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
世界文化遺產的珍貴寶藏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略稱房山石經),是我國從隋代至明末綿歷千年不斷雕制的石刻寶庫。它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特別是佛教歷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珍貴寶藏。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
唐開元年間,在皇室的支持下,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辟新堂兩戶(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九洞之中。五代戰亂時期,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從遼代開始續刻。
據1058年(清寧四年)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石洞中的藏石經數量:自1027年(太平七年)至1057年(清寧三年),持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360塊。此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1056年(清寧二年)至1093年(大安九年)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
此外還有不知名的刻經者所刻《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余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
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明代朝廷修葺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京官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劃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藏石經1.4萬餘塊。
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了它的價值。但僅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有些刻經題記還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區的行會名稱和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對研究當時華北社會狀況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
1956年是釋迦牟尼佛示現涅槃2500周年,世界佛教聯合會號召各個信仰佛教的國家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中國佛教協會報請國務院,選擇挖掘拓印房山石經作為自己的獻禮。
刊刻藏地
撬開山上其餘8個藏經洞的石門,儘管有山泉和風沙的侵襲,石經板依然保存完好。經過清洗,這些打磨過的石料光可鑒人。對山上石刻經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考慮到保護石經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經按照原來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門重新封好。
出土石經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發現,學者們確定是《契丹藏》。遼代朝廷聚集眾多高僧編寫的《契丹藏》質量非常高,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從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漢人學者、吸收漢族文化,國勢大強。《契丹藏》編寫完成後曾贈給高麗一部,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它一度失傳,文獻上也沒有對它的記載,就連它是捲軸式還是方冊本都無從考證。地穴石經出土17年後,北京文物局派專人去山西應縣修復木塔,在木塔第四層卧佛的肚子里發現100多件遼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經,為捲軸式。經過對比,捲軸里一張紙的內容就是地穴中一塊遼代石刻經碑的內容,字數、行數和個別用字都完全一樣,充分證明了《契丹藏》是遼金時期刻經的底本。
石經山至今還保守著一些未曾披露的秘密。據史料記載,山上還有一座名為“孔雀洞”的藏經洞,那些與文獻數據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經中找不到的石經板就藏身於孔雀洞。
1961年3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單,把房山雲居寺和石經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先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石經進行保護。
回藏地穴
在原址上改建了一座現代化地宮,面積達400平方米,底板、側牆和頂板均採取了防水設施,室內空氣置換為純度達99%的惰性氣體,溫度保持在25攝氏度。1999年9月9日,在舉行了一場盛大的佛教儀式后,雲居寺石經重新回藏地穴。回藏並不意味著與世隔絕,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參觀廊的大玻璃瞻仰地宮裡的石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