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邑起義

旬邑是陝西較早成立黨組織的地區之一。1926年春，中共西安地方執行委員會派黨員王佛宗到旬邑寶塔高小以教師身份為掩護，發展黨員，建立了中共寶塔高小中共小組。8月，許才升等奉黨組織之命回到旬邑開展革命活動。9月，在中共寶塔高小黨小組基礎上，建立中共旬邑特別支部和中共寶塔高小支部。中共旬邑組織成立后，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建立農民協會，保護農民利益，創辦“貧民夜校”“平民夜校”等，組織農民學習文化，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培養農民骨幹力量。同時，幫助建立學生聯合會，開展非基督教運動，紀念“三一八”、“五四”、“五卅”等學生運動，宣傳革命思想，促進了農民和學生的覺醒。並組織農民和學生，成功發動了“三河”請願，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爭士氣，為旬邑起義發動和中共組織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1928年春，旬邑縣春荒嚴重，饑民遍地，地主豪紳趁機逼租逼債。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旬邑縣政府更是火上加油，派軍警入鄉勒索，拉夫拉丁，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使得苦難的旬邑人民更加饑寒交迫，怨聲載道。其慘狀，正如當時報紙所描述：“近年來災祲迭見，十室九空，哀鴻遍野，悲慘情狀，聞者酸鼻，聽者墮淚！鄭俠復生，恐不能繪其梗概”。其處境，正如當時民諺所云：“農民眼前三條路，一逃、二牢、三上吊；農民身上兩把刀，地租重、利錢高。”在“苛政猛於虎”的暴政下，反抗國民政府旬邑當局的不滿情緒和民間力量也因此醞釀、積聚起來，客觀上為旬邑起義爆發奠定的了社會基礎。

5月5日晚，許才升等在建黨組織較早、群眾基礎較好的清塬郝村召開黨員會議，傳達省委指示，號召農民團結起來，推翻舊政權，並就暴動作了部署：1、確定暴動日期及方式、信號；2、攻縣城，捉縣長，懲貪官；3、打開糧倉，救濟貧民，幫助百姓度過春荒；4、打開監獄，救出被押的共產黨員及群眾；5、成立蘇維埃政府，打擊土豪劣紳。

5月6日(農曆三月十七日)，許才升在中共組織發展較早、群眾基礎較好的郝村，召集了清水塬各村農民140多人，以抗糧“交農”為口號，發動了起義。參加起義的群眾手持各種農具和梭鏢、大刀、長矛，就地處決了惡紳程茂育和催糧委員，並連夜向旬邑城進發；行進中，隊伍擴大到400人左右，5月7日拂曉攻佔了縣城。起義農民打開監獄，救出了被捕的共產黨員王廷璧、王日省以及被押的無辜群眾，又攻佔了糧秣局和縣政府，殺了縣長李克宣等人。5月8日，許才升帶領數百名起義農民回到清水塬進行整訓；呂佑乾、呂鳳岐等人留在城內開倉濟貧，救困扶危。5月12日，起義隊伍在縣城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成立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推選許才升任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工農革命軍第二路總指揮兼縣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呂鳳岐為秘書主任，程百印任土地分配委員會委員長，蒲玉階任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程國柱任交通委員會委員長，王浪波任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王日省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程雨順任革命裁判委員會委員長。

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積極帶領武裝人員，深入縣城周圍各村，開展打土豪、分糧物鬥爭。廣大農民揚眉吐氣，土豪劣紳聞風逃竄，起義烈火燃遍全縣。國民黨彬乾區行政長官劉必達，一方面指使逃到外邊的反動豪紳暗中收買、瓦解起義隊伍；一方面派李煥章代理旬邑縣長，率領民團圍攻縣城。5月30日拂曉，被國民黨收買的內奸劉興漢等在縣城發動叛亂，相繼逮捕了呂佑乾、呂鳳岐、王浪波、王廷璧、程永盛、程國柱，又派人到張家村逮捕了許才升。5月31日將呂佑乾等七位起義領導人押到張洪鎮殺害。

