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淵

日據時期台灣反日愛國文學家、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

台灣彰化人，台北師範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留日期間參加新文學運動，積極參與創辦《台灣文藝》《福爾摩沙》等進步刊物，組織發起台灣藝術研究會。后在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任教，經常發表詩作，表達對日本殖民暴政的不滿和反抗。1931年出版日文詩集《荊棘之路》。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激於愛國義憤，譴責日本出兵中國，遭日本警方拘捕。出獄後到中國大陸，執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秘密從事搜集抗日情報工作，案發被捕拘禁8年，獲釋后返台。台灣光復后，任《新生報》編輯，1965年去世。著有《圖案概論》《台灣美術運動史》《唐璜與彭尼》等著作。

王白淵在這段“不能不寫詩的生活”中，完成了一本詩集《荊棘之道》。

畢業后，他任教於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1932年加入“台灣人文化圈”，因成員中有人參加“反帝遊行”全體被檢舉，受累入獄，也因此丟了教職；被釋后，生活窘困，而不得不與日籍夫人仳離，直奔十里洋場——上海。留滬期間，先任職於華聯通訊社，“以無線電接聽日本消息，將之譯成中文，提供給中國有關機關”。1935年，受聘於上海美專擔任團案系教師，生活安定后，和大夏大學的一位四川籍女生結婚。“八一三事變”爆發，他本想往後方，但是太太預產期近了，只得逃難到法國租界，但日軍仍不放過他，以抗日份子罪名逮捕他，判刑8年，送他回台北服刑，又使他因之妻離子散。王白淵是三○年代在東京的文化、文學界積極而活躍的分子。僅出版三期的《福爾摩沙》，王白淵一共發表了三首詩和一篇小說。 《唐璜與加彭尼》是王白淵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說，在世俗和道學家眼裡，“唐璜”是玩弄女人的敗家人，“加彭尼”則是強盜集團的首領，作者讓這兩個各有自己天地、井水不犯河水的人相遇，因演變出一番故事，也是一堆新的道理來，所以這是一篇旨在表達作者某種辯證式的人生見解，演繹出來的諷世寓言小說。“唐璜”認為自己是因為追求真愛卻不可得而流浪人間。“加彭尼”說自己是因為看到有人貪婪無饜，吸取別人膏血，卻受到法律保護，擠身上流社會，形成大盜賊是道德的，小盜賊卻是罪惡的，氣不過才以身試法、親自表演有組織的犯法。“加彭尼”是當時家喻戶曉的美國黑社會首領，這是一篇別開生面的“虛構”，顯示作者對文學的浪漫情懷，手法、構想都極為大膽，可惜後來沒有在小說方面繼續發展。王白淵的詩細胞覺醒得甚早，加入“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之前，一九三一年，就在盛岡出版過詩集——《荊棘之道》。有人說，這本詩集的題名“如同暗示著未來離奇遭遇似的”。其實，從他的現實人生充滿跳動的步伐，就可以觀察到他不喜循常軌行走、勇於追求、勇於冒險的性格。或許他的豐沛動力，正因為他有一顆不肯安定的靈魂。王白淵到東京不久，就加入東京的一些文藝愛好者發起的小團體“台灣人文小組”，因而遭到逮捕。這也是“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之際，成員都是學生，他們一致同意將團體定位為“文藝派”的原因，主張運動應顧及學籍，就是怕重蹈被捕的覆轍。旅遊時住在上海，王白淵以“抗日分子”被捕，被判八年懲役，被送回台北坐監，入獄六年後釋放。王白淵坐了6年牢后，還了自由身後，進《台灣日日新報》服務，不久他和倪雲娥小姐結婚。戰後，留在《新生報》任編譯部主任。光復初期，社會的蕭條景象，使王白淵在“求好”的心情下，於1946年10月第7期《新新》雜誌寫了一篇：《獻給青年諸君》，他一開頭即引用當時任職聯軍總司令部一位中國通副官的話：“日本這個國家今天淪為四等國，國民卻屬一等國民；反觀中國，今天它已列為一等國了，國民卻連四等國民都不如。”可見他愛之切，責之深的心情。以後，他又因政治因素坐了牢，然而他對推展台灣文化的信念，始終不變。這位文化鬥士不幸於1965年病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