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

作為一名實際上的反戰派，山本五十六在身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時代，對於不得不開始的戰爭顯得十分苦惱，在早期以終戰為目的進行的和談，他一直考慮的問題不是如何在戰爭中獲勝，而是如何能早日將戰爭結束。

在山本五十六還擔任海軍次官時，他就認為如果與德意兩國結盟，日本將很有可能向美國開戰，並因而走向毀滅。因此他強烈反對日本和德意結為同盟，原因就是日美兩國實力懸殊，但大家卻都認為他是“膽小鬼”。

媒體拚命煽動開戰，引起了民眾的狂熱，他們希望透過戰爭來打破國內的停滯狀態。結果“軸心國”還是形成了，反對開戰的山本五十六以聯合艦隊的司令身份站在與美國戰鬥的最前線。山本計劃透過短期決戰來取得優勢，這樣就可以有利的條件和美國議和。

在和美國的議和無望之後，山本五十六也在去前線視察途中遭到美軍襲擊而身亡。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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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事方法上，影片採取雙線結構。一條線索是山本的活動，全面涉及了他在海軍省、聯合艦隊、家庭、朋友等方面的人際關係，按時序敘述反對德意日三國同盟、就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偷襲珍珠港、中途島海戰與山本之死等重要情節；另一線索是《東京日報》年輕記者真藤利一幾次採訪山本的見聞，並通過寫作《大日本帝國戰史》，理解山本的存在對日本的歷史意義。真藤這一敘事線索的存在，一方面突出媒體在戰時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如同近年日本海戰電影慣用的“追憶結構”，通過年輕後代對歷史人物的重新理解，而引入影片對日本社會的判斷。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的出現及其接受，都充滿了政治意味。不過這種政治性，如果僅在指責其“軍國主義”、“右翼化”的層面進行，無疑會隔靴搔癢，並在定型化想象的基礎上加劇民族主義衝突。事實上，影片帶動的是複雜的反應，其民族主義表述也曲折得多。

日本海軍建制、設施和技術的現代化、軍隊教育的精英主義、嚴謹的職業倫理以及英俊瀟灑的形象與獨特的海軍電影美學，也不同於一般日軍影像與觀感。最讓人驚訝的，可能是山本五十六這個二戰法西斯海軍頭目、策劃突襲珍珠港事件而點燃太平洋戰爭戰火的罪魁禍首，居然是個“反戰派”。“反戰”而又被迫發動太平洋戰爭，正是山本“愛國”的表現。可以說，《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是21世紀日本社會一種新民族主義的呈現。它格外地凸顯了一種“保護危機中的日本”這樣的民族意識。影片片頭的長岡大火與片尾的東京廢墟呈現的危機意識，顯然直指日本社會。這種危機意識，在直觀的層面讓人想起與影片2011年的311大地震，更聯繫著19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發展的遲緩與停滯，聯繫著作為鄰國的中國崛起，聯繫著日美之間曖昧的共存關係，以及日本主流社會難以釋懷的戰敗記憶。以一種感傷的姿態，以一種“平民化”的立場直面日本民族最傷痛的時刻，藉此喚起民眾對日本社會的危機意識和責任感，并力圖從民族危機敘事中召喚新的國家認同。

日本戰爭電影較少涉及陸軍進行的“大東亞戰爭”，而主要集中於以日本海軍為主的“太平洋戰爭”，就是這種戰爭觀的具體呈現。由此，其關於戰爭受害的記憶，就主要是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慘敗和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對日本國民的傷害。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以及亞洲諸國的侵略和破壞，在這種戰爭記憶中是看不見的。在這樣的戰爭記憶中，國民—國家的民主化理想只能處在一種分裂狀態中。國民—國家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項發明，如果不能認清它置身的全球格局與內在的國家主義動力，而僅僅用國民的理性與民主來克服國家的無理性，恐怕就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修辭術。特別是，把日本的戰爭記憶局限在日美關係結構中的“太平洋戰爭”，對媒體戰爭責任的追究和國民理性的召喚，並不深入到現代日本的全部歷史中，對戰爭的反思就只能停留在日本社會內部一種自憐和自戀式的傷悼中，並以此召喚“守護危機中的日本”這樣的民族意識。（《 中華讀書報 》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