視。那汗,不是流給人看的,而是內心的悔恨表露在臉上,大概他就回家拿來筐和鍬把屍體掩埋了。掩埋屍體確實是對的,那麼孝子仁人掩埋他們亡故的父母,也就必然有(講究方式的)道理了。”徐子把這番話轉告給夷子。夷子悵惘了一會,說:“我受到教誨了。”
第一篇
“道性善”和“稱堯舜”是孟子思想中的兩條綱,而這兩方面又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道性善”就是宣揚“性善論”。“性善”的正式說法,最早就 見於這裡。所以,本章還有重要的思想史資料價值。當然,從“性善”的內容來看,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孫五上》)的 論述中就已經展開了。
“稱堯舜”就是宣揚唐堯虞舜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孟子口口聲聲所說的“仁政”。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的基礎,二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孟子“道性善”要“言必稱堯舜”,這是非常清楚的了.
至於滕文公再次拜訪時孟子所引述的那些話,不外乎鼓勵他 要有實施仁政的勇氣罷了。因為,古往今來,不論是聖賢還是普通人,本性都是善良的,聖賢能做到的,普通人經過努力也能做得到。何況,滕國雖然小,但折算起來也有方圓五十里國土嘛,只要是實施仁政,照樣可以治理成一個好的國家。
這就是孟子的苦心,無論大國小國,只要是有機會就抓住不放,抓住宣揚自己的政治學說和治國方案。
第二篇
領導人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是孔子反覆申說的一個話題,孟子也同樣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本章里所說的“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正是孔子在《顏淵》裡面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翻版。
由此可見,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視的政治領導原則。而本章正是這樣一個上行下效的實例。
滕國的太子(也就是後來的膝文公)死了父親,由於他上一 次在宋國聽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給他留下了很深刻很聽得進去的印象,所以這一次遇事,他就托自己的老師去向孟子請教如何辦喪事。孟子的意見回來以後,太子發出了實施三年喪禮的命令,結果遭到了大家的反對,“雖令不從”。太子於是又再次請老師去問計於孟子,這一次孟子講了上行下效,以身作則的啟發,希望太子親自帶頭這樣作。結果,喪事辦得非常成功,大 家都很滿意,“不令而行”。
從這件事上,我們固然可以看到儒家對於喪禮的觀點,但對我們更有啟發意義的,還是領導人以身作則的問題,正如我們在 《論語·顏淵》的讀解中所概括,這是一種“風吹草動”的統治術. 風不吹,草怎麼會動起來呢?反過來說,要草動,風就得不斷地吹啊!
第三篇
這一章文字很長,內容卻並不算太複雜。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主子對當時流行的農家學說的有力批駁,又可以把它看作是孟子對於社會分工問題的系統論述。
社會分工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文明的表現。從理論上說,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分工,這是不可阻檔的歷史趨勢;社會分工又將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 也是必然的結果。從實際情況來看,在原始社會中出現了農業和 畜牧業的分離,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原始社會末期,又出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更進一步,隨著人類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而這種分工的出現,就必然導致統治胡被統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甚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 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一言以蔽之,也就走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的出現。這種分工和矛盾對立的出現,從人類發展的總體上來看.’ 材的,不可轉移的必然趨勢,但從局部的階段性的角度來看一 是充滿了尖銳鬥爭,充滿了暴力和邪惡。正是面對這種令人困惑的複雜情況,思想家們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許行的農家學說就是這些各種各樣觀點中的一種。他把各種 社會問題的出現都歸咎於社會分工,認為“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格而治”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佳辦法。他不僅從理論上這樣認為,而且還身體力行地進行實踐,率領弟子“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他的這種觀點和做法怪異而新鮮,吸引了不少人,就連一向奉行儒家學說的陳相兄弟也從宋國趕來滕國,成為許行的門徒。陳相兄弟不僅背叛了師門,而且還公然去拜訪孟子,宣揚自己新學到的農家學說。
孟子當然不會容忍陳相兄弟的行為,也不能不對許行的學說展開批駁。於是又使出了自己一貫擅長的推謬手法,一問一答,把許行及其門徒的做法推到了極其荒唐的程度,迫使陳相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實際上就承認了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孟子這才展開自己的正面論述。首先提出他那一段著名的論斷:“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然後再“言必稱堯舜”,以堯舜等 古代聖王的事迹來論證社會分工的必要性。最後,在駁倒了許行 的觀點和做法以後,孟子展開了對於陳相兄弟背叛師門,拋棄儒學的行為的鞭撻。
情況非常清楚,孟子所提出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論斷是講的社會分工問題。而且,《左傳襄公九年》知武子已經說過:“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所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在孟子的時代早已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現象,他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加以概括,而在“或勞心,或勞力”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著名“公式”而已。
由此,一方面的確為後世的統治者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孟子又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被批倒批臭。其實,我們在這裡已經知道,孟子的原意倒不是論述統治與 被統治的問題。陰差陽錯,這個畢生為“民”請命,呼籲當政者實施仁政的人倒成了統治階級的代言人。
平心而論,關鍵是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問題。如果從局部的階段性的角度去看,許行的學說主張統治者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確也是有一定意義因而具有吸 引力的。可是,如果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和全程來看,他的觀點和做法就是非常荒唐而可笑的了,而且,越是進入文明發達的 現代社會,就越是近乎寓言般可笑了。我們令天有誰會想到要自 己造一台電視機然後才來看,自己造一輛汽車然後才來開呢?那 不被認為是瘋子才怪。同理,從總體和全程的角度來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也不是什麼大逆不道,反動透頂的學說,而是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的現象概括。如果我們還歷史背景以真實,從孟子說這話的具體情況來理解,也就是從社會分工問題的角度來理解,那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
就現有文獻來看,《漢書藝文志》雖曾著錄《神農》二十篇,但已經散失。所以真正要研究農家學派,《孟子》本章還是極為重要的資料。這也是值得順便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