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波斯特

馬克·波斯特

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1941年生,1968年獲得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美國加州大學厄灣校區。歷史學系和電影與傳播學系教授,批判理論研究所所長。並同時受聘於該校的信息科學院和比較文學系。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研究領域: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論,新媒體研究。

主要著作


主要著述
《網際網路怎麼了》(2001)
《文化史與後現代主義》(1997)
《第二媒介時代》(1995)
《信息方式》(1990)
編譯有鮑德里亞
《生產之鏡》
《鮑德里亞文選》
《政治理論與當代文化》等
最新的著作
《請給我信息——網際網路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人物詳細


媒介的歷史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從口頭傳播到紙質媒介再到電影電視直至今天的網際網路。然而在馬克·波斯特的書中,媒介不僅僅具有一種物質性的進化意義,而且成為了一種劃分文化時代的標誌。他的書中充滿了歷史的厚重和哲學的思辯、哲學、歷史、媒介三個看似不相干的學科,在他的書中構成了關乎人類自我發展的主題
波斯特的文風艱澀難懂,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成為當代最有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學家。在《信息方式》一書他將信息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而備受學界矚目,在《第二媒介時代》中從後現代的理論視角系統地樹立西方批判學派的思想,考察了新傳播技術的蘊意。每一本書既有對於媒介特質的哲學思考,也有歷史學家對於人類的思考與探索,也正是因為其多元的複合媒介分析方法,吸引和啟發了眾多國內外學者
哲學、歷史、媒介三級跳
波斯特坦言自己最喜歡的學科是哲學,當時在選擇歷史的時候也是頗費了一番周折。“我喜歡讀哲學方面的書籍,他能讓人思考的更為深入,但是很多哲學的研究卻過於嚴格而且也不是那麼有趣,所以我就當了逃兵選擇了歷史系。”波斯特風趣地說。
傳統的歷史研究重視的是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背景,是一門“考證”的學問。但是波斯特卻並不喜歡這種具體的思維方式。他曾經這樣描述過歷史學家的責任:“(歷史學家)不僅僅是描述過去的受害者以認清當今的體系的不足,而是要研究為什麼當時的社會結構使得這些人成為了受害者,並且成為了穩定的維持這個體系的因素。”這種批判性和宏觀的思維最終讓他選擇了更為自由的思想史專業:“思想史更加鬆散和廣闊,作為學問來說它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你可以不必像哲學那樣一本正經的思考這麼抽象的東西,也不像傳統的歷史研究如此的具體和嚴格,它讓我研究自己喜歡的東西。”
雖然捨棄了哲學專業,波斯特對於哲學的熱愛卻並沒有減少。或者可以這樣說,正是哲學促使了他最終轉向了媒介研究。對於哲學的興趣使得波斯特對人的主體性問題特別關注,而批判性的歷史思維又使得他對西方批判理論情有獨鍾。尤其是以阿多諾、本雅明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他影響很大,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樣,波斯特將自己的視線越來越多轉向了日常生活,轉向媒介,從而把電子媒介通訊與后結構理論聯繫了起來,並且用自己豐富的思想史知識將其發展成了自己的理論。
新媒介的興起讓西方尤其是美國,幾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媒介化的社會。在波斯特教授看來,隨著新媒體的媒介的產生,媒體在個人的主體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主體性並不是像人們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哲學,社會學的問題。哲學在這個方面並不能夠完全解釋個人主體性的形成,而從媒介入手則是一個更新更具體的命題,目前美國的哲學家還並沒有在這樣一個層次上提到主體性的問題。
波斯特教授也非常感謝自己那一段歷史研究的經歷:“我認為歷史研究中有很多先進的方法和思維方式值得媒介研究者借鑒。”他指出,很多新媒體的研究者對於媒介發展史的研究不夠深入,方法也過於陳舊。“有意思的是,現在美國的新媒介研究趨勢,恰恰是用一種更新穎的方法去研究諸如報紙之類的早期的媒介與新媒介的關係。我認為對媒介研究既可以通過理論的角度,也可以通過歷史的角度,因而媒介和歷史之間的聯繫應該更加緊密一些才對。但是在美國歷史研究中對於媒介的發展關注還不夠,我的目標之一就是讓更多的歷史學家對媒介研究感興趣。”
“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波斯特在他的第二本著作《第二媒介時代》中曾說道:“既然風車與封建制度、蒸汽機與資本主義相聯繫,那麼我推想馬克思同樣也會接著說,電子通訊應當與信息方式相聯繫。”類似的對於馬克思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引用和繼承在他的書中比比皆是,足以見馬克思對其的影響之大。
