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新論

《國史新論》由錢穆先生髮表的一些論文和在香港、台灣等地的講演記錄整合而成，比較簡略宏觀地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演變及社會形態進行了獨到的闡釋。

該書一氣縱貫，自成邏輯，先談中國社會的演進過程，后談社會演進過程中政治制度的演進，而士的演進又是政治制度演進的重要推動力，接著從士講到教育和選舉制度，最後再回到文化傳統的演進上來。作者“旨求通俗，義取綜合”，他在再版序中說道：“有以分別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專門眼光治史所得，有以變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論題，必分古今先後時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變。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則本之於當前社會之思潮。”

《國史新論》有別於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的古代史研究，也擺脫了國際上普遍存在的以西方為準則的史觀，而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歷史的規律和形態，對比中西歷史，尊重中國文明的個性，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合理性和歷史及現代的意義。

作者常以舉重若輕的態度，進行深透的思考，力求無疏漏，旨在得根源。對一個時代的描述雖只是略略數語，其旨要精髓已包含其中，故該書的一大特色便是“大”。如《中國社會演變》一章，錢穆先生從極大處入手，先從西方的“封建”一詞談起，後轉回中國的西周，並開始曆數各個朝代，對於每一時期只略敘幾筆，便勾勒出了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的特徵。

該書立意高遠卻又不失精準，從中國社會文化演變、傳統政治、知識分子、教育制度與思想等多個側面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淺出的精彩剖析，篇篇精透人里，甚有見地。如“西方尚人治，東方尊法治”之精闢的發現，中國所特有的士階層（知識分子）是“中國歷史的一條有力的動脈”，言簡意賅地指出清代之“族群政治”等等，總之那從歷史而來的大智慧，讀來讓人有洞天高朗的欣喜。

《國史新論》又實乃對當時社會思潮所發的關於國史之“新”論。其“新”在於直面西化思潮對中國歷史傳統的批判，發掘中國歷史之精蘊，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歷史中的“士”的留戀。《國史新論》大膽地轉向了創造歷史的“人”，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士”的地位、作用及其獨特性的認識。文中濃墨重彩地謳歌了中國歷史上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士”，體現著對戰國“游士社會”和漢唐的“郎吏社會”的嚮往，也聽到了作者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理想的“士”的精神回歸的呼喚。

貴州社科院研究員王鴻儒：這位史學大師是在以想像寫史，論國史雖曰“新論”，其實不新。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以及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1966年，錢穆移居台灣台北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