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銳

黨外布爾什維克任芝銘先生的次女，革命烈士孫炳文同志之妻。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早年同夫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孫炳文曾任京津同盟會文牘部部長、《民國日報》主編，任銳任編輯。

1917年孫炳文到雲南朱德部任咨謀。1922年9月與朱德一起經巴黎赴德國學習，同年11月二人經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回國。同年底到廣州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上校秘書、黃埔軍校主任教官、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4月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

1925年任銳加入共產黨，在白色恐怖的危難之時，任銳帶著兒女，歷經千辛萬苦，面對炎涼世態，但她始終矢志不渝，緊跟革命和時代的步伐。抗戰時來到延安，開始了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使她倍感溫暖，工作兢兢業業，在革命隊伍里里，享有崇高威信。

1927年孫炳文同志被害以後，她擔負起撫養革命遺孤的責任。在白色恐怖下，經歷了十一年的困苦生活，終於在1938年到達延安，先後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

1939年任銳被組織分配到四川璧山第五兒童保育院工作，後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圖書館工作，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監印。“她一點也不嫌工作繁瑣，整日辛辛苦苦地整理圖書。”許多當時的青年同志都被他勤勤懇懇的工作態度所感動。同年冬任銳再次回到延安，並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監印，為中共在延安時代組建民主政權和共產黨執政探索和實踐作出應有的貢獻。解放戰爭時期，女兒孫維世回憶起胡宗南匪軍佔領延安后，媽媽隨老人隊向河東疏散。媽媽騎在小毛驢上，看趕毛驢的老鄉辛苦疲勞，就順口編寫詩歌念給他們聽。老鄉們高興極了，忘記了行路的疲勞。可見這時任銳身體已經不好，但她總不忘記對戰士和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在山西崔家坪時，勤務人員開會，要求任銳念詩。她就隨時即興用通俗易懂而又有教育意義的詩歌，宣傳教育戰士，甚至成為戰士傳誦的作品：

“胡宗南，王八蛋，調了大兵打延安。

六十里長四十寛，背著包袱爬大山。

遊行示威到延安，到了延安沒法辦。

婆姨娃娃都疏散，青年小伙上了山。

進了延安好幾天，不許記者來參觀。

孔孔窯洞無門板，城裡難到雞和犬。

毛主席，真會算，丟下空城讓他占。

空城沒吃又沒穿，美國槍炮也枉然。

安塞蟠龍青化砭，胡匪戰敗叫連天。

八路軍，沒外援，全靠蔣匪王八蛋。

又送槍，又送炮，又送衣服又送面。

…………”

任銳和孫炳文夫婦生育三子二女，個個都繼承父母的政治信仰，投身革命烘爐。由於才華出眾，都為黨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與任銳的教育和言傳身教分不開。長子孫寧世（1915－1967)，又名孫泱，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曾任朱德總司令的秘書，後到東北任中共嫩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東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解放后歷任國家計委軍工局長、重慶西南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等要職，文革中無辜被害。次子孫濟世，新中國成立后在四川工作，曾任四川省旅遊局局長。長女孫維世。三子孫名世，戰爭中兩次參軍，新中國成立前在遼瀋戰役中犧牲。次女孫新世，幼年寄養在親戚家裡，直到解放后才到北京，見到姐姐，但任銳這時已經逝世三個月。子女離散，作為母親的任銳，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但對子女的教育卻是嚴格的。她將身邊的兩個兒子送到前線，並積極鼓勵他們英勇殺敵，建功立業，為黨和革命貢獻一切。她在寫給兒子的詩中是這樣說的：

“送兒上前線，氣壯情亦愴。

五齡父罹難，家貧缺衣糧。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傷。

烽火遍華夏，音信兩渺茫。

昔別兒尚幼，猶著童子裝；

今日兒歸來，長成父模樣。

相見淚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兒能繼，辭母上前方。”

維世回憶說：“弟弟在東北犧牲了。這消息一直瞞著媽媽，但是慈母的心是最敏感的，他似乎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但她並不為此憂傷。因為她熱愛人民和熱望革命事業成功，所以他更鼓勵著自己的兒子去英勇奮鬥。”維世記憶里媽媽在一首題為《午夜》的詩中這樣寫道：

“…………

現在已是黎明時分，

正經歷著殘酷的鬥爭，

徠多少英勇青年，

前仆後繼壯烈犧牲！

我認識的朋友中，

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親。

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

真理正義止住了

母親們疼痛的心，

我們更奮勇前進！

…………”

她的示兒名詩是：

“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1949年4月11日新中國成立前夕，任銳由於積勞成疾，因病逝世，時年58歲。

1949年4月11日新中國成立前夕，任銳由於積勞成疾，因病逝世，時年58歲，在北京萬安公墓由黨和華北政府為任銳舉行公祭，《人民日報》當時作了報道，其碑文為周恩來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