談到馬克思時,波斯特很爽快地回答道:“我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多時候人們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卻不願意正視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說對於媒介的研究。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很多研究媒介的學者也一直在受到他的影響,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霍克海默、本雅明等等。馬克思雖然對於傳播和媒介也有隻言片語的描述,但我想他卻從來沒有把其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重點。”
不同的時代背景,使得波斯特和馬克思所關注的媒介問題也並不一樣。馬克思所在的時代是工業化的時代,但是波斯特所研究的時代卻是后工業時代,因而波斯特認為在這個時代的背景之下,核心的問題不是像馬克思一樣去構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而是如何擺脫工業和資本給人們帶來的桎梏,這才是馬克思留給我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雖然在著作中提到媒介的作用,但是並沒有深入地涉及媒介研究和主體的塑造問題,他認為媒介是一種精神交往,而非一種物質力量,並不具備改變社會的力量。波斯特卻認為鑒於西方工人運動的失敗,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從文化層面上著手。因而,對於主體的塑造,就是這個改變過程的關鍵。2001年出版的《網際網路怎麼了》這本書中,波斯特把媒介描述成為一種物質,一種文化的物質力量。啟迪他的就是馬克思對媒介的商業或者政治控制力量的那種批判性思考方式。
波斯特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但是他的思想中與啟蒙運動有分歧的地方卻是最有趣的。這也是他對於馬克思的思想中最為感興趣的方面:“例如在馬克思觀點中,工人對自身狀況以及自身巨大的階級力量的自覺,這就是一個如何構建工人的主體性的問題,也是我研究的時候最為關注的一點。”
網際網路與現代性
網際網路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產物,是現代性觀念的產物,但是在網際網路上文化卻具有後現代文化的特徵。因而,對於人對現代性的思考就成為了波斯特媒介研究的核心。早在1986年波斯特就開始接觸了網際網路,雖然那時僅僅是通過數據機來上BBS。在波斯特開始寫作《信息方式》的時候,萬維網還不存在;當他的《第二媒介時代》1995年出版的時候,萬維網也只是剛剛起步。波斯特自己從未想過從1990年《信息方式》出版到現在僅僅十來年,互連網就已經完全不同了。但是,他強調儘管網際網路發展迅速,十年前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因為網際網路最重要的特徵——無限的可能性,並沒有變化。因此,就像人們研究電視電影和“沙發薯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波斯特所追問的是網際網路可以給人們一種什麼樣的人格,而不是技術上的改變。
波斯特也提到現在的網際網路發展遇到了新的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個人隱私問題的凸顯。人們在上網時總是傾向於認為自己是在一個私人的場合中說話,但是實際上網路是一個公共場合,在這個場合中人們所發布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別人阻截並且修改、複製。波斯特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隱私是和城市化以及理性思想的發展聯繫起來的,從而帶來了家庭從公共空間的分離。但是網路改變了這一切,即使坐在家中,只要打開電腦連上網路你依然是和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原有的定義和對於個人自由的保護已經不再適用了。人們應該基於更加公共的意識去研究新的“隱私”的基礎和自由的定義。
儘管在著作中波斯特把網路作為現代文化與後現代文化的分界,並且對於這種網路的後現代文化持樂觀贊成的態度。但他對於現代性思想的起源——歐洲啟蒙運動與人文主義仍然是抱著十分推崇的態度的。他肯定了媒介在啟蒙運動中的作用,雖然這種作用在當時可能不能夠直觀的看出來,啟蒙運動中的個人主體性的塑造也是一種媒介化的人格而表現出來的。至於人文主義,他也認為是一種寶貴的思想遺產。他並不認為人文主義可以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文化衝突、種族衝突等問題,波斯特指出人文主義被很多批評家與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等聯繫起來,要解決目前的文化衝突問題,人們需要一種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
