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

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於北京市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在雲居寺以東，故又稱東峰。高約500米，開鑿九洞，分上下兩層。下層有兩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有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原作經堂，稱石經堂，有石扉可以啟閉。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后即以石塞爐熔鐵錮封。至遼金時，又在山下雲居寺西南角開闢地穴兩處，埋藏石經后合而為一，其上建塔，稱壓經塔。

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公元605年~617（隋大業年間）開始刻造，634年（唐貞觀八年）刻《華嚴經》和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至639年（唐貞觀十三年），刻完《涅槃經》后靜琬圓寂。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還有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四人。

唐開元年間，在皇室的支持下，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辟新堂兩戶（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九洞之中。五代戰亂時期，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從遼代開始續刻。

據1058年（清寧四年）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石洞中的藏石經數量：自1027年（太平七年）至1057年（清寧三年），持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360塊。此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1056年（清寧二年）至1093年（大安九年）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

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通（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1118年（天慶八年）於雲居寺西南角，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金代續刻石經始於1132年（天會十年）。后1136年（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都王經》1帙（10卷）；1138年~1149年（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余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1149年~1190年（皇統九年至明昌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

此外還有不知名的刻經者所刻《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余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

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明代朝廷修葺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京官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劃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藏石經1.4萬餘塊。

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了它的價值。但僅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有些刻經題記還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區的行會名稱和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對研究當時華北社會狀況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

1956年是釋迦牟尼佛示現涅槃2500周年，世界佛教聯合會號召各個信仰佛教的國家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中國佛教協會報請國務院，選擇挖掘拓印房山石經作為自己的獻禮。

雷音洞是工作組清理的第一個對象，這是9個洞穴中唯一開放式的，一度作為法事活動的場所。經歷一千多年的風雨，洞內殘破不堪。鑲嵌在四壁的石經板有18塊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塊經板上被胡亂刻下了“到此一游”四個字；洞口處的土炕是用經板的碎片壘起來的。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間，一個叫慧月的高麗和尚也曾經來到雷音洞，他讀了洞中靜琬寫下的“貞觀二年題記”，了解了靜琬大師刻經的意圖，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壞的石經，心中一樣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來，四處募化錢財，補刻了洞中損壞的5塊經板，並在經末留下了題記。

撬開山上其餘8個藏經洞的石門，儘管有山泉和風沙的侵襲，石經板依然保存完好。經過清洗，這些打磨過的石料光可鑒人。對山上石刻經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考慮到保護石經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經按照原來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門重新封好。

1957年夏天，工作人員根據史料的記載在山下雲居寺內，於已被炸毀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長109米，東西寬10米，深5米，四邊築有圍牆，穴內分大小不等的兩室，擺滿了一摞摞一層層遼金時期的經板。一年後，地穴石經的拓印工作業已完成，文物局撥專款修建了庫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塊石經。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發現，學者們確定是《契丹藏》。遼代朝廷聚集眾多高僧編寫的《契丹藏》質量非常高，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從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漢人學者、吸收漢族文化，國勢大強。《契丹藏》編寫完成後曾贈給高麗一部，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它一度失傳，文獻上也沒有對它的記載，就連它是捲軸式還是方冊本都無從考證。地穴石經出土17年後，北京文物局派專人去山西應縣修復木塔，在木塔第四層卧佛的肚子里發現100多件遼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經，為捲軸式。經過對比，捲軸里一張紙的內容就是地穴中一塊遼代石刻經碑的內容，字數、行數和個別用字都完全一樣，充分證明了《契丹藏》是遼金時期刻經的底本。

石經山至今還保守著一些未曾披露的秘密。據史料記載，山上還有一座名為“孔雀洞”的藏經洞，那些與文獻數據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經中找不到的石經板就藏身於孔雀洞。

1961年3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單，把房山雲居寺和石經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先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石經進行保護。

但是庫房裡一萬多塊石經板在出土后的40年間還是出現了嚴重的風化現象，損壞程度遠遠超過了過去一千年時間裡的總和。由於大氣污染和材質本身的差異，一些經碑的表面突起、發生了粉化，字跡模糊，有的甚至消失不見。

在原址上改建了一座現代化地宮，面積達400平方米，底板、側牆和頂板均採取了防水設施，室內空氣置換為純度達99%的惰性氣體，溫度保持在25攝氏度。1999年9月9日，在舉行了一場盛大的佛教儀式后，雲居寺石經重新回藏地穴。回藏並不意味著與世隔絕，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參觀廊的大玻璃瞻仰地宮裡的石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