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樂總三

1860年代初，相樂總三為實現尊王攘夷的主張，開始交結各地誌士，密謀武力反抗幕府政權，屢遭失敗。1860年代中期，他結識了討幕派重要人物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1867年，西鄉隆盛等人派遣相樂總三與其他人潛入江戶進行反幕府的行動。1868年戊辰戰爭開始后，相樂總三組織了赤報隊，作為政府軍的先頭部隊。相樂總三向政府建議減輕幕府領地的租稅，獲接納，發出“年貢半減令”，他又請求政府發給官軍印章，卻被拒。赤報隊向東出發不久后，政府便命令他們返回京都，赤報隊一部份人聽從命令折返，但相樂總三率領一部份人繼續前進。新政府不久撤回“年貢半減令”，又宣布相樂總三的隊伍是偽官軍。相樂總三與政府展開交涉，3月時被捕，不久處死。

相樂總三之孫爭取為祖父恢複名譽，1928年終獲平反。

被枉殺的草莽志士——相樂總三

相樂總三，幕府末年活躍於武裝倒幕最前線的草莽志士，在明治官僚的屠殺下含冤而死。其冤案累經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直到昭和三年（1928年）方予昭雪，長達六十餘年。

相樂總三原名小島四郎左衛門將滿，排行第四，也稱四郎。成為志士后，取名村上四郎、內田四郎、二荒二郎、相樂總三，也寫作相良總三。1839年生於江戶赤坂檜町的小島家。其父小島兵馬原來是下總國北相馬郡門木新田村的豪農，掌管過村政，后靠向旗本發放高利貸，聚斂財富，舉家遷往江戶赤坂。相樂總三出生后，被指定為小島家的繼承人，自幼即學習武藝、國學、兵學和歌學，頗有才華。其家庭門第原出豪農，這一階層是從幕藩體制封建統制的裂縫中生長出來的新興社會勢力。他們對幕藩領主的重重盤剝，懷有強烈不滿，在開國后民族危機嚴重，階級鬥爭激化時期，從這一階層中湧現出大批倒幕志士，因為他們無武士身份，置身於民眾之中，相對當權的上級武士而言，稱為“草莽”。而相樂總三就是草莽志士的傑出代表。

1858年，幕府在列強炮艦政策的威迫下，與美、英、俄、法、荷蘭等國先後訂立了喪權辱國的“安政五國條約”。為抵禦外侮，講求兵學武藝，倡導宣揚民族主義、日本主義的國學，一時成為風氣。在這種形勢下，相樂總三開私塾，講授其擅長的國學、兵學，不少青年人慕名而來，最多時門生達百餘人，聽他解說尊王攘夷的思想。

1859年（安政六年）幕府血腥鎮壓尊攘派志士的“安政大獄”和1860年尊攘派刺殺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櫻田門外事件”，如巨石投水，接連在日本掀起軒然大波，從此尊攘派走上以武裝對抗幕府民族投降政策的道路。上述事件也強烈刺激著相樂總三，思想為之一變。他認為與其坐而論道，莫若奮起行動。

1861年他毅然停辦私塾，託詞去東北奧羽地方旅行，從其父小島兵馬手中提取黃金5千兩，奔走於信濃（今長野縣）、上野（今群馬縣）、下野（今櫪木縣）一帶，邀集當地豪農、豪商出身的草莽志士，組織尊攘團體，又聯絡長州，久留米的尊攘派，密謀暴動，實行尊王攘夷。1862年相樂總三以所攜重金為招募士兵，購買武器的軍事經費，與武藏國（今崎玉縣）的桃井儀八組成以豪農、自耕農和佃農為主體的武裝隊伍“慷慨組”，計劃於1863年11月與其他志士團體“真忠組”、“天朝組”聯合行動，分別在赤城山，高崎城，橫濱等地舉兵攘夷，火燒外國洋館，但因準備不足，加之內部分裂，叛徒告密，事敗未果。“慷慨組”的赤城山舉兵受挫后，相樂總三又到信濃諏訪郡等地活動，以圖再起，又遭失敗。但他仍不灰心喪氣，1864年3月參加水戶藩尊攘派的筑波山舉兵，不久因不滿水戶尊攘派內部熱衷於黨爭而忽略尊攘鬥爭，返回江戶。

居家期間，其父為使總三留在身邊繼承家業，連忙為之籌辦婚事；另外，與小島家關係密切的幕臣酒井錦之助則勸誘他應聘去當藩士（年俸三百石）。但妻子的柔順和令人羨慕的武士身份，都未能使他丟棄尊攘使命感。1866年3月，相樂總三豪情滿懷地來到群英聚集的京都，撰寫了鼓吹攘夷的《華夷辨》，受到長州藩主毛利敬親的注目，毛利曾為之親寫跋文，予以宣揚。后經薩摩藩武士伊牟田尚平和益滿休之助的引薦，結識了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從此，相樂總三作為討幕派武力倒幕線路的得力實行者，活躍於鬥爭的最前線。