旬邑起義是陝西農民群眾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暴政的一次重大鬥爭，它的發生對中共組織以後在西北地區創建紅軍和根據地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實現了省委的要求，配合了渭華起義。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做出了在陝西發動農民暴動的決定。1928年1月初，中央連續發出兩封指示信，要求陝西省委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反動統治，建立革命政權。12日，中共陝西省委發出《第二十六號公告》，要求陝西各級黨部，努力鼓動和領導農民群眾，“打倒豪紳、地主、官吏、一切反動派和軍閥，實行徹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過渡到全陝西的總暴動，實現全陝大騷動。在部署關中武裝暴動時，中共陝西省委將關中劃為省東、渭北、省西、中區、東府五個暴動區，每區設一暴動委員會指揮各區游擊戰爭，以此配合形成全陝暴動格局。旬邑劃歸渭北區，受中共三原縣委領導。1928年3月20日，中共陝西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陝西政治、黨務報告》中提出：“（1）陝西新軍閥統治之日漸削弱崩潰；（2）陝西民眾革命鬥爭之加緊與民眾情緒之高漲。”“我們亦可如廣東、兩湖、江西一樣，形成一鄉或數鄉或數縣的割據局面。”陝西“黨主要的任務：要信賴群眾，勇敢堅決的組織和領導民眾所有自發鬥爭，並須開發民眾潛伏的積憤，使其發揚爆裂，一直到暴動，奪取武裝和政權，在陝西形成一割據局面，更進而奪取中心的城市，建立一省或數省聯合的蘇維埃政府。”這個報告還說：“全陝黨員數量約為2900人”，渭北“三原縣委，轄涇陽、高陵、富平、淳化、旬邑五區委，共有同志960餘人”。可見，旬邑是中共陝西省委計劃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重要縣之一。

旬邑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渭北高原上領導的與渭華起義遙相呼應的農民革命武裝起義。在渭北地區，旬邑起義率先爆發，建立了渭北地區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這也是西北地區較早的蘇維埃政權之一。在渭華、旬邑起義帶動之下，先後爆發了三原、涇陽、禮泉、淳化、永壽、咸長、澄城等地農民起義，使渭北地區成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較早的區域，農民群眾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土豪劣紳望風而逃，起義影響波及陝西和甘肅寧縣、靈台等地。在旬邑起義、渭華起義的接連爆發，在關中地區形成了渭北、陝東起義的掎角之勢。由於渭北地區農民起義力量的配合，客觀上分散了國民黨的注意力，配合了渭華起義，實現了省委對農民起義的要求，推動了全省革命形勢的發展。

（二）為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積累了經驗。

旬邑起義對於我黨在西北地區擴大革命影響，創建革命武裝，特別是對於西北紅軍的創立具有重要意義。起義過程中改編建立了人民的武裝——渭北工農革命軍，並下設3個連，是渭北地區第一支由農民武裝發展而來的武裝力量。雖然起義軍在反動勢力的瘋狂圍攻下很快失敗，但革命火種仍得以保留，起義余留下來的部分力量，轉入旬邑石門山區，成立了旬邑游擊隊，長期活躍於石門、馬欄和陝甘地區，是陝甘邊區最早的游擊隊之一，成為後來紅軍陝甘游擊隊的一部。正如曾任劉志丹的警衛員於占彪1984年在接受採訪時說：“旬邑游擊隊開始時，領導是呂振邦，他是隊長，程雙印是政委，這是陝甘邊最老的游擊隊。”通過兩年多的獨立鬥爭，旬邑游擊隊積累了豐富了武裝和游擊鬥爭的經驗。1932年2月，旬邑游擊隊與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紅軍陝甘游擊隊接上關係，編入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二大隊，成為陝甘游擊隊重要組成力量，加速了陝甘地區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進程。

