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變

日本帝國主義為擴大侵華戰爭在中國上海製造的事變，1937年8月13日爆發，即第二次上海事變。

1937年8月9日，駐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齋藤要藏，駕軍用汽車強行衝擊虹橋中國軍用機場，被機場衛兵擊斃。事件發生后，中國上海當局當即與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決。但日軍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離上海、拆除軍事設施，同時，向上海增派軍隊。8月13日，日軍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為基地，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上海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開始了歷時3個月之久的淞滬抗戰。

八一三事變以後，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在西北的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後來，又把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九月，國民黨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

七七事變爆發后，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為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援助，在實行武裝抵抗的同時，不斷呼籲世界各國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徑，試圖通過處交途徑尋求和平結束戰爭。從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國民政府先後試圖求助英美等國出面調停，但由於日本侵略者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戰略方針堅定不移，也由於英美等國遠東政策的軟弱無能，國民政府的這一努力遭到了失敗。從9月起，國民政府又將其外交努力的重點轉移到了爭取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的侵略，中國代表團在國聯揭露了日本的戰爭罪行，爭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英國的操縱下，國聯大會通過的決議沒有任何具體援華的措施，也完全不提制裁日本。同時，《九國公約》會議也最終成為英美對日推行綏靖政策的一次會議，它們對日本採取姑息政策，互相推諉，不同意建立共同陣線來制止日本的侵華，這使國民政府求助於國際組織的希望徹底破滅了。最後，從1937年10月起，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和駐日大使狄克遜在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為“實現和平”進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動。然而當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之後，南京政府宣布中日斷交，這場歷時兩個多月的德國調停也以毫無結果而告終了。至此，抗戰初期中國政府的外交戰便畫上了一個休止符號。

外交戰的不利絲毫沒有影響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在他們看來，政府的決策並不能改變他們的立場和感情。當“八一三”的自衛槍聲傳到德國時，《人道報》說：“許多年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籲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里長城似的聳立了起來。”《共和報》載文稱：“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國必以死力抵禦，原屬意料中事。觀於戰況之烈，足見日本獲勝之望尚屬渺茫。”

在英國，牛津、劍橋等18所大學的90名教授聯合致電中國教育部長王世傑，對“日本軍隊轟炸上海、摧毀學校，吾等聞訊為之髮指：吾將敦促本國政府，協力制止日軍侵華行動”。英國工會也發表聲明，對中國抗戰深表同情。10 月15 日，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藍博士主持召開”反對日本在華暴行”的萬人市民大會，參加會議的有前國聯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等英國著名人士，英國前任首相勞合·喬治也送來書面發言表示支持。會議開始前日本東京教會曾來電要求大主教不要舉辦此會，但遭到嚴辭拒絕。大主教在大會上說道：“這個會的目的，在於反對殺戮和殘害非戰鬥人員，這是今天中國慘痛戰爭中的一個特點，也使文明世界為之震驚。我們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軍的暴行！”

美國民眾也對上海人民深表同情。美國傳教士瓊斯博士在給日本國民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我認為貴國民眾在貴國領袖領導下已誤入歧途。中國拒絕貴國侵犯它的主權，各國讚賞中國的立場。愛好和平的人們對侵略行徑的仇恨如火山爆發，這種憤慨情緒將曠日持久，而使貴國蒙害匪淺。”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也和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法國著名

左翼作家羅曼·羅蘭聯合發表宣言，籲請各國人民自動組織抵制日貨運動，勿與日本合作，“直至日本軍隊完全退出中國，並放棄侵略政策為止”。此外，德國駐滬總領事和在滬德國商會、印度國民大會、朝鮮民族革命黨等國也紛紛聲明表示支持中國的淞滬抗戰。

蘇聯政府和人民對淞滬抗戰也給予了熱誠的支持，這主要表現在1937年8月21日中蘇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表明中蘇兩國在反對日本侵略方面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對於日軍的囂張氣焰不失為一沉重打擊。另外，蘇聯還派出空軍直接參加中國的抗戰，並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隨著抗戰的繼續，這種友誼的意義就顯得更意味深長了。

在滬的國際友人更是直接參與了援助淞滬戰爭的進程。《大美晚報》主持人高爾德（Randall Gould）便利用其報紙積極支持中國人民的抗爭，《密勒氏評論報》的主持人鮑威爾（J.B.Powell）更是以他的良心向世人揭露日軍的侵略行徑，以致招致日軍的極度仇視。有一次，日方派人用報紙包著一枚炸彈向鮑威爾擲來，幸虧炸彈沒有爆炸。上海淪陷后，日軍衝進租界將鮑威爾逮捕入獄百般折磨，最終使其終身殘疾。當採訪完淞滬抗戰的中期和後期后，早以《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一舉成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便在他的新著《為亞洲而戰》中寫道：“現在，中國的事業也就是我的事業了。我並把這份感情，同反對世界上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決心聯繫在一起了。”