1867年10月，討幕運動處於關鍵時刻。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以守為攻，企圖在“奉還大政”的幌子下繼續保留軍隊，控制實權。西鄉、大久保等討幕激進派主張徹底推翻幕府統治，武力解決問題。於是西鄉隆盛等暗派相樂總三、伊牟田尚平、益滿休之助等潛入江戶，組織人員騷擾幕府後方，以轉移將軍慶喜注意力，加緊武裝討幕的準備；或激怒將軍，使之出兵討伐京都，從而為武力討幕製造借口。按照上述計劃，10月上旬相樂總三等到達江戶后，立即以薩摩藩設在江戶的藩邸為據點，寫信召集各地尤其是關東、東北地方的志士，火速來薩摩藩邸集結，同時在江戶的浪人、流浪貧民中物色人選，很快成立了約有五百人左右的浪士隊。總三任該隊總裁，手下各類幹部中豪農豪商出身者8人，脫藩浪士5人，鄉士、關守、醫師出身者各1人；浪士隊的基本隊員則主要是來自關東地方如上野、下野的農商階層，是多年從事反幕鬥爭的草莽志士。在相樂總三的指揮下，一部分浪士隊成員分兵三路，襲擊野州（今櫪木縣）、甲州（今山梨縣）、相州（今神奈川縣）的幕府戰略要地，企圖以此來分散江戶的幕府守備力量，再一舉襲擊江戶。但由於幕府出動裝備精良的軍隊進行血腥鎮壓，使得襲擊野、甲、相三州的浪士隊先後失敗，犧牲百餘人。留在江戶的浪士隊成員，以幕府御用商人、佐幕藩邸、橫濱貿易商人為攻擊目標，或放火焚燒，或襲擊搶劫，或開槍開炮，鬧得江戶治安混亂，人心惶惶。幕府惱恨至極，12月下旬命令庄內、鯖江等佐幕四藩包圍併火攻薩摩藩邸。相樂總三指揮留在藩邸的約150名浪士隊成員進行殊死抵抗，有的被捕，有的犧牲，相樂總三等突圍，乘薩藩汽船“翔鳳丸”撤回京都。1868年1月，“王政復古”政變后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同時又被浪士隊襲擾江戶所激怒，更加感到身陷絕境，於是慶喜便決心率兵進攻京都，從而為討幕派出師反擊提供了口實。在這個意義上說，相樂總三的浪士隊基本上實現了西鄉隆盛的意圖。因而在鳥羽·伏見戰鬥勝利的第二天，西鄉對歸來的浪士隊成員大加讚揚，說：“蓋此戰提早爆發且揭開德川氏滅亡之序幕，實乃諸兄之力，不勝感激之至。”

鳥羽·伏見戰役結束后，明治政府宣布德川慶喜為“朝廷之敵”，1月7日下令討伐，開始了討幕東征，以薩長兩藩之兵為主力的政府軍即所謂官軍準備沿山陰、東海、東山、北陸等四條交通要道進攻江戶。但當時官軍人數少，軍費開支又不足，不得不允許農民、市民組成草莽隊伍，作為先遣部隊為進軍掃清道路。一時各種稱呼的民間部隊紛紛成立。1868年1月10日，相樂總三徵得西鄉隆盛、岩倉具視的同意，以來自京都的公卿綾小路俊實、滋野井公壽為總帶隊，在近江國（今滋賀縣）愛知郡松尾村成立了官軍先鋒隊，取赤心報國之意，稱“赤報隊”，分為三個分隊，相樂總三任第一分隊隊長。該隊類似長州藩的“奇兵隊”，也是以脫藩浪士和鄉士為骨幹，招收許多農民、市民等非武士出身者加入，戰鬥熱情旺盛。初建隊時人不過二、三百名，但擔負著為官軍偵察敵情，籌集糧食，開闢道路等任務，是政府軍東征中不可缺少的突擊力量。

