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論

教養理論又稱"涵化理論"、"培養理論"，格伯納(Gerbner,1969)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傳播媒介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由於傳播媒介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發生著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當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在這個意義上，格納等人將這一研究稱為“培養分析”。

它的提出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電視媒介在當時所發揮的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尤其是負作用，當時，美國社會的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十分嚴重。格伯納等人在美國政府專門成立的"暴力起因與防範委員會"的支持和贊助下開始了"培養分析"的研究。

該理論揭示的是大眾傳播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它是以一定的社會觀和傳播觀為出發點的。

教養理論，也稱為“培養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這種研究起源於60年代後期。當時，美國社會的暴力和犯罪問題十分嚴重，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暴力起因與防範委員會”來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格伯納主持的“培養分析”就是在該委員會的支持和贊助下開始的。

按照Adoni&Mane的觀點，在大眾傳播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繫：一是實際存在的現實，即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有選擇地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人們在自己頭腦中描繪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亦即人們的現實觀。在傳統社會裡，主觀現實是對客觀現實較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會，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介提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那麼，傳播媒介對人們的現實觀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傳播媒介在提示“現實”之際具有什麼樣的傾向性？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實證考察的，是以美國學者G. 格伯納為代表的“培養”理論研究。

"教養理論"的基本假設是：長時間收看電視的人，其對社會現實的看法更加接近於電視所呈現的景象。即電視通過長時間潛移默化的影響，"培養"了電視觀眾的"現實觀"與"社會觀"。"培養理論"是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充分把握與理解這些前提，是完整準確的理解"培養理論"的關鍵。

第一，格伯納認為，電視節目內容是一致的。由於經濟效益驅動下對收視率的追求，電視節目內容往往是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共同興趣的。電視節目投資者和製作者更加樂於複製那些已被證明可以獲得高收視率的有利可圖的節目。這樣就必然造成電視內容整體的趨同。這一點，格伯納在制度分析中進行了分析論述。

第二，電視信息是具有整體傾向性的。電視所傳達的信息是語言、圖像、聲音等象徵符號的有機組合系統。而隱藏在這一象徵符號系統背後的是則是特定的意識形態系統。這就必然導致了該符號系統意義"結構的完整性"與"整體傾向性"。通過"訊息系統分析"，格伯納認為，美國的傳播媒介反映了統治階級尤其是統治資本的價值和利益。也恰恰是基於這一前提，培養理論得以成為美國經驗學派同法蘭克福批判學派共同感興趣的理論交集。

第三，鑒於電視內容的一致性，格伯納認為，受眾雖然會在電視節目之間進行選擇，但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選擇餘地。因此，"看電視本身是一種儀式性，而非功能性的過程。"所以，在格伯納看來，對"培養理論"的驗證不能建立在受眾對節目偏好的基礎上。

第四，電視不同於印刷與廣播媒體。它不需要以識字為獲得媒介的技術前提，無論老人、小孩、文盲或者知識分子都可以收看。其聲畫並舉的傳播模式給受眾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同時，電視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與日常娛樂的主要媒介。正如格伯納所說的："電視機已經成為家庭的中心成員，成為在大多數時間解說最多故事的那個敘述者。"許多人從出生開始便與電視為伴，被包圍在電視提供的信息之中。深在其中的人們很難對電視世界與現實世界做出清晰正確的區分，更談不上"自由漫步"於電視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了。

第五，培養理論是建構在"現實"的三個維度或者說"現實"的三種意義之上的。在媒介社會，"現實"分為真實存在的"客觀現實"，由大眾傳播媒體塑造的"媒介現實"或稱"符號現實"、"虛擬現實"，以及由"客觀現實" 與"媒介現實"共同作用於人的頭腦而形成的"主觀現實"。現代人無時無刻不處於這三種現實的包圍之中。身處媒介信息浸潤之中的人們，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對親身難以體驗的現實，更多的是要取決於媒介構建的影像。而由於上面提到的媒介訊息的一致性與傾向性，這種依靠"媒介現實"所建立的"主觀現實"必然不可避免的偏離"客觀現實"，而傾向於"媒介現實"。培養理論正是力圖理清"媒介現實"對"主觀現實"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發生的原因。

該理論揭示的是大眾傳播對社會“共識”、對人們的“主觀現實”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它是以一定的社會觀和傳播觀為研究出發點的。

1）強調大眾傳播在形成社會成員對社會的"共識"中的巨大作用。

2）指出大眾傳媒所提供的"象徵性現實"與客觀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傳媒的傾向會帶來或好或壞的社會效果。

3）包含對資本主義大眾傳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觀點。

4）教養理論可能適合於特定種類的電視節目，但可能不支持總體上的電視內容，期待整體的電視觀看產生教養效果是不合理的。

"教養理論"提出后，格伯納等人又對其做了理論上的補充與修正。提出了"主流說"(mainstreaming)和"共鳴說"(resonance)以及"第一級信念"和"第二級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說"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會群體的長時間看電視者，其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即"主觀現實"均傾向於"媒介現實"，具有趨向"主流"的趨勢。"共鳴說"是指，電視的"培養"效果在某些特定群體中具有更加明顯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傷害，因此大量收看電視的女性受眾更加傾向於認為暴力犯罪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與電視中呈現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繪產生了'共鳴 '。

"第一級信念"則是指人們對社會現實的表面認識。如暴力犯罪的發生率等。"第二級信念"是指對社會現實態度層面的認識。如社會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應當指出的是，"第一級信念"與"第二級信念"雖然在程度上是遞進的關係，但它們並不具有天然的因果關係。在培養理論中，"第一級信念"更多的受電視影響，而"第二級信念"則受電視以及其它各種因素的綜合制約。

經過不斷的補充與修正，培養理論日漸完善。但是，一些問題仍時常困擾著研究者。

首先，電視培養效果的因果關係難以確定。"到底是長時間的收視使人不敢在夜晚獨自上街；還是由於這種恐懼使人不得不呆在家裡看更長時間的電視？"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這一問題似乎並不能得到滿意的解答。

其次，從總體看長時間的收視確實是產生培養效果的主因。當控制某一變數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時，受眾的"收視時長"在"培養"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當同時控制多個變數時，"培養"效果中可以歸於電視的效果就非常小了。這一點也是其他研究者對"培養理論"提出質疑的依據。

實證研究的技術手段對研究結果也有比較顯著的影響，如問題設計的精當與否在研究中至關重要。有的研究者認為，以某一特定節目類型為研究對象(如暴力節目)，會看到更加清晰的培養結果。但這種觀點似乎與格伯納的基本假設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

從培養理論提出至今，新的研究結論層出不窮。其中既包括支持"培養"假說的研究結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養"假說的研究結論。

米歇爾·摩根(Michael Morgan)與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傳播學年鑒(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發表文章，梳理總結了"培養理論"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項"培養研究"后，肯定了"培養效果"的存在。作者認為儘管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從總體來看，"培養理論"已經得到了證明。正像約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書中講的那樣："公平地說，儘管不是所有的傳播學者都對"培養理論"表示信服，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培養"效果在一部分群體中確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