（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

淞滬會戰，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１月１２日中國軍隊抗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

淞滬地區位於長江下游黃浦、吳淞兩江匯合處，扼長江門戶。由於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變后《淞滬停戰協定》的限制，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市區及周圍駐防，市內僅有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轄上海市警察總隊及江蘇保安部隊兩個團擔任守備，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變以後，即在上海虹口、楊樹浦一帶派駐重兵，專設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駐滬兵力有海軍陸戰隊３０００餘人，大批日本艦艇常年在長江、黃浦江沿岸巡弋。

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軍製造“七·七”事變，侵佔平津后，企圖侵佔上海，而後進攻南京。８月９日，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兩人驅車闖進虹橋機場進行武裝挑釁，被中國保安部隊擊斃。日軍以此為借口，要挾中國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部隊，亦向上海增兵。

８月１３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以虹口區預設陣地為依託，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至橫濱路的中國守軍開槍挑畔，並在坦克掩護下沿寶山路進攻，被中國守軍擊退。

８月１４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同時，軍事委員會以京滬警備部隊改編為第９集團軍，張治中任總司令，轄３個師１個旅及上海警察總隊、江蘇保安團等部，擔負反擊虹口及楊樹浦之敵任務；蘇浙邊區部隊改編為第８集團軍，張發奎任總司令，守備杭州灣北岸，並掃蕩浦東之敵。

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聲稱“為了懲罰中國軍隊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覺醒，於今不得不採取之斷然措施”。同日，日本下達編組上海派遣軍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將為司令官，下轄第３、第９、第１１師（欠天谷支隊）等部，作戰任務為“與海軍協同消滅上海附近的敵人，佔領上海及其北面地區的重要地帶。”

與此同時，蔣介石下達全國總動員令，將全國臨戰地區劃為５個戰區，滬杭地區為第３戰區，馮玉祥任司令長官，顧祝同任副司令長官，並任命陳誠為第３戰區前敵總指揮。決定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基地，阻止後續敵軍登陸。

８月１７日，中國軍隊再次向虹口、楊樹浦方面之敵反擊。第８７師攻佔日海軍俱樂部，並擊退敵多次反撲。第８８師在八字橋、法學院、虹口公園等處與敵反覆爭奪。８月１９日，中國軍隊又一次發起攻勢，以從西安到達的宋希廉所屬第３６師加入戰鬥，與第８８師、第８７師一起，經晝夜激戰，突破日軍陣地全縱深，攻入匯山碼頭。日軍憑藉堅固工事頑抗待援，中國軍隊進展困難。第３６師第２１５團第２營３００餘名官兵攻入華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內與敵展開白刃格鬥，不料被日軍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襲擊，全部壯烈犧牲。

在此期間，中國軍隊亦與日本航空隊展開激戰，並積極攻擊進犯的日本陸軍和艦艇，擊落日機４７架，擊傷日巡洋艦１艘，中國空軍隊員閻海文、沈崇誨等壯烈犧牲。

８月１８日至２０日，日軍第３、第１１師先後由日本出發，至２２日到達上海以東１２０公里的海域，換乘小艦艇準備登陸。第３戰區鑒於敵登陸威脅增大，遂以第９集團軍專負上海市區之作戰，以新編成的第１５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負責吳淞鎮以下沿江防線的作戰。

８月２３日晨，日軍上海派遣軍第３、第１１師在優勢火力掩護下，於川沙河口、獅子林、吳淞一帶強行登陸。２４日，中國第１５集團軍先後進至上海，向登陸之敵發起反擊。９月１日，日軍１０００餘人圍攻獅子林炮台，第９８師一部與敵反覆白刃搏鬥，多數犧牲。９月５日，日軍集中３０餘艘軍艦，掩護陸軍向寶山發起猛攻，中國軍隊頑強抵抗，守衛寶山的第１８軍第５８３團第３營５００名官兵，在營長姚子青率領下，浴血奮戰，擊退日軍數次衝擊，奮戰２晝夜，多數壯烈犧牲。

９月上旬，由於日軍不斷增兵，戰爭逐步升級，中國軍隊也陸續增援，不斷調整部署。９月１１日以後，蔣介石自兼第３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任副司令長官。以陳誠的第１５集團軍為左翼作戰軍，以張治中的第９集團軍為中央作戰軍，以張發奎的第８集團軍為右翼作戰軍。９月２１日，再次調整部署，朱紹良任中央作戰軍總司令兼第９集團軍總司令；陳誠任左翼作戰軍總司令，下轄第１９集團軍（薛岳為總司令）和第１５集團軍（羅卓英為總司令）；張發奎任右翼作戰軍總司令，下轄第８集團軍（張發奎兼總司令）和第１０集團軍（劉建緒為總司令）。

