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戰俘集中營

英美戰俘集中營是日本人設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中心戰俘集中營。從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戰俘到達這裡，至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瀋陽美英戰俘集中營關押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和新加坡的六國戰俘，最多時達2000多人，平時維持在1500人左右，其中絕大多數為美軍戰俘，其中有100多名戰俘來自另外五國。這些戰俘平均年齡26歲，最大的62歲，最小的21歲。其中僅已知的美軍少將以上高級將領就有17位。

溫萊特中將是被日本俘虜的軍銜最高的美軍軍官。這位曾指揮三萬美軍的美國駐菲律賓守軍司令，也曾被關押在這座戰俘營里。1945年，在舉世矚目的日本法西斯投降簽字儀式上，“消失”多年的溫萊特中將，竟站在了麥克阿瑟將軍身後。麥克阿瑟將軍用三支鋼筆簽下“日本無條件投降書”，其中一支鋼筆當場就送給了溫萊特中將。

據溫萊特中將日後回憶，在逃離瀋陽的路上，他得到了眾多中國人民的幫助，他們為他提供食物，幫助推車。他說：“沒有中國人民的幫助，我不可能再次出現在麥克阿瑟將軍身後。”

目前瀋陽市有關部門已查清了二戰時期瀋陽美英戰俘營原址，並進行了現場勘查。戰俘營位於瀋陽中捷機床有限公司院內和大東區青光街的職工宿舍。現存遺址有當年的勞役區、營房、醫務所、日本看守人員住所等。

16%：驚人的死亡率

1942年11月19日，一名美國人死亡；1942年11月23日，兩名美國人死亡；1942年11月24日，一名美國人死亡……

楊競在搜集戰俘營線索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份記著87頁的日記。在戰俘營里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首批到達奉天戰俘營的英軍少校羅伯特·皮蒂，一直冒著極端的危險，堅持偷偷寫日記。而在他每天的日記里，幾乎都能看到這樣的死亡記錄。

“在我們到達瀋陽戰俘營的當夜就下起大雪。”據多次來沈尋找戰俘營的美國戰俘布朗回憶，1942年11月11日，他們到達瀋陽戰俘營時，已有零下20多攝氏度，而當時他們只穿著一層單衣。巨大的溫差，使很多戰俘倒下了。在數百人患痢疾的情況下，便盆卻只有一個，使很多人不得不冒著嚴寒到外面去解手，並因此患了肺炎，戰俘開始成批地死去，倉庫里的屍體堆成了摞。

除了寒冷，還有飢餓與疾病。據前不久來到瀋陽的“362號戰俘”愛倫回憶，當時每天只能得到一些土豆稀湯和發了霉的米飯。因為缺乏營養，越來越多的人患上了嚴重的壞血病和腳氣病。有的戰俘腳腫得實在太厲害，看守的日本人就把竹管插入他們的腿中往外放水。

據了解，瀋陽美英戰俘的死亡率是16%，這一比率要遠遠超過納粹集中營的死亡率。

美軍戰俘的高死亡率，除日軍製造的極為惡劣的生存環境外，許多戰俘一直懷疑是日軍在美軍戰俘身上做了細菌試驗。據愛倫回憶，“被關押在瀋陽時，我與其他戰俘曾經集體被叫去接受‘防疫注射’，當時日本的大夫就在這條胳膊上給我注射了一種紅色的藥液，可是很快我們中的一些人就莫名其妙地死了……60多年來，我一直懷疑，當年我們被注射的不是‘防疫’而是‘鼠疫’，是‘731’部隊進行的試驗。

戲劇性變化：“我們押著日本兵起土豆”

現住瀋陽市大東區青光街的李立水老人，今年已是81歲高齡，他在年輕時曾與美國戰俘同在一個車間勞動過。他在回憶往事時，向記者獨家披露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情節——

“我家當時就住在離戰俘營不遠的地方，當時那裡叫桑家墳。1945年春天，日本兵押著美英戰俘，在距我家200多米的一塊地里，種上了一大片土豆；而到了這年的8月，美英戰俘被蘇聯紅軍解放后，日本投降了，這時美英戰俘不知從哪裡弄到了槍，押著日本兵到土豆地里搞秋收。”

2003年9月，10名曾被關押在戰俘營里的美國老兵，來瀋陽探訪。當一位老兵再一次提起這件小插曲時，在場的老兵以及為他們做嚮導的李立水，都開心地大笑起來。

“東方奧斯維辛”應申遺

據鄧永泉先生考證，當年的戰俘營南北長約320米，寬約160米，內有三棟兩層的監舍及辦公生活設施，四周築有約2.5米高的牆，上邊有電網，在四個牆角都設立了崗樓，每個監舍的窗戶都非常小，每一層大約20個房間。每間面積只有十二三平方米，要擠住15名戰俘。當年戰俘營的各種建築，包括勞役區、戰俘營房、日軍看守人員住所、圍牆等有23處，目前可見的已不足10處。

“它與奧斯維辛集中營一樣具有世界影響。”九一八戰爭研究會會長王建學告訴記者，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在歐洲戰區，而美英盟軍戰俘營遺址則是“二戰”期間亞洲戰區保存下來的惟一一座。目前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已經申報了世界文化遺產，而我們“東方奧斯維辛”也應該申遺。九一八戰爭研究會名譽會長張一波教授則呼籲，目前應該著手成立戰俘營紀念館籌備委員會，並在中國和美國成立民間的戰俘營遺址基金會。

在經過社會各界的積極呼籲下，瀋陽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局組織編製了《美軍戰俘營遺址地區規劃設計》，將該遺址列入受保護建築的名單，並確定了遺址範圍及建築遺址。今年8月15日，瀋陽美英戰俘營遺址，將被改造成美英盟軍戰俘營陳列館並對外開放。向那些民間發掘者們致敬

在採訪美英戰俘營的時候，我們除了為戰俘遭受的虐待感到震驚的同時，也體驗到一種深深的感動———楊競、鄧永泉、張一波等一批研究學者，他們有的為了專心研究美英戰俘營，捨棄了待遇優越的工作；有的為了留住一處新發現的遺址，而四處奔走呼籲；有的為了找到一個新的人證，獲取一份新的線索，而不惜花費自己多年的積蓄，四處求證，多方搜尋。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的努力，美英盟軍戰俘營大量的線索和物證，將會有相當一部分永遠散失，甚至永遠消失在民間，美英盟軍戰俘營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得到全社會空前的關注。在這裡，我們應該向這些仍在不懈研究的人們，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