身為分隊長的相樂總三不僅有軍事才幹，而且有政治頭腦。1月13日，他向太政官提交了建議書和請願書，建議乘幕府軍新敗，士氣低落以及列強暫作壁上觀之時“出賊之不意，速佔兩翼，則征伐可成”；希望明治政府“暫時減輕幕府領地的賦稅”，以宣示“天威”，爭取民心，使幕府縱有“金湯之固亦難免有倒戈者起自賊之蕭牆，勢必予東征以一臂之力”；同時為鼓舞赤報隊的士氣，師出有名，他還懇求明治政府早日“下賜官軍之御印”，正式承認赤報隊為東征先鋒隊。太政官對總三關於減輕賦稅的建議予以採納，由坊城大納言宣布幕府領地當年租稅減半，此即有名的《年貢減半令》；而對總三“下賜官軍之御印”的要求加以拒絕，也不同意發給赤報隊官軍旗號，反而命令赤報隊改變行軍路線，由東山道轉為東海道，並接受東海道鎮撫軍總督橋本實梁的節制和指揮。但赤報隊已出發沿東山道進擊前進。出發前該隊定軍規三條：伐逆撫順，憐愍老幼；守禮讓，慎酒色，不得輕舉妄動；嚴禁盜竊姦汙，驚掠下民，不可做無道之事。軍紀嚴明，吸引不少人加入其中。在進攻甲斐城的進軍途中，1月23日相樂總三派人前往京都，再次要求發給官軍旗號，並准予赤報隊繼續沿東山道前進，但被明治政府斷然拒絕。這時，京都傳出誣指赤報隊是襲擊富豪的“強盜”，不服從軍令等流言蜚語。政府以此為理由，下令赤報隊全部撤回京都。這樣，公卿綾小路及赤報隊第二、三分隊被迫轉向開回京都。接著，政府又以“橫行強盜”、“玷污朝廷名聲”等莫須有的罪名，指使大樹藩士兵逮捕赤報隊滋野井分隊的30名隊員，或處以死刑，或捆綁下獄。2月初，赤報隊瓦解。

政府的打擊並未動搖相樂總三的鬥爭決心。1868年1月底，他率部脫離赤報隊，自稱官軍先鋒嚮導隊，繼續沿東山道推進。1月29日進入美濃國（今歧阜縣境內）中津川，2月初進入信濃國飯田、伊那，2月6日抵達下諏訪，設東進基地。一路所到之處，張貼《年貢減半令》，宣告王政復古，凡以前德川氏領地一概收歸政府所有，轉成“天朝御領”，領地農民的年貢皆可減半。又在嚮導隊中發布以赤報隊三條軍規為基礎的法令十九條，規定士兵嚴守軍紀，不許騷掠百姓町人，侵犯婦女。因而受到沿途民眾的熱烈歡迎，視之為“改革世道的大明神”，加入嚮導隊者頗多。進入下諏訪時，隊員增加到230人左右，其中150人是社會地位很低的搬運工。

明治政府對相樂總三等草莽隊伍的獨立行動十分恐懼，加之三井、小野、島田等城市大特權商人看到幕府大勢已去，轉而支持明治政權，紛紛獻金獻款，尋求靠山，同時，要求取消《年貢減半令》以確保其剝削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明治政府把暫行的士農同盟改變為士商同盟，對草莽志士先是利用，現則改變為鎮壓。於是自食其言，撤消《年貢減半令》，併發出“回章”（傳閱文件）全面禁止嚮導隊、高松隊等草莽諸隊在東山道一線的活動。在“回章”中攻擊草莽諸隊“全系無賴之奸徒”，特別提到相樂總三的嚮導隊說：“據傳綾小路返回京都后，其下屬無賴之徒相互糾合，偽借官軍之名，自稱嚮導隊，虛張聲勢，劫掠農商，意欲漸次東進。”下令加以逮捕。以岩倉具視的兒子具定、具經為正副總督的東山道鎮撫都督府隨即開始了對相樂總三的隊伍的血腥鎮壓。2月14日，嚮導隊攻佔碓冰垰，準備繼續東征。2月17日，在岩倉具定、具經命令下，須坂、高遠、上田、岩村田等信濃國諸藩出兵，圍攻嚮導隊北信濃分遣隊，捕殺多人。相樂總三聞訊后悲憤已極，23日上書辨爭。25日薩藩、總督府下《約定書》，同意嚮導隊附屬薩藩指揮，給養可取自總督府，目的在於穩住嚮導隊。3月2日，東山道總督府以商討軍議為名，把總三等騙至事先設下伏兵的總督大本營，加以逮捕。當時總三隨從劍客大木四郎起而反抗，但被總三制止，幻想容后審判時再行辯解。隨後，嚮導隊其他60名成員也遭逮捕，全部綁縛在大樹下，不給飲食，任其苦遭烈風寒雨的淋襲。岩倉等總督府高級軍官躲起來，對總三等人不予理睬。3月3日傍晚，未經任何審訊，也不給總三以及八名嚮導隊領導成員以任何辯解的機會，就以虛構的莫須有罪名，在下諏訪友之町的磔田將其匆匆斬殺。臨刑前，相樂總三鎮定自若，先遙拜皇宮，而後吩咐持刀行刑的劊子手：“幹得漂亮點！”嚇得第一個劊子手心慌手軟，竟一刀未將其砍死。身負重傷的總三怒喝到：“換一個來！”第二個劊子手跑來幫忙，才將其殺害。

相樂總三被無端枉殺時，年不滿三十歲。為推翻幕府封建統治而捨身忘死的草莽志士未死於德川氏之手，反遭明治官僚的暗害而犧牲。他的悲慘遭遇是揭露明治政府反人民政策的又一典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