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莫里斯

1964年到1972年，莫里斯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認同為女，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轉變成簡·莫里斯，她服用了大約12000片女性激素。莫里斯寫道，“我即將改變自己的形象、我在同齡人中的地位、我會喚起的反應、我的名聲、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情感，可能還有我的能力。”莫里斯將自己對性別的掙扎比作“一個難題”（the conundrum thing），一個令她困惑很久的難題。在《她他》（Conundrum），她寫道，“當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出生在一個錯誤的身體里，我真該是一個女孩。那一刻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我生平最早的記憶。我坐在母親的鋼琴下，她的琴聲像瀑布一樣落在我周圍，像洞穴一樣圍住了我。”她把自己描繪成愛麗兒（Ariel），一個追求“非男非女的更高理想”的寓言人物。如果不存在手術安全的問題，她毫不懷疑自己會“拿起一把刀，毫不畏懼，毫不猶豫地親自動手”。

莫里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天堂的命令》（Heaven’s Command）、《永別了，小號》（Farewell the Trumpets）。在答《巴黎評論》的訪談中，莫里斯提及了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激怒”（infurling），德日進認為歷史藉助一種自我反省，正在緩慢地將人類與自然融為一體。莫里斯回憶起在加拿大讀報的一篇文章，它是1902年發表的關於帝國主義的文章。其中講到，帝國是愛的代言人，這啟發了莫里斯，她開始認為，在所有複雜的情感中，愛是唯一的通行的線索。“好的東西比壞的東西更富有彈性，”莫里斯回應道。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曖昧之處，帝國主義是舊的傳統，但它也有產生新的救贖和團結。

在《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這本合集的序言中，莫里斯以一種樂觀的姿態宣告了新時代的來臨，“總而言之，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人們變得更加寬容、和善，比他們在二戰之前更加慷慨。不論漫遊何處，我很少感到受威脅，也幾乎從未被打劫。我們仍然認為——至少我是這樣想—總體上人類在朝著希望進步斷斷續續地走向一個更加幸福的結局，不管那結局有時看上去多麼不可能實現。我想，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重又徘徊人間，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爾·德·夏爾丹的理論：在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過程中，所有的物種正在走向某個終極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