（三）鍛煉了幹部，鼓舞了旬邑人民的鬥志。

旬邑起義是中共組織依靠農民力量的武裝鬥爭，對渭北乃至陝甘地區革命鬥爭產生了深遠影響，它衝破了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充分顯示了旬邑人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表現了共產黨員和旬邑人民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極大鼓舞了旬邑人民開展武裝鬥爭的信心，豐富了陝甘邊地區進行武裝鬥爭的實踐，為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積累了寶貴經驗，在陝西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旬邑起義深刻教育和鍛煉了黨的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播下了革命火種，為以後的革命鬥爭培育一大批革命英才，湧現了崔廷儒、崔維峻、蒙定軍、於占彪、馬志超，甘肅革命先驅王孝錫、王曉時等一批革命骨幹和出類拔萃的領導人物。崔廷儒，寶塔高小學生，參加旬邑起義時年僅17歲，后曾任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中共寧夏工委書記，1941年4月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於銀川。蒙定軍，參加旬邑起義年僅15歲，后長期負責中共在十七路軍和三十八軍黨的工作，在西安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毛澤東稱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八軍的工作為“統一戰線的典範”。崔維峻，獲取了關乎紅軍命運的密電碼，為紅四方面軍粉碎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起了重要作用

旬邑起義，點燃了渭北地區的革命烽火，對推動了陝甘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奠定了基礎，使之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旬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沉重打擊了反動統治，推動了革命向前發展，為此後創建陝甘邊根據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共陝西省委在考慮建立紅軍和根據地時，把旬邑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1929年7月19日，中共陝西臨時省委在給中央的第一號報告中說：“栒邑組織潰散后，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動組織與臨委發生關係，邠州、淳化亦恢復組織，由栒邑管轄，同時接連栒邑之甘肅正寧，亦發生組織，甘肅工作今後亦可開始發展。”“陝、甘接連之栒邑山中有數百人，槍械很多，已派二十餘同志打入活動”。這說明，旬邑的革命活動，對於中共陝西省委建立在陝甘邊一帶建立根據地是有著重要影響。

1932年9月17日，中共陝西省委制定的邊區軍事計劃中，關於“根據地的創造與改造”部分中提出：“邊區範圍目前以旬邑職田、清水塬、土橋塬、淳化鞍子坡、白廂塬、盤克塬、耀縣照金、馬欄一帶、正寧之山河北塬、盤克塬、湫頭塬、寺村塬周圍400里為中心，軍事根據地在湫頭塬。”軍事計劃還提出：“應廣泛的運用農民游擊隊的活動和紅二十六軍的配合起來，肅清旬邑淳化間的敵人，以取得與渭北游擊戰爭的匯合，使渭北蘇區與陝甘邊新蘇區打成一片”。這說明，中共陝西省委關於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計劃中，邊區範圍以旬邑、淳化、耀縣、正寧為中心。紅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過程中，旬邑及馬欄鎮，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區域，即便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心轉移到照金、南梁，但馬欄處於兩個地區的樞紐地帶。在這個過程中，率先在關中擎舉蘇維埃旗幟的旬邑人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鬥爭，推動了西北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同時為陝甘邊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和壯大，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使之最終發展成為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二）培育形成了旬邑起義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和前進動力。通過回顧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及旬邑革命歷史，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出：旬邑起義是中共陝西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革命先驅和旬邑人民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冒著生命危險開展革命鬥爭、創建革命武裝、為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旬邑起義失敗后，旬邑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許才升等同志從被捕到犧牲，一直高呼口號：“共產黨人是殺不光的，我們的仇是有人報的”“二十年後，我們的鐮刀斧頭會斷送你們的性命”“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一代代革命先烈前赴後繼，孕育形成了“敢舉紅旗、不畏犧牲、矢志不渝、英勇不屈”的旬邑起義精神。正是在這個精神的指引下，黨在旬邑地區的革命鬥爭雖屢遭挫折，但卻能最終克服困難，走出困境，建成紅色政權，迎來全民族抗戰。因而，旬邑起義精神是馬欄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頭之一，是旬邑乃至陝西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仍具有重要時代價值。