網際網路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在網際網路誕生之初,曾被無數的知識分子寄希望於真正的“公共空間”,並被認為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是人民平等的交流政治意見的地方。然而波斯特卻對此持謹慎態度:“我覺得,當我們說互連網是一個公共空間的時候要尤其謹慎。在西方,當我們提到公共空間的時候就會想到沙龍,議會廳,教堂這樣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的地方。網際網路卻並不是這樣的。最重要的是,網路上的交流,是以處理信息的機器作為一個媒介化的中心而存在的。儘管我們是在建立聯繫,但是我們的對象並不是人而是機器。”波斯特在另一篇論文中也曾論述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機器曾經是作為一種工具而存在,現在的網際網路擁有比以前大的多的能力和作用,它已經不僅僅是工具層面的含義了。人們應該在更為廣闊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來研究網路而不是用一個舊的理論如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等來進行套用,網際網路更像是一個集體空間而非公共空間。
雖然網路未必是完美的公共空間,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們交流的自由和範圍卻大大的擴展了。在波斯特的幾本書中都著重講到了新媒體時代人的主體性的提高。個人可以憑藉著自己的興趣在網路上組成不同的共同體。這種行為在一定的程度上挑戰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讓原先鐵板一塊的民族國家觀念由於新的媒介的出現慢慢轉變到個人的觀念,由此大大地促進了在現實中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個人主體性的發揮。這直接導致了一種新的以網際網路為中心的流行文化的產生,這是一種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網路所具有的後現代主義特徵的具體體現。
近年來各種恐怖活動通過網上傳播的方式日益猖獗。有很多觀點認為網際網路的這種易用性,廣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繁殖恐怖主義的溫床。波斯特對此卻不以為然,相反他認為恐怖主義的產生是與西方的入侵和思想的傳播具有直接聯繫的,恐怖主義是一種對於西方几百年來文化和經濟入侵的抵抗措施。從恐怖分子到十二歲的小孩,每個人都可能使用網路,由於網路的使用者是沒有限制的,它的使用者的群體自然就比其他的媒體大得多,從而給予了其使用者以更大的權力。的確,在網際網路上發生了很多讓人不愉快的事情,在網際網路上也有一些危險分子,貪婪,缺少理性這些人性的陰暗面很容易在網上顯現,恐怖主義這樣的事情當然也會出現。所以恐怖主義僅僅是可能與網際網路有關,但是也可能是由於全球化的原因。
對於如何評價媒介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本雅明是樂觀的,而阿多諾、哈貝馬斯則是悲觀的,波斯特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阿多諾認為大眾媒介的產生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喪失,然而本雅明卻告訴我們可以通過新媒介促進自由,我更同意本雅明的看法。例如傳統社區的消失給人們帶來了心理上的不適,我們就可以通過新媒介試圖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好媒介來促進我們的自由發展。”
“中國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現代和後現代主義對於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舶來詞,是一種西方話語的體現。波斯特並不否認自己的研究中基本上沒有涉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波斯特表示中國的網際網路也是他一直以來感興趣的話題。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來到中國進行實地研究。
雖然並沒有來過中國,波斯特卻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情況。今年,他們的系就專門聘請了研究中國電影電視的教員。波斯特表示自己對於中國的印象大部分都是來源於中國的電視電影而不是歐美媒體:“那些媒體有些時候會給我們一些不真實的信息,我更喜歡從中國的電影或者電視中尋找中國。”
波斯特表示有些中國的電影很不錯,他看過幾部張藝謀的電影:“這些片子反映了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很有意義。中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現代文化和後現代文化在這片古老大地上同時發生,這是西方所沒有遇到的問題,也是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我希望來到中國后可以和這裡的新媒介學者們充分地進行交流。中國的道路與西方並不相同,但是如果我們看看歐洲和美國,他們的道路也不一樣。每個國家的文化發展都有自己的路徑,希望在北京論壇中通過和中國學者的交流,找到中國文化發展路徑與西方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這簡直太令人興奮了。”
“我想我一定會滿載而歸!”波斯特對於即將到來的北京論壇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