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日軍第１０１、第９、第１３師等增援部隊陸續在上海登陸，加入上海派遣軍之作戰。至此，日軍總兵力達２０萬人。儘管日軍在武器裝備上佔有很大優勢，但至１１月初仍未能獲得決定性勝利，卻付出了重大代價。日本統帥部急於在上海方面取得預期戰果，決心採取新的措施。１１月５日拂曉，日軍利用大霧、大潮在杭州灣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陸，對淞滬實施迂迴包圍。中國右翼軍部分沿海守備部隊已抽調支援市區作戰，猝不及防，陣地相繼失守，戰局急轉直下。日軍第１０集團軍於１１月６日佔領金山，力圖與上海派遣軍達成合圍。蔣介石被迫於１１月８日下令全線撤退，日軍於１１月９日佔淞江、１１月１２日佔上海。至此，戰役結束。

淞滬會戰從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開始，至１１月１２日結束，歷時３個月。日軍投入１０個師２８萬人的兵力，動用軍艦３０餘艘、飛機５００餘架、坦克３００餘輛；中國投入７０餘個師的兵力，動用艦艇４０艘、飛機２５０架。中國官兵同仇敵愾，鬥志昂揚，以劣勢裝備與敵人拚搏，斃傷日軍４萬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的迷夢。

淞滬會戰期間，上海人民以各種方式積極參加抗戰，支援前線。各界群眾都組織了救亡協會。文藝界救亡協會、學生界救亡協會、上海市紗廠工友救亡協會等團體，都開展了宣傳、募捐、演出、慰勞等活動。全國各界民眾積極支援上海抗戰。湖南學生戰地服務團和福建省民眾組織的慰問團，都到前線進行慰勞。海外華僑踴躍捐獻，支援祖國抗戰，到１０月１６日，捐款已達３３０餘萬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後，也從戰略上配合了淞滬抗戰。

因此，淞滬會戰，是中國全民族的抗戰。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盧溝橋事變，侵佔平津以後，又準備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8月9日，日軍蓄意製造事端，派遣駐上海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齋滕要藏乘軍車闖入虹橋中國軍用飛機場，遭到中國守衛士兵的阻攔后，他們竟開槍打死一名機場衛兵。中國軍隊進行自衛反擊，當場將日軍官兵二人擊斃。日本帝國主義以虹橋事件為借口，命令大批日軍陸續登陸，派飛機在滬寧、滬杭線上空偵察。

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海軍已有擴大戰爭的準備。此後，日本軍部有一部分人主張不擴大戰爭，中日之間就停戰已開始談判，但海軍方面還是在繼續準備擴大作戰，認為如果陸地作戰的話，海軍的偷襲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繼續在制訂作戰方案。

1937年7月12日已形成對中國作戰計劃內部方案，要對中國實行海上封鎖，攻擊中國艦隊。詳細方案有海軍航空兵第一、二航空戰隊空襲杭州，第一聯合航空隊空襲南昌、南京等，這與“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日本海軍的行動一致。

日本海軍有一系列準備，在各地進入備戰狀態，海軍軍令部嚴格命令將長江流域下游城市的日本僑民遣返回日本，至8月9日為止。

美國

八一三事變后，美國的反應，頗使中國失望。中國政府關於“美國的責任與義務”的觀點，以及“東方戰端”與“歐美和平”相互聯繫的觀點，都未為它所重視。美國當時對中日戰爭所持的基本態度是：“一、避免捲入；二、保護（在華）美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顯然，美國當時推行的是中立主義政策，對日本侵華的譴責和對中國的同情，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儘管美國民間出現了要求制裁日本和支援中國的強烈呼聲，但政府當局並無採取什麼實際行動。

蘇聯

淞滬戰爭期間，中國在外交上最重要的進展，是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從蘇聯獲得軍事援助。中蘇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有著巨大差異，但在對付毗鄰各自國土又極具強烈侵略擴張性的日本這個問題上，兩國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從中國方面來說，聯蘇制日是南京政府外交戰略的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不僅是基於對蘇聯戰略利益的判斷，還因為在各大國中唯有蘇聯擁有在東亞對日本的行動進行迅速干預的力量，或者說，對日本具有威懾力量。

中蘇兩國從1935年已開始進行關於中蘇條約的談判，到七七和八一三事變發生后，才完成了正式簽約的商議。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終於在南京正式簽訂，8月30日正式公布。在當時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在各主要大國都採取中立立場時，作為一個軍事工業大國的蘇聯，單獨聲明不與中日戰爭中的中方為敵，以條約形式表明它與中國之間的非敵對立場，這無疑是對正在艱苦抗戰的中國的一大聲援。這一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給了正在淞滬戰場上浴血奮戰的抗日軍民以巨大的鼓舞。上海各大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各界著名人士也發表談話和文章，熱烈歡迎這一條約的成立，盛讚這一條約是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警告，大大地增強了中國抗戰的信心。

李宗仁認為蔣介石在八一三事變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當我方敗征已見時，應作有計劃的撤退，實行節節抵抗。”而蔣介石卻固執之極，不考慮客觀情況，“終於潰不成軍”。

《申報》社評《1938年的春雷》，指出上海戰爭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和錯誤的嚴重性，語言尖銳而深刻：“抗戰八月越，我們有多少犧牲？在‘英雄的’第一期抗戰中，我們在戰略上採取了挨打主義，在戰術上流行的是‘硬拼主義’，在戰鬥上則普遍地流行著‘輕生主義’。淞滬的大熔爐，告訴全世界說：中國軍人不怕死！但同時也告訴人家，‘中國軍隊不會打勝仗的’。那時我們不是在作戰——按照真理而作戰，而是在‘賭氣’。結果敵軍被我掃掉數萬人，但只促成江南平原，敵人殲滅戰的幾乎成功，這才叫泄氣。‘……硬拼犧牲’，在戰略上則不斷挨打，終於失敗。”

事端開始

八一三戰爭是誰首先發動的一直存在爭議。

一種說法是中方。黃紹竑《五十回憶》中講：“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說日本是被動的，而我國是主動的。最高統帥之決策是要以主動的姿態，先把上海之敵軍根據地摧毀，然後再主動的向華北作戰，即使不能將敵人根據地剷除，亦須吸引其兵力到這方面，以擾亂其既定的計劃。”馬仲廉也認為淞滬戰役是中國軍隊首先發起的，主要根據是“8月11日下午9時，蔣介石命令張治中將所部（第87、88師）推進到上海附近。當日夜間，張部主力被秘密地用火車、汽車輸送到吳淞、大場、南翔。張決定13日拂曉向位於虹口和楊樹浦的日軍據點攻擊，但接到蔣介石不得進攻的電令而未能行動。”

一種說法是日方。馮子超在《中國抗戰史》中講：“日本帝國主義之進攻上海，不是偶然的挑釁，而是侵華的蓄意的繼續。”8月13日晨3時，“日軍向我閘北橫浜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槍挑釁。”這是符合事實的，從當時報刊記載，日軍以上海公共租界為其軍事根據地，恣意橫行，不斷挑釁，八一三前夜，戰雲已密布上海，日本從佐世保調來軍艦載有大批軍火和陸戰隊，日本的各種兵艦集結上海的已達30餘艘，內有驅逐艦蓮號、知床號、姆號、保津號、初春號、名取號、初雲號、子日號、鬼怒號、若葉號，巡洋艦由良號，運輸艦，還有航空母艦一艘。12日，日軍前哨及便衣隊已經開槍挑釁。長江中下游各口岸如長沙、宜昌、漢口、九江、蕪湖的日軍、日僑，由日軍第11戰隊司令官宮本統帥炮艦、驅逐艦及漢口陸戰隊300名護衛，下撤至南京和上海。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日本強盜，慣用賊喊捉賊手段以混淆視聽，逃避其罪責。

偶然論

八一三戰爭爆發時，有的報上講，這是偶發的事件，虹口事件是不幸事件，這種表述是錯誤的。

侵佔上海，是日本實現其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的重要步驟，是預謀的。從九一八開始，未費吹灰之力，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接著又陷熱河，成立冀東22縣偽政府，製造華北特殊化，侵佔丰台，發起盧溝橋戰爭，侵略的鐵蹄從未停止過。它抄襲佔領東北和平津的故伎，製造事件，作為借口，然後調集兵力。所謂虹口事件就是日軍精心策劃出來的。論者常以此作為八一三的導火線，也是不恰當的，因為沒有虹橋事件，也必然會發生其他事件。侵略成性的日軍使用一切手段來發動戰爭，他們狂喊：“支那是日本的生命線”，“支那是我們獲得黃金的泉源”。無論從什麼角度講，都不能講虹橋事件是偶發的。

影響

淞滬抗戰進行了三個月，中國軍隊勇敢而堅強，以血肉之長城，抗拒日軍之炮火，所有官兵視死如歸，前面的倒下去，後面的就趕上去，與日軍展開街壘戰與肉搏戰，個個奮勇當先。華軍在上海戰爭中受到了高度讚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畏縮、恐懼或逃避現象。士